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上述关于城市化的定义的界定，我们可以认识到学者们对于“什么是城市化”这个问题的认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引起的城市的内涵的变化而变化的。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上述传统的城市化定义恰好符合工业文明早期城市化发展的特点--即人口从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或者说转化为城（镇）人口过程。而随着城市的发展，单纯从人口向城镇集中方面来界定城市化的内涵已经不能反映城市化发展的情况，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事实上，就中国目前的城市化发展情况而言，“就地都市化”、“乡村都市化”等等情况已经出现，并且有扩大的趋势。所以，从乡村生活方式的转变、从城市价值观念的渗透等角度去重新看待城市化的问题，已经越来越多地为学界所接受和重视。而这种情况在本书所涉及的部分平话人村落里面也存在和发生。
人类学家周大鸣等在研究中国乡村都市化问题时，就采用上述后现代的城市化的定义，将乡村都市化归纳为生活方式转变的过程，即从乡村生活向都市生活转变的过程。并将此概念进行操作化处理，把都市化归结为五个方面：一是人口结构的分化，从事非农业的人增多；二是经济结构的多元化，第二、第三产业比重逐渐增加，农业经营方式从传统农业向外向型、商品化、现代化农业的转变；三是生活方式的都市化，人们的衣食住行和休闲生活向都市生活转变；四是大众传媒日益渗透到乡村社会，成为乡村社会变迁的动力之一；五是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从保守、落后、守成转为开放、先进和进取，人的文化水平提高，人的总体素质提高。
上述这种从生活方式的转变、从城市价值观念的渗透等角度去重新看待城市化的问题，对城市化的概念的界定以及概念操作化的处理，对于我们分析南宁市平话人村落在城市化下的社会文化的变迁是颇有益处的。
其次，城市化包含“农村的城市化”和“城市的城市化”两个方面。“农村城市化”又包括乡村不断转化为城市并最终为城市所同化和乡村本身内部的城市化。“城市的城市化”是指城市自身的发展。同时“城市的城市化”可以带动“乡村的城市化。”而“城镇化”是农村城市化的一种途径选择，但并不是农村城市化唯一的途径。“一个国家如果城市数量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强，就不应实施城镇化，而应通过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实施城镇化是推进农村城市化的一条重要途径，但决不能把两者不加区分地等同起来。”对于这三个概念区分，就是要说明在一个城市周郊的村落，它们所发生的变迁可能是三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一方面是城市的城市化所引起的外向发展，把近郊的乡村纳入的城市发展体系中，使得它们逐步向城市转化，最终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城镇化的实施战略也会对村落向城市化发展产生影响；此外，乡村本身内部也可能发生城市化（也就是城市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通过媒体等向农村的渗透等）。而这三种因素又是交织在一起的。城市的城市化是人口、资本等要素向城市积聚和城市经济能量向周围地区扩散的过程，因而城市的城市化一方面会极大提高该城市本身的质量并增加其城市竞争能力，另一方面还能带动周边地区的城市化的发展，推进城镇化发展，另外也对农村产生渗透和影响。而周边的农村、城镇的反展也会对城市本身的发展产生反作用。换而言之，“城市不是一个孤立的地理单位。城市是关联体，与本地区、本国家的农村、城市以及国际进行交往。城市的辐射不是静态的，常常某些圈会扩展到其他的地域。城市既影响其关联体，也有其反辐射。这种关系是能动的和反馈的。我们通过审视职能与外在关联体的能动关系，就能分清城市之间的差异和对行为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故而，我们分析南宁平话人村落的变迁，是把它放在广义上的城市化的概念下来进行的，即涉及到南宁市本身的城市化发展，同时也考虑到城镇化战略的影响以及农村城市化等多重因素。
再次，加拿大学者麦基（T.G.McCee）总结了亚洲的城市化进程独有的特点而提出的Desakota模式概念也是我们分析位于南宁市郊平话人变迁的一个框架和工具。在印尼语中，“desa”为乡村，“kota”为城市意思，“Desakota”一词被顾定国翻译为“城乡融合区”。麦基发现，随着第三世界城市浪潮的出现，特别是亚洲城市化的进程中出现了与传统的欧美城市化不一样的特点和情况。过去30年亚洲许多国家所发生的急剧的社会文化变迁多发生在大都市中心之间及其边沿地区。这些变迁包括农业生产活动的日益多样化和商品化，外资输入的增长以及基础设施的改善等等。这些变化使得城市和乡村的联系更为紧密，城市和乡村的传统差别逐渐模糊。在地域组织和空间结构上出现了一个类似有特色的地域类型，即以农业活动和非农业活动并存并且进一步融合为特征。这样的地域既非城市，亦非农村，同时有表现出城乡两个方面的特点，即“城乡结合部”模式。这种模式被很多研究中国乡村都市化的学者运用来做理论分析。同样，在南宁平话人变迁的研究中，这一模式也潜在地被运用。因为，南宁平话人聚集的村落在地理分布上，刚好多数都集中在“城乡结合部”，因而，我们在看待南宁平话人的变迁中，村落中的很多方面都带有“城乡结合部”的特征。
在2000年7月举行的世界城市大会，把城市化定义为：城市化是以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和集中为特征的一种历史过程，表现在人的地理位置的转移和职业的改变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演变，既有看得见的实体变化，也有精神文化方面的无形转变。
关于城市化进程的阶段划分，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较为普遍的观点是：城市化发展在时间上的规律性主要表现为，当城市化率低于30%时，是城市化发展的初级阶段；当城市化率达到30%的时候，便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当城市化率达到60%-70%时，城市化发展将进入相对稳定的状态。城市化演进过程呈现出“缓慢--加速--缓慢”的阶段性特征。
从上述这些城市化的定义、功能以及城市化进程阶段划分中，可以看出：城市化实质上是农业、农村经济向工业、城市转移和聚集的过程。城市化是指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人们从事经济、政治、文化活动，为节省时间和其它资源向特定空间聚集的过程，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带有自然规律性的现象。如果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审视，那么，城市化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通过工业化转移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而工业化则创造了企业群落，需要聚集地。这种聚集地的出现，就是我们所讲的城市化。可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工业化，城市化是一个三位一体的命题，是不可分割的。对于城市化，我们不能停留在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的片面认识上，更为重要的是城市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在世界城市化大会上的定义明确指出：城市化既有看得见的实体变化，也有精神文化方面的无形转变。所以，我们要不仅从量上，还要从质上全面看待城市化问题。另外，在不同的阶段，城市化的内容和重点也不相同，在初级阶段，主要表现为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在以后阶段，则主要表现为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城市功能的增强。
当然城市化问题研究的理论也很多，主要有：①区位理论：冯·杜能的农业区位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克里斯托勒的城市区位论；②结构理论：刘易斯的两部门经济发展模型、费景汉和拉尼斯的“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③人口迁移论：拉文斯的人口迁移律、配第-克拉克定理，库兹涅茨运用丰富的统计资料证明了克拉克所提出的理论；④非均衡增长论：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弗里德曼的中心-边缘理论、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论、赫希曼的非均衡增长理论；⑤生态学派理论：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论、以帕克为代表芝加哥古典人类生态学论、伊利尔·沙里宁的有机疏散论、马世骏和王如松的生态城市论、钱学森的山水城市论等。
总而言之，关于城市化的内涵非常丰富，城市化理论也精彩分呈，这无疑为本书所阐释的平话人社区的城市化变迁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分析框架与研究角度，这部分理论的运用将在后面的章节里面结合具体的实例详细地展开。
（三）南宁平话人变迁研究的意义
汉族南迁入桂，是中国民族迁徙史上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华南及广西开发史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自秦以后，汉人的南迁除从浙江进入闽北的一部分外，其余汉人基本上是先南迁到湘南、赣南，然后越五岭，进入岭南的桂北、粤北。因而，湘、桂、粤、赣四省区交界的这个地区是汉族南迁集结的枢纽地区。从理论上来说，我们可以推测汉人在其南迁的过程中，势必在湘、桂、粤交界之地不断沉淀。不同时期迁入湘、桂、粤交界处的汉人又与当地的土着少数民族互动、涵化，从而形成当今平话人及平话复杂的状态。
而从平话人的整体分布来看，由于宋代狄青入桂镇压侬智高起义以南宁为基地，故南宁平话人具有中心的地位。因此，本次考察确定以南宁平话人为对象，此研究对于整个平话人的研究具备重要性和典型性的双重意义：
1．可以收集到有关南宁平话人族群状况的第一手资料，更深更具体地了解南宁平话人的族群的特色、历史变迁的过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从而对广西历史上的汉族族群作出新的解释，并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平话人打下基础；
2．可以更深更具体认识南迁到广西南宁的汉族与当地土着少数民族族群的互动，从而可以为历史上岭南的族群互动和涵化作出正确的分析和评估提供依据、为进一步确定平话人在岭南族群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支持；
总而言之，南宁平话人是平话人核心组成部分，以南宁市平话人为案例，比较深入地考察其历史，尤其是近20年来社会文化的变迁，对于全面认识平话人有重要价值和典型意义。课题组希望本课题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反映出南宁平话人汉族族群的变迁情况，另一方面有助于深化华南民族关系史和华南汉族发展史的研究。
（四）田野工作的经历
南宁郊区基本上是平话人聚居的地方。为了较全面的了解南宁平话人，课题组经过逐步踩点，最终确定位于江南区的平西村为田野调查点。平西村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巨大变迁可以说是“农村城市化”的一个缩影。对平西村的田野调查主要由何月华、臧敏娜负责完成。2004年7月到9月进到平西村做田野调查，在村民梁增全先生家居住了近一个月，并四处走访、调查，整理文献，最终写出初步的田野报告；接着在2005年1月份又下到田野点去补充材料，完成了调查报告。本书以一个社区为研究对象，无意于用它来反映整个平话族群变迁的全貌，也不把它作为“分立群域”的方法论单位，而是作为在全球化与城市化的背景下，平话族群文化变迁的一个透视单位，来达到人类学“以小见大”的文化洞见性，从宏观上把握平话族群文化变迁的来龙去脉，对在变迁中出现的文化现象进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