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长大以后才明白母亲话里的意思。要是我藏了什么写的东西不给母亲看，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我收到一封男人写的情书，要么我自己写了一封情书。不管是哪种情况，一旦被发现，那一定会成为街坊四邻流传的丑事。他们会窃窃私语说：“某某人的女儿在跟一个男人通信！”一个体面人家绝对不能允许这种事发生。女大当嫁，这当然不用说，可是丈夫要由父母选择。女人绝对不能有情人，只有轻浮放荡的女人或者无知阶级的女人才会有情人！有教养的大家闺秀应该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否则她会为社会唾弃。圣人不是告诫我们“男女授受不亲”吗？
这就是旧中国中上层阶级的生活，但下层人的生活要自然活泼得多，因为圣人之言没有传播到那儿。男人女人常常见面：在集市上，田野里，蓝天白云下，河畔溪口边。他们彼此唱着情歌，谈笑风生，婚前就是好友。但这种情况却受读书人的鄙视，他们认为只有无知穷苦的下等人才那样做。既然如此，中国的青年男女漠视甚至厌恶婚姻又何足为奇呢？没有爱情甚至婚前相互完全不相识的婚姻能是什么样的婚姻？显然，一场鏖战在等待着那些想要在社会上和家庭里介绍对待两性关系的现代态度的人。我这个故事中将不乏这种斗争的具体事例。
我童年时代的道德环境十分传统。如同旧中国任何一个士大夫家庭，它的精神十分类似于安德鲁萨克逊国家中流行的对生活所抱的清教徒式的态度。从那些国家来的传教士顺理成章地完全赞同中国文化中的传统道德标准；虽然在宗教观念上他们可能和中国的儒家老先生们互相轻蔑敌视，但对于中国传统道德标准的消失他们同样悲叹伤怀。
在这种传统的氛围中，弥补我智力发展欠缺的唯一因素是我生来就有的强烈好奇心。即使在童年时代，我也凡事追根问底，直到好奇心满足才会罢休。比方，我常常问自己，父亲为什么那么专制，为什么我必须听从他不合理的命令？为什么我又必须背诵那些毫无意义的字句？为什么不准我去放风筝？当我不能从母亲那儿得到我所希望的慈爱，当我不能喝足我所渴望的牛奶（那时候我们已经像西方人那样喝牛奶了，尽管那仍旧是一种奢侈的生活习惯），我孩子气的逻辑就会把这些失望归咎于我的弟弟妹妹太多。因为我的这些问题始终没有答案，我暗暗对自己发誓：我一定不会不公平，我长大有权后，就是对佣人也不会不公平；我今后自己有了孩子一定对他们一视同仁；我绝对不要太多的孩子。
不过，我童年时代的有些经历超出了个人的斤斤计较，我所以对它们感到好奇不是因为它们让我不高兴，而是因为在我看来它们不合情理而父母亲的回答又不能满足我的好奇心。回顾往事，我过去的好奇心看来并非完全是出于孩子气。实际上，我记忆中的有些经历很值得现代社会学家的严肃思考，因为它们不仅为我们那一代人的道德生活提供了具体的例子，而且为西欧比较古老的文化和苏俄比较新的文化影响造成的现代中国的道德论争提供了很好的历史背景。
在我童年的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一个经历和“望门寡”有关。那次事件大约发生在我持续记忆形成以前，我三四岁的时候吧，因为除了这件事之外，当时发生的其它事我什么都不记得。关于这个经历，我现在记得的只有这些：母亲告诉我们有个新娘那天要来我们家吃中饭。在孩子的心中，新娘总是个年轻美貌的姑娘，虽然她可能怕羞，但一定打扮得很漂亮而且很高兴。她的轿子到了大门口时，我们全都心里嘭嘭地等待着。但我们看见那个新娘时都惊呆了。她身穿重孝，满脸泪水。她跟母亲说话时，俩人都哭了。我稍大后，问母亲那个新娘是谁，为什么她跟母亲都哭，为什么她身穿重孝，为什么她再没来过我们家。母亲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
我父亲的一个和母亲同年的侄子没结婚就死了。因为他家属于士大夫阶级，他的父母问他的未婚妻是愿意嫁过来守寡还是另嫁他人。（应该指出，虽然旧中国的一些社会习俗很残酷，但个人多半还是通情达理，愿意变通刻板的道德标准的。）虽然那个女子心里可能不愿意，因为她从来没见过她的未婚夫，但她也出身于士大夫家庭，所以没有勇气去冒犯亲戚朋友的流言蜚语，怕被他们贬低为“花蝴蝶”（相当于英语里的“阿飞派”，“the flapper”），所以她说她愿意嫁过去守寡。
崇拜中国文化中抽象观念的人也许会和中国的老先生一道拍手叫好，说这是自我牺牲的最高精神表现，理应在视频频离婚为家常便饭的这一代人中推广。但对于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健康、善感的女人来说，情况就不同了。请听下去。当我伯父伯母听见这个消息，他们为一个贞女嫁过来光耀门楣而狂喜，他们决定她的轿子进门时给予她至高无上的荣誉。当她的轿子在鼓乐喧天声中到达时，她的公公婆婆跪着迎接她。这种礼遇非同小可，对一个选择了未婚守寡而不是正常健康、虽然总会带着污点的婚姻生活的年轻女子来说，这大约是莫大的鼓舞。接着，新娘由她的一个代替她丈夫的小姑陪着参拜祖宗的神龛。整个仪式中新娘一直穿着华丽的礼服，强忍住悲号照常规拜见公婆和别的家庭成员。然后她换上重孝，一下子变成了寡妇，必须放声痛哭。当她来我们家时，她已经开始守寡，成了一个对她来说完全陌生的“少爷”的“少奶奶”。然而社会道德礼节规定她必须对“少爷”保持忠实，至死不渝。这点她做到了，因为一年不到，她就追随亡夫于地下，恐怕她在那儿的一群陌生人中也很难认出他来吧。
我还记得的童年时代另一个相关的经历。一个漂亮的女人来我们家，听别人都叫她“花蝴蝶”，我问母亲为什么。母亲说这是因为她的未婚夫夭折后，她父母问她愿意守寡还是再嫁，她说：“随你们作主”，意思总是说话人想要什么但不好意思直说。因为中国人生活中存在的人情味，未婚守寡必须出于自愿，所以她又再订亲结婚了。但不管在外表上还是她的内心深处，她一直不能摆脱社会舆论强加给她的污点，这是我们西方的姐妹难以想象的沉重的十字架。可见，中国人的道德生活中虽然有人情的因素，但社会舆论的份量是如此沉重，那一点人情味很容易就被辗碎了。
未婚守寡虽然不那么普遍，因为女孩子的未婚夫死了还可能有机会再嫁，但士大夫家庭的已婚女子不管丈夫死时她们多么年轻，都会毫无例外地守寡。如果她有孩子，或者来自有钱有势的家庭，那么她受的苦可能只是感情方面的。可如果她没有孩子，或者来自无钱无势的家庭，那么等待她的将是终生地狱般的煎熬。幸运的是，这种情况下，她一定活不长久。对于她，早死是一种快乐的解脱。在此让我再举个例子。我的一个堂兄结婚才几年就去世了。他的太太来自一个著名的学者家庭，她自己也很有文化素养。她的婆婆是我的大姑，也是一个才情出众的女人，把她当女儿一样看待。可是她的小叔夫妇有鸦片瘾，对她也十分恶劣。不幸的是，她有个女儿，因此她不能设法谋求早死。我在这家度过几个夏天，看到这个高尚的女人默默忍受身体和心灵上的痛苦，我的心都要流血了。为了不让她慈爱的婆婆难过，她总是在自己房间的一角哭泣，希望有一天她的女儿找到好的归宿，她也好得到安息。她的女儿出嫁后，她果然很快去世了。但她的女儿因为慈母去世悲伤过度，竟也随即谢世！
这些和别的相似的经历让我成了一个惹人讨厌的好奇的孩子。父母和别的长辈都怕我的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那些都是无法回答的。再说，就算他们回答了，我也很少感到满意。我的好奇心不能满足时真难受啊！
至于本章中提到的医学书，我直到十三岁才读完。那一年，我“发现了自我”，踏上了一条自己选择的道路。以后我发现，这条路上充满了激流险峰和形形色色的其他危险。但这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不管晴雨，无论安危，我都心甘情愿、头脑清醒地迈步向前直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