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教了我文言文体，我也照例用文言写信。可是，每封信虽然格式固定，内容却不同。因为母亲没空教我怎么把不同的内容变成固定的格式，我只能在每封信的开始和结束时用固定的格式，中间部分得发挥我的创造性写出内容。结果，我的信的开始和结束符合传统的文体和礼节，中间部分的内容却是用我家乡的方言写的，其中还夹杂了很多我自己发明的词以配合方言的发音！母亲看到我的信笑了起来，可是她让我一字不改地把信寄给父亲，因为她觉得里面充满了真情，父亲会喜欢。很多年后，大伯的女儿告诉我，当我的第一封信寄到北京时，父亲和大伯觉得我信的特别的文体和新颖的处理很有趣。所以我虽然胆敢违背信件文体的常规，父亲也鼓励我多写信，说我的信很有创意。
从这件小事里我懂得了不少道理。首先，它告诉我，为自己的思想感情寻找有创意的表达方式并非可望而不可即。第二，它使我后来很同情一个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同学倡导用中国的白话取代文言，并以白话作为国民文学之本的努力。当其他所有的中国留学生反对他这种文学革命的设想时，只有我给予这个孤独的斗士以道义上的支持。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在这场论争中支持他的原因：童年时代用白话写信是我早年教育中唯一觉得有趣生动的经历。就算我爱好的古典诗歌也不能与这种自由的表达方式相提并论，因为我对诗歌的爱好充其量只是被动的接受，而用白话写信则是积极又有创意的。第三点只是第二点的演化：我教会了我的孩子不但要用白话，而且要通过写信表达他们的观点和感情，结果再令我满意不过了。
回头再来说在我少女时代激励过我的因素。除了梁启超之外，我还受到过别的人物和书籍的影响。那时候我读的另外一本书是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仁学》。这本书中富有创意的思想，对传统事物的大胆攻击，对问题根本的无畏探索，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为我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我们只有脱掉自己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外衣才能真正认识我们自身和我们的问题。这本书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版的《裁缝穿新衣》，因为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卡莱利（Thomas Carlyle）的同名讽刺性散文正是描绘了一个德国哲学家如何发现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反而妨碍了他对现实的认识。
谭嗣同出生在官宦之家，他父亲是某省的总督，但他的继母对他恨之入骨，有几次甚至怂恿他父亲要儿子自杀。因此他很年轻时就皈依佛教以求得安慰，他在书中说：“我感激父亲同继母所给予我的痛苦，因为那些痛苦，我已经对死亡无所畏惧了。我九死一生的经历让我随时准备牺牲这劫后的余生。”这就是一个中国烈士的人生哲学和英雄主义精神，它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谭嗣同是1898年维新变法运动的领袖之一。当反动的慈禧太后的手下发现了他们宫廷政变的计划前往捉拿他们时，他本来也有机会和梁启超一起逃跑。可是他对梁启超说：“中国需要热血志士和知识领袖，热血志士能振奋人心，知识领袖能领导国家走向富强。让我来献上热血，你来当知识界的领袖吧。”因此他拒绝和梁启超一起逃亡，而坦然就擒。梁启超则流亡日本，专心致志地从文化上领导中国的年轻人。那天晚上，这个九死一生的人在死牢里度过他最后的时光。戊戌六君子被处死时我父亲在北京，他告诉了我们他的亲眼所见。他说，在去刑场的路上，学问高深、人品高尚的其余五烈士都不由自主地恐惧颤抖，只有谭嗣同双手合十，神态平静安祥。他正准备作出最后的牺牲，为中国的富强献上他的热血。
不言而喻，谭嗣同的生平让我热血沸腾，正如他的朋友梁启超让我年轻的头脑兴奋不已一样。因此，这批维新运动者不但为我本来就燃烧的冒险精神火上加油，而且为我的知性发展指明了道路。但知性发展需要必要的工具。也就是说，为实现我的志向，我需要接受教育以获取必要的知识和训练。
那时候新式学校刚刚兴起。虽然它们开始时数量有限，机构也简陋不全，但它们为后来学校教育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而且，它们是新生进步事物的象征，是从外国传来的机构模式。这些“学校”显然满足了当时青年男女追求知性发展的心理需求，因为他们爱冒险的头脑永远搜寻着遥远新鲜的事物。所以，那些不完美的学校很快变成了我那样的孩子的梦想，我开始把知性发展方面的全部渴望凝聚在一件事上：上学。
在这点上，我母亲的三哥，我们叫做三舅的，对我影响深远。我还是小孩子时，他就去广西做官了，后来又调到广东。在那些地方做官，他有很多机会接触外国人，特别是广西的法国人和广东的美国人。这样，他亲身接触了外国文化，并对它们衷心仰慕。他每年回家探望外祖母时，总会讲些奇妙的故事。
因为他宠爱我，我不怕他，常常在他每天早晨还没起床时找他说话，因为那时候我能独占他的谈话，而且可以发问。他讲过关于美国人的一个故事。他说，他们住在我们脚下，倒着走路，因为是他们的脚而不是头对着我们。接着他又告诉我从这些怪人那儿来的女医生，她们在广州开设了一家医院。他太太刚在那家医院治好了一种顽疾，所以他对那儿的医生称赞备至。不仅是医生，她们的生活方式也是他仰慕的对象。他会宣称：“她们用的手纸比我们写字用的纸还要白！”这一半是出于真心的羡慕，另一半是为了让外祖母大吃一惊。外祖母无法容忍对外国人的任何赞美，差一点被她儿子胆敢把神圣的中国宣纸和外国手纸相提并论的大逆不道的言论气死：外国文化的影响显然让她儿子自轻自贱！
但三舅不敢在她面前提出的是外国的婚姻观念。她不在时，他压低了声音告诉我们，以美国女医生为代表的外国人“自己找婆家！”这话让我们都红了脸。看到我们难为情，三舅得意地更加逗我们说：“这可是个好风俗，姑娘们。等我的女儿长大了，我会让她们自己找婆家。她们就是不愿意，我也要逼她们。”这对我们所知的女孩子应有的端庄纯洁的观念冲击太大了，我衷心感谢老天我不是美国女孩也不是舅舅的女儿。让女孩不知羞耻地自己找婆家实在太可怕了！当然，我当时对谁都没说过这种恐惧。提到这种恐惧就是表明你在考虑婚姻恋爱的事，那就是不正经。很多年过去了，这个激进分子的女儿都嫁了父亲为她们选的丈夫，而那个听到自己找婆家脸红的小女孩却嫁了自己选的丈夫。人世间的事真是变幻莫测！
看到我急于上学，三舅对母亲说：“为什么不让她去广州上医学院呢？要是你想让她学医，只有西医值得学，中医都是废物！”这个建议让我欢呼鹊跃，我恳求母亲让我跟舅舅一起去广州上医学院。虽然我其实从来就不想学医，去广州上医学院还是上学，任何学校都比没学上好。
几个月后，父亲被北京的政府派往四川做官，这意味着他和他的家人都得迁往四川居住。因为四川是个落后的省份，没有新式教育，我不愿意去。这自然更加强了我去广州上医学院的渴望，尽管我担心这个渴望会和我童年时期别的梦想一样只能是个梦。真的，要是我们后来离开老家时父亲跟我们在一起，我相信他绝对不会允许我自己去广州，那儿离开四川的省会成都坐汽船都要三个月。可是他正巧在那年夏天就先行出发去四川了，母亲则将带着孩子们冬天再走。所以三舅提出那个建议时他不在家。母亲是个凡事随缘的人，所以并不阻挠我的愿望，特别是因为我的舅舅舅母都住在广州，我姐姐又很快要嫁给在那儿一所学校教数学的一个男人。
接着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和母亲打定了主意。
我舅舅在那年秋天离开我们去广州上任时，母亲带着我们姐妹去为他送行。出于常规礼貌，我对他说：“请代我给舅母请安。”他说：“哎，你不是要去广州亲自给她请安吗？”接着他转身问母亲：“我说得对吗？”母亲没回答，她看着我说：“你说对吗？”我激动地说：“对！”舅舅说：“你可不能反悔，小姑娘。你知道君子决不食言。”这个挑战对我意义太重大了。我几乎含着眼泪庄严发誓决不食言。
我的人生道路就这样决定了。我所有的志向和模糊的渴望都转化为一个简单实际的程式：去广州，在舅舅舅母的照顾下上西式医学院。除非我愿意牺牲自尊反悔，否则这条路就永无回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