苏东坡和章惇是自幼极亲厚的朋友。他们两人时常同阵出去游山玩水。有一天东坡和章惇同游仙游潭。潭下是万仞的悬崖绝壁，两岸很陡很狭，用横木架个飞桥。章惇推东坡过去题壁，东坡死也不敢过去。章惇却迈开大步走过去，用绳索系树，蹑着一下，神色不变的，用漆墨濡笔，在石壁上大书“章惇苏轼来游”六个大字。东坡拍着章惇的背说道，子厚必能杀人(惇字子厚)。章惇问东坡何以见得。东坡说道：“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 章惇呵呵大笑。这是一件有名的故事。章惇这个人果然是敢作敢为的，后来做出惊天动地的非常举动来。东坡一时的戏言，其中确乎含有至理。凡是自己能舍得性命的，必然能做出非常的大事，能要别人的性命。知道这个故事，懂得苏东坡这句话的，就可以了解日本人的自杀，了解日本的民族性。
中国人论日本民族性的书很多，无待我来介绍。西洋人论日本(编者按：应为“人”)的书，我见的也不多。据我看，最有价值的要数美国荷马·李将军的《日美战争论》和薛莱尔氏的《日本向世界挑战》，这两部书为最有见识、最有价值。荷马·李将军是世界知名的战略家，最有远识卓见。远在辛亥革命之前，国父就十分器重这位天才的军事家。民国元年，国父在南京就第一任大总统，就聘请这位李将军为军事顾问。国父一生行军用兵的谋略，很受李将军的影响。记得辛亥年冬天，我在南京看见仪凤门内英国领事馆和旧水师学堂的左近，有一座沿马路的洋房，门前挂一块黑字的牌子，“李将军行辕”。我那时候年轻，不知道李将军是谁，问旁人也都不知道。民国二年冬天，我在东京，才听见一个日本人说，美国有一位老军官，名叫荷马·李，是国父的顾问。不久又在日本报纸上看见《日美战争论》日文译本出版的广告。我本喜欢看小说，更喜欢看打仗的热闹小说，赶快花几毛钱买了一本，看起来十分的有趣。李将军真有远识，他料定美日两国必有一场大战。他为要警醒自己的国民，故意地说美国必败，日本必胜。他在三十多年前预言日本的海陆军怎样去攻取菲律宾，怎样地袭击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军港。三十多年之后，他的预言一一都中。去年日本海陆军攻取马尼剌（马尼拉），进兵的路线，几乎和他的预言一点不差。他所没有提到的，只有航空母舰、零式战斗机和降落伞之类最近发明的武器罢了。海陆大军的战略，可以说是完全都应了他的话。日本人要出兵攻取菲律宾、南洋群岛、太平洋上军港，其运兵行军的策略，本有地理上的必然途径，见识高远的军事家，事先推测出来，这还不算怎么奇。最可佩服的就是李将军能深切地认识日本民族性，由这上面，早早地预料着三十多年后日本的战略。他的书上所注意的不仅是日本舰队主力舰的排水量几万吨，大炮的口径十几英寸，他所深深注意的，细细描写的，是日本东京九段坂上的靖国神社的状况和每年大祭时国民怎样热烈、怎样虔诚的光景，写得十分生动、十分详尽。要知道，靖国神社里所奉祀的忠烈，并非全是在沙场上战死的人。这中间“阵亡”的不过少数，大半都是自杀的。李将军对于日本人的自杀，认识得十分清楚。他说最足以表现日本民族性的是日本的自杀、日本人自杀的方式。薛莱尔氏的书，也能深切地看透这一点。薛氏久居日本，深通他的语言文字，能读日本各时代的文学作品。所以，他能真正地了解日本民族的特性。他的书上把舞台上的自杀操演和教育上的自杀练习，都叙述得清楚明白。他几部书有陈清农的译本，近年才出版。坊间很容易得，我不用再介绍批评了。
自杀这件事的是非善恶，尤其是中国和日本人自杀的是非善恶，我们是要用另一种眼光看的。西洋人只知道耶稣，因为耶稣教的经典上说自杀是一种罪恶，就不管哪一种的自杀都一笔抹杀，一概认为罪过。宗教上的义理既是如此，哲学上的评论也无二致，以叔本华先生那样的悲观厌世的思想家，也都极端地反对自杀。不过他的说法很高超，他认为自杀是只能把一己的肉体毁灭，并不能得真的解脱。佛教的经典上，对于自杀也不赞成，可是也有罗汉以自刎而证果的。有名的大菩萨龙树，就是用干茅草刎颈而死的。据我看来，还是中国圣贤的说法最有道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自杀的是非善恶，是要看“为什么”自杀，才能论断的。市井的匹夫愚妇，因为闲是闲非吵架，一时心灰，悬梁跳井，吞金服毒，这诚然是一种罪恶。还有一等存心要害别人，服毒自尽，好让自家人借尸讹诈的那更是下作的行为。至于以一死殉国殉道，如中国陆秀夫之抱帝昺蹈海，希腊苏格拉底之从容仰药，这都是伟大的人格完成。我们只当敬仰他们的忠贞壮烈，不能有丝毫的非议。就在西洋人写的悲剧里，如莎士比亚戏剧里的一齐自杀，也不能一概都视为罪恶。何况古今中外无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烈士呢。
日本的历史，简直可以说是一部自杀史。自古以来，无数壮烈的自杀，真是罄竹难书。日本人所最崇敬的忠烈楠木正成，也并不是战死，乃是转战到凑川，势均力竭，说着“七生报国”，和他的兄弟拔刀互砍而死的。“忠臣藏”上，赤穗四十七义士，各个人都是切腹的。世界上自杀得最庄严的，不得不摆日本人。日本古代武士的自杀，真是一件大事。他们是有一种自杀的礼服，谓之“白装束”，在预定的日期，约会亲友，宴饮告别之后，穿起这种“白装束”来，坐上高台，先用刀在腹部一刺，割一道横裂口，再割一道直裂口，把肚肠掏出，再在喉头自刺。他们要讲究自杀得规规矩矩，不许乱刺，不许歪倒。要是年纪老了，才可以请一位至亲密友，帮助他刎颈断头。论他们穿着自杀礼服，登台表演，这也并不稀奇，因为这类的自杀都是奉到君上的切腹令，等于中国古代的赐死，赐自尽。前代大臣的赐自尽，算是格外加恩，免了捆绑到市曹去斩首，也是先要素服望阙叩头谢恩，然后到屋里悬梁自缢的。在临死的时候，也是亲友去生祭、饯别。这种被逼着非自杀不可的，当然不会有人去拦阻他、救他的。所难的在他们的那样杀法。一刀刺进肚皮，割一道裂口，这已经极不容易为。何况要把刀拔出，再割一道裂口，又再刺喉刎颈，还不许倒下去，要讲究端端正正伏着死。上文说过的，日本历史上自杀的实在太多了，做一部大书也说不完。我现在只举最近代两三件著名的自杀为例。因为要知道这两三件事才能了解日本的民族性，也才能真知道日本陆海军。明治天皇崩，大葬那天半夜里，乃木陆军大将自杀了，他的夫人静子也陪他自杀。乃木大将是日俄之战攻取旅顺口的名将。明治天皇崩于国家全盛之时，在外国人看起来，实在不懂他为什么要自杀，可是据他早已写好的遗书上看，他的死志是决于几十年之前的。因为往年西乡隆盛造反的时候，乃木是一个中佐，率领一联队官兵去征讨。有一次战事失利，官军被围。乃木把联队旗交给一个军官，令他突围。这个军官战死，联队旗落入敌手。日本每个联队的军旗是由天皇在隆重的仪式之下，亲手交给联队长的。乃木认为失却天皇亲授的军旗，非一死不能谢罪。他又想着白死无益，不如以必死的心去为国家打仗。中日、日俄两次大战，他都建立大功，他认为总不能赎失旗的罪。所以在先帝大葬的时候，终以切腹自赎。他是六十多岁的老将了，他的夫人又不能帮助他刎颈断头，所以未能按照正式的“礼节”，只在腹部划了一个十字纹，就刎喉而死了。乃木是典型的日本武士，诗也有很好的。他在带兵攻旅顺的时候，有“征马不前人不语，金州城外立斜阳”之句，可谓情文兼至。战胜凯旋的时候，又有两句诗道“愧我无颜看父老，凯哥声里几人还”。因为他率领的第三军，屡次用密集队猛扑旅顺的要塞，死伤的士卒很多。他自己的两个儿子也都战死。他归国后口不言功。每见故乡的父老，总是流涕，说“我伤你们的子弟太多了”。民国元年他自杀，全世界都震动。西洋各国的刊物上著论批评的很多。大概都是以耶稣教的观点去看的，很少中肯的话。第二件著名的自杀是草刈中佐在火车上切腹。近代日本在国际会议上有两件重大的退让。第一次是在美国华盛顿会议上承认了海军主力舰对英美五比五比三的比例。就是日本海军主力只许保有对英对美五比三，对英美主力的总和成了十比三了。这在当时倾向民主立宪的政府，内举国力，外观大势，本是贤明的措施。况且这是以美国不加强甘姆岛的军备，日本重建陆奥号主力舰为条件的，日本并不算吃亏。因为只要日本不对别人取攻势，这个数量的海军也尽够维持国防的安全了。这回日方的代表是名将加藤友三郎。加藤是日俄之战辅佐东乡元帅建立大功的智囊，他如何会教日本的国防上受危险呢。伦敦的海军军缩会议，所商讨的是巡洋舰等补助舰艇的比例。日本当时正是民政党全盛的时期。主持其事的正是滨口、币原、若这班比较开明的政治家。现时的东条才是个地位卑微的少将。今日的海军统帅山本，正是一个专门的随员。那两次会议的结果，日本也都并不吃亏。日本是在条约所许的限度，充充实实地建造足了他的各种军舰。英国是老老实实地遵守信约，预定要造四条“豪德”级四万五千吨战斗舰的，结果裁减了三条。剩下一条豪德号，前年被德国新造的俾斯麦号击沉。一时竟没有四万五千吨的战斗舰。美国是更吃亏，在条约的空文上虽然争得五对三的比例，实际上并未建造，以致在战事发生的时候，海军实力和日本相等。据专家的估计，美国海军在速率上，比日本还要逊一筹，可是日本海军中的急进派将校竟认为这些条约是危害国家的，许多青年军官相约自杀。草刈中佐为最引人注意，在火车上用军刀切腹了。这一来也是全国震动，引起了海军内部和政治上的大波澜，内阁和议会的权力大受摧残。
第三件是古闲少佐的自杀。古闲少佐在上海和中国兵打仗，他受了重伤，昏倒在战场上，不省人事。恰巧中国有一位军医，留学日本的时候认得他。这位军医感于战时的国际道德和私人的情谊，把古闲少佐救起，极力替他医治。等到那年《淞沪协定》成立，古闲少佐的伤也痊愈了，把他送还日本军。不料古闲少佐是个典型的日本武士。他觉得被敌人俘获，无论俘虏的情况如何，总是军人的奇耻大辱，非一死不能涤除这个污辱。他到长官的墓前行过敬礼之后，开枪自杀了。这当然也震动一时。自军部的主脑以至一般社会上的人士，对古闲少佐都赞扬备至。荒木大将更是推许为日本武士的典型，认为日本精神的花。
自杀这件事的是非善恶究竟如何，那是要留待哲学家、伦理学家去讨论研究的，我们且不去管他。不过苏东坡说的一句话，“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却值得我们深深地注意。日本之“能自拼命”确乎是日本民族的强点。我们现在正和这个“能自拼命”的国家民族拼命，更要注意这一点。试看我们两国各出战百万的大兵，在几千里的战线上，打了几年的仗，到今天生擒活捉的俘虏一共才有几多呢。再看上次欧洲大战和这回欧洲大陆上的战争。每次大会战，每攻下一个城镇，俘虏总是成千成万的。法兰西一败，被俘的有一百几十万之多。意大利的军队更有趣。前次欧战和这回在北非，在苏俄的战线上，常常有整个军团师团，带着完全的武装，向人缴械投降的事。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东西洋人的思想根本不同，道德意识和伦理观念也有绝大的差异。东洋民族很能轻死重义，有宁死不辱的精神。每到临难的时候，总不肯苟免，不惜以一死表示成仁取义。西洋人则不然，他们固然也很勇敢，很壮烈，可惜所受的数学教育太深了一点，由精密的计算变成了聪明的打算。敌人和自己两方的人数，炮的口径射程，以及后方运输的情形，都算得清清楚楚。要在同等的情况之下，他们当然也很能打的。可是一遇到枪炮口径射程数量都大相悬殊的时候，西洋人就认为这是无法再打的了。所以西洋兵在三面受包围的时候，就认为这是可以投降的，并不以做俘虏为耻辱。除了苏联这次的恶战之外，西洋兵很少溃围的事。唯有中国兵不知道这个。器械无论怎样差，配备无论怎样坏，仗总是要打的。四面被包围，八面被包围，也是要死守死拼的。五六年的血战，全军覆没，完全歼灭的事是常有的，缴械投降的事是没有的。日本兵也是如此，向我们缴械的并不很多。
我因为这件事关系极大，将来反攻的时候，决定战略战术，都很有重大的关系。甚至于将来战事终了之后，我们要怎样去应付这个紧邻，也都有注意到这一点的必要，所以不惮辞费，说了这许多的话。我还有很多的话要说，预备在报上和国人从长地商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