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较经济学的研究中，通常采用模式和实例相结合的方法。在以往的比较经济学文献中，通常以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等作为实例，因为这些国家向市场体制过渡较早，现在情况有所不同，作为计划体制诞生国的俄国，正在向市场体制过渡。过渡又称为转轨或转型，但是，我们这里仍采用过渡这个词，也许我们对过渡时期比较熟悉。我们经历过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现在，西方某些人士又把俄国称作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前面已经说过，我们不采用“主义”比较法。但是，不能否认，俄国经历了两种体制，即市场体制和计划体制转轨或过渡的许多复杂的情况，值得我们把它作为实例加以研究。
（第一节）俄国改革的历史前提
制度变迁带有路径依赖性质，俄国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过渡经历了很长的时期，因此，我们必须研究俄国改革的历史前提。
俄国的计划体制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种体制的理论来源于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一个等级制的大工厂，这种大工厂能像钟表一样准确地运行，每个单位和个人要像齿轮和螺丝钉一样服从等级制的中心指挥。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对俄国经济学的研究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俄国的经济学界也要服从中央的权威。
在20世纪50年代，在前苏联经济学界可以讨论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和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
在这种讨论中，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价值规律是否提供确定价格的基础，价格是按照《资本论》第一卷劳动成本确定，还是按照《资本论》第三卷生产成本（包括资本成本）确定。
2．价值规律应该被理解为马克思所说节约时间的规律，价格应该被理解为由最优计划确定的。
3．把价值规律和商品货币关系同市场联系一起，市场往往同自由联系在一起，同中央的权威会产生抵触。
第一种讨论可能带有学究气，第三种讨论在政治上太敏感。实际上，第二种讨论更能得到中央权威机关的支持。
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后，俄国的数理学派兴起了，其代表为康托洛维奇、诺沃希罗夫和涅姆钦诺夫等，他们形成了最优计划学派。他们实际上是用社会工程师的观点来设计经济体制，以克服计划体制所具有的信息和动力结构上的缺陷，但是，仍可以保留中央集中的决策结构。他们认为，用数学计划方法可以维持计划体制的制度框架。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可以使中央计划保持一致，经济增长模式可以使中央长期计划更有效。经济核算制可以使企业具有激励的刺激，地区发展计划可以使中央和地方发展计划平衡。
在康托洛维奇、诺沃希罗夫和涅姆钦诺夫等看来，用最优计划方法计算出来的影子价格就可以给企业确定最优计划任务，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计划当局必须给企业规定各种各样的指令性计划指标，在最优计划学派看来，可以用经济参数来代替指令性的计划指标，通过经济参数形成的最优计划计算的各项经济指标，可以使企业实现中央计划当局希望它们实现的目标。
用社会工程师的观点来看待经济体制，可以避开许多政治敏感的问题，例如市场问题、企业的产权问题、等级制的政治结构问题以及涉及经济政治制度的改革问题，等等。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年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派是阿甘别疆的新西伯利亚的工业研究所和莫斯科的数理学派（提出150天改革计划的沙塔林就是来自数理学派），这两个学派实际上都受到康托洛维奇等数理学派的深刻影响。
戈尔巴乔夫特别把涅姆钦诺夫在60年代发表的关于经济核算的文章作为他的改革的理论指导。
（第二节）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改革
戈尔巴乔夫当上苏共总书记后，批判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停滞，在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又提出了加速发展战略，接着“改革”的调子愈唱愈高。1988年1月1日，前苏联《国营企业法》开始生效，前苏联改革进入了实施阶段。
前苏联的《国营企业法》的制订显然受到上述莫斯科数理经济学派和阿甘别疆新西伯利亚工业研究所的影响。《国营企业法》的中心是实行全面经济核算，并推行统一的经济定额。他们设想，将由国家来确定这种统一的定额，以便把国家的集中管理和商品货币关系的积极作用结合起来，把指令性计划改为国家定货，并发展批发贸易。
在前苏联《国营企业法》公布不久，我们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1988年第2期）上已经指出：事情并不像前苏联体制设计者们所想像的那样顺利。
当时前苏联的学者用一句乌兹别克民间的谚语来评价前苏联《国营企业法》，即“第一钮扣扣错了，其余的钮扣也都扣错了”。前苏联改革扣错的第一个钮扣是“推行完全的经济核算”。因为，在市场不发展和价格不合理的前提下，是不可能做到企业自负盈亏的。因此，就出现了第二个扣错的钮扣，“保留控制数字和现在改名为国家订货的国家任务的指令性质”，因为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名为实行完全的经济核算，实际上企业愿意增加自己利润，而不愿向国家上缴利润，于是绕了一个圈子，又要保留国家上缴利润等控制数字和国家订货的指令性质。于是，第三个钮扣又扣错了，物资分配部门变成了“倒爷”。在保留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同时，又要发展批发贸易，其结果是把物资分配给地区物资部门，然后由地区物资部门倒卖给企业，让这些物资分配部门这些“倒爷”大发横财。看来，顺序应该倒过来，先发展市场，在市场竞争中形成合理的价格，然后才能反映企业的真正盈亏，也就可以取消国家的指令性计划，发展企业之间的批发贸易，把物资分配部门改为真正的商业机构。凡事总有一个正确的逻辑顺序，穿衣服、扣钮扣是这样，改革也是这样。第一步走错了，只能错上加错，甚至一错到底。
前苏联的改革错就错在不是把发展市场放在首位，因而不是把价格看作市场竞争的产物，而是看作价格制定者观念的产物，当时苏联有以下价格：
1．中央集中管理的计划价格。这里主要是指国营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的价格、能源和燃料的价格以及国家收购农产品的价格和房租等。这些价格都是由国家规定的。一般来说，这些价格偏低，但是，这同前苏联长期实行的低工资是相适应的。
2．国营商业的零售价格。这是前一种价格的继续和延伸。前苏联不少消费品的零售价格还是1926年规定的，60年来没有变动。但是，这些产品往往质量很差，无人问津，而真正需要的产品在市场上却买不到。
3．企业之间的直接贸易价格，即批发贸易价格。前面已经指出，批发贸易只是徒有其名，目前仍是按国家规定的价格进行的。这里主要是向供货者或物资部门送礼、贿赂和求情，他们拒绝购买并不会受到惩罚。
4．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超计划产品和新产品的市场价格。这种价格按国家规定的比例浮动。但这类产品很少，去年的超计划产品，今年就成为计划产品，时有时无，极不稳定。
5．合作社和个体经济商品的市场价格。这类商品随行就市，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受到群众的欢迎。但国家对国营企业限制过死，合作社和个体经济可以抬高价格，牟取暴利，这又引起群众的不满。
6．第二经济（影子经济）的市场价格。从鞋、服装、戏票、药品和各种票证一直到教师和官员的帮助，都在倒买倒卖。愈是禁止取缔，这种黑市价格就愈高。这种黑市多少可以缓解居民的不满情绪和减少行政机关的某些失误，因为居民至少可以得到某种东西。但是，这种黑市活动毕竟对社会秩序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后果。
前苏联存在的种种价格扭曲现象归根到底是由计划体制造成的，合理的价格只能通过培育和发展市场才能解决，所谓价格问题实际上就是市场问题。现在靠体制设计者来建立统一的经济定额，人为地来建立价格、制造市场这只能是一种空想。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初期，是存在着发展市场的各种机遇的。在当时前苏联的报刊上已可以看到发展市场的各种建议，例如，可以首先在消费服务有关的部门放开市场，如农业、轻工业、服务业等部门可以先行一步，或者对其中某些产品可以放开，例如，某些农产品或居民迫切需要的建筑装修材料，等等，也可以在某些原来商品生产较发达的地区或加盟共和国作些试验，或者也可以允许国营企业把生产的部分产品投入市场，等等。
我们在文章结尾中指出：“苏联究竟采取哪种发展市场的模式，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值得我们今后仔细观察。但是，苏联改革要取得成功，就必须从解决市场问题人手，这是从苏联改革的最初几个月的情况中已经可以看出的趋势。”
但是，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的设计者们并没有吸取教训，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中，仍然坚持统一的经济定额，力图把中央集中的管理同商品货币关系结合起来，这正如同钮扣原理所揭示的一样，第一步走错了，只能错上加错，而且是一错到底了。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错误导致的结果是，企业的完全经济核算是一句空话，但企业留利和职工分红的欲望增加了，国家对国营企业的控制能力削弱了，国家的财政金融情况日渐恶化，市场上的消费品和服务未见改善，但是，影子经济和投机倒把日益猖獗，人民没有从发展市场中得到实惠，反而面临着失业的威胁，原来的养老医疗保险得不到保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了，前苏联社会处于危机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前苏联的计划体制已经失去了自动进化的能力，国家陷入了激烈的政治动荡之中。
（第三节）没有疗效的“休克疗法”
激烈政治动荡的结果是前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解散，这标志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彻底失败。前苏联解体后，在西方人士看来，俄国和东欧国家处于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中。俄国财政经济情况已经严重恶化，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东欧和俄国推行休克疗法，顺序是先在波兰试验，然后在俄国推广。
休克疗法（shockthreapy）又称大爆炸式（bigbang）的改革，又称为外科手术疗法。它代表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其中心是通过迅速的一揽子改革方案破除计划体制，创造一个市场经济。
他们认为，转轨过程是无缝的织物（seamlessweb），结构改革，不能没有有效的价格体系，要建立有效的价格体系，不能不消除过度的需求，只有消除过度的需求，才能实现真正的结构调整，关闭那些缺乏合理基础的企业，出售国有资产，放开私营经济，建立破产制度，推行社会保障制度，等等。
他们提出的迅速的一揽子改革方案是实行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使本国通货可兑换，尽快放开价格，实行自由贸易，并实行私有化。
对于有人担心这种紧缩政策会影响经济增长，并使人民生活水平降低，他们持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重工业可能会下降，但是，服务业、住房和轻工业会加快发展，同时，在实行自由贸易后。外资会大量流入，人民生活水平会大大提高。
控制货币、放开价格，在联邦德国和日本从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曾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短缺经济的情况下，确实存在着隐性通货膨胀。遏制过度的需求，控制奖金和工资的过度增长，这无疑是在改革中应当注意的。但是，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市场和价格理论，能否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创造一个市场经济呢？
在1990年6月26日，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系教授缪勒尔（PeterMuller）发表了《大爆炸和进化》一文，对大爆炸理论提出了不同意见，论述了体制进化的观点。
他认为，首先要区别三种不同类型的体制，一是传统的中央计划体制，二是市场体制，三是混合体制。他强调，最重要的是在改革过程的起始阶段，如何使这种分权的混合体制成为具有生产性的阶段，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争论都是次要的。
他认为，中央计划经济在克服宏观经济不平衡方面是有效的，比较经济学但是中央计划经济不能对微观经济作出调整，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出现宏观经济失控主要来自分权化的改革，由于国家改善了对国营企业的财务约束，企业多借贷款，多发奖金，但是对经济状况的改善很少有作用，对这些分权企业实行宏观控制很难，所以被迫采取急剧的紧缩政策，而效果又很小。
他认为，计划经济同西方市场经济的最大区别是缺乏经济组织的淘汰和创新的自然过程，也就是组织制度不同，在匈牙利，80年代初，开始了所谓经济组织的创新时代，但是，一年之后，新企业增加的职工只占0．5％，相反，每年美国工业劳动力的2％是在新的企业工作。因此，他认为，制度和组织创新的效果会大大高于那种分权改革的效果。
他主张，在过渡时期，中央政府仍实施某些传统手段，使宏观经济保持平衡，使国有部门稳定（或适当增长），而使新生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增长较快。真正改革的好处将来自那些新企业的进入，而同时淘汰那些无效率的国营企业，这样，在改革的起始阶段，人民的福利立即会得到提高，为今后进一步改革创造良好条件。
相反，如果采取休克疗法，那么许多已实施分权的企业将会大批消失，而在宏观严重紧缩的前提下，新生企业不可能创办和发展，结果会造成严重经济衰退，从而引起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失业率的陡增，这对进一步改革是不利的。
他的结论是：“在过渡时期不可能指望从国营企业的分权中得到多少好处，国营企业的集权和分权对提高效益没有多大关系。最重要的是制度因素，而制度创新过程是进化的过程。”
缪勒尔指出：休克疗法代表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想，即建立新制度是不需要成本的。实际上，制度转换是需要成本的。企业组织是制度环境的产物，一旦环境发生急剧的变化，企业组织也会发生变化。但是，人们适应新制度是渐进的过程。应该有一段时间，使国有企业适应新环境，或者允许其行为方式不变，直到新的组织能替代它。这样过渡的步骤会使社会福利最大化。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麦金农对大爆炸式的改革同样持反对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