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公和土地庙，首先是具有神圣性的。人们的行为要有一定的“避讳”。例如，成年人绝对不允许正面对着土地公神位出现说脏话、吐痰、便溺等不恭敬的行为。如果谁犯了，要受到长辈的斥责，并要到土地公面前跪拜谢罪。然而，不懂事的小孩子则不要紧，有的小孩在土地公旁边拉屎拉尿、还拿香炉里的香来玩也不会有什么“报应”。正所谓“无知者，无忌”、“童言无忌”，针对不同的文化群体空间的划分也是不尽相同的。当然如果大人在场要制止，否则是大人的失职。
这些对神圣与世俗的划分在以前似乎更为严格和严厉，但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意识的多元化，确定这种划分的界限似乎模糊了，也宽松了许多。“城中村”的土地是寸土寸金，这个低矮的土地庙盘踞在“一线天”和“接吻楼”组成的钢筋混凝土的丛林里，确实是难得一见的景象。梁增成是一个脑子比较活的年轻后生。为了收取更多的房租，他决定要加盖土地公旁边的父亲分给他的老房子。砖瓦和水泥、木材堆了一巷子，让进出的人很不方便。为了给大家清理出一条狭窄的通道，于是他自作主张，就把砖瓦码在土地公前面的一小片空地上。这种行为马上遭到了许多老人的非议。没有办法，他只好买了鸡、鱼和肉（“小三牲”），拿着酒去土地公面前拜祭，请求土地公暂借他一小块地方，并好酒好菜盛情款待了那几个老人。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这并不是说空间的“神圣性”降低了，尤其在仪式过程中，土地公的神圣性在“仪式空间”中是不可亵渎的。除了本姓的人，其他的仙婆和陌生人是不允许在土地面前“乱唱”的。我们老师和学生进入社区调查，之所以能够参与到他们的“土地旦”仪式当中，首要的原因是经过当地“乡土精英”梁增全先生的介绍。我们还征求了年老“管事”的九婶的“批准”。尽管如此，她还是不放心，叮嘱我们说“不要乱说话，不要乱碰东西！”可见神圣与世俗的空间划分是相对的，在不同的场景中有着不同的文化意义。利奇针对涂尔干把社会行动区分为神圣和世俗这一二元对立曾经指出：我们的活动大多处于二者之间，所谓的技术/仪式、世俗/神圣的划分不是类型的划分，而是同一活动的不同侧面。技术的后果是经济的和物质的，是可以测量和预期的，而仪式是一种象征性的陈述，它诉说着那些被卷入当中的个体的某些事情。
建好土地庙之后，每次大家“做好事”（做“土地旦”、“花婆旦”等都被当地人称为“做好事”。）大家都要找地方做饭，而且大家聚会商讨没有地方，感觉非常不方便，于是大家凑钱背靠土地庙建起了一间房子，并购买了餐具、桌椅存放在里面。除了办仪式大家在房子做饭、吃饭和张贴收支情况外，这间房子也成为大家平时闲坐、聊天、看报纸、打牌和商议社区事务的场所。2005年6月份平西村村民委员会举行换届选举，人们更是经常出入小屋。小屋无意中成为重要的信息集中、交换和散播的重要场所，人们可以从这里了解到最新选举动向，或者评议候选人，揭露选举内幕等。大家有什么事要商讨也会不经意地说：“走，大伙去土地公那里坐坐。”
在屋子正南面的墙上挂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洪水无情，族有深情”，右下角落款是“南宁市石埠镇平西梁氏同胞敬”。梁增全先生给我们解释了锦旗的由来。2001年，邕江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位于南宁市郊区的石埠镇细樟岭村大量稻田被淹没，多间房屋被毁坏。从那里搬迁出来的平西梁氏族人依然不忘旧情，希望为老家的同胞做点事。大家聚集在土地公厅里开会，经过商议，理事会最终决定向平西村民募捐。通过募捐的方式，大家集资2000多块钱。理事会用这笔钱买了1000多斤面条，按人头（每人一斤）发给平西的难民，年龄在60岁以上的和家庭确实困难的给两斤。不仅如此，他们还买了五大筐的米粉、肉和菜，把一大批平西的父老乡亲请到平西，在土地公厅内外摆了10多桌，请他们吃了一顿。大家还捐赠了许多衣物给这些受灾的父老兄弟，并让他们连同没吃完的饭菜一并带回平西。后来，平西的父老为了酬谢平西族人的帮助，制作了一面锦旗送过来，并多次邀请他们过去聚餐。
“不明事理的人总认为我们在搞迷信活动，其实我们是想把大伙团结起来，坐下来吃饭喝酒，增进交往啊。就拿这个锦旗来说，这也是我们团结起来为族里、为社会做的一件好事啊。《当代生活报》都报道我们的事迹了。”梁增全先生如是说，“前几年刚开始做土地旦的时候，村委会的却怕我们太张扬，搞出什么乱子，于是出面干涉，我们就说我们是拜祖宗！”
那你们是不是拜祖宗呢？
“当然是了，拜土地的时候，我们也在拜祖宗啊！你看我们贴在土地庙门口的对联没有？上联是承祖德致富显贵桑梓誉，下联是振村风孝敬为先子孙贤。我们也是想教育一下后辈们啊。我妈是村里退休的老干部，而且是党员，她就对这个活动非常支持。每次做土地旦她都跟着张罗。年纪60多了，说话做事还是那么干脆利落。”
那其他的村干部有什么反应？
“见我们搞得好，人又多，那几个难讲点的也只好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我们搞活动的时候，他们就绕道走。几个平时和大家来往多的干部，还捐香资给我们呢！谁家生了孩子报丁还不是要来拜土地！再说了，法不责众……”
通过上面的对话，我们不难看出在民间宗教的变迁过程中，“国家权力”从最初的干预到悬至。而作为“小传统”的民间宗教也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吸纳了作为的“大传统”主流的文化因子。例如，自发募捐救灾的故事、锦旗和记载故事的《当代生活报》成为了一种“团结互助、无私奉献”甚至是精神文明的符号象征。同时，作为象征符号的对联，不仅植入“孝”和“贤”等传统的主流文化符号，而且征用了“勤劳致富”、“振村风”等现代主流的国家意识。而强调其母的“党员”身份和干部的妥协，则是作为民间力量的“民间宗教”对国家权力在某种意义上的征用，这种征用无疑增强了“民间宗教”整合社群内外部关系的力量。
一些村干部对民间宗教的尊重甚至参与的现象，看似偶然，其实有其深层的原因。当大传统在向基层社会延伸时，也会受到来自“小传统”的顽强抵抗，只有通过对“小传统”生存空间的保留或者并置，才能更好地达到维持基层社会秩序的目的，也有利于“大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村民的认同。这也表明了，国家意识形态对民间宗教文化的认知存在一个过程，这一过程也是大、小传统由互相对立到彼此调适后，在某一层面上相妥协，最终达成一致性的过程。
（三）社区变迁中的文化冲突
尽管民间信仰这种变迁是大体成功的，国家意识的“悬至”甚至“默认”态度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但是，我们不能回避现代性话语对空间的争夺，并引发的文化冲突。这种文化冲突，很多时间是表现在人们的言谈举止中，可能只是一句话，一个眼神或者一个动作所流露出的东西，并未达到“火光四射”，吸引众多人眼球的程度。但是，确实也有许多事件，让人禁不住用“暗流涌动”来形容这种冲突。下面的事例只是发生在平西的文化冲突对抗的一个缩影。
2005年的9月15日（农历八月初二）平西举行“拜土地”，进行“秋报”（传统上秋天丰收以后，当地人要举行仪式答谢土地公的保佑）。第二天9月16日的《当代生活报》马上以《老人拉着小孩去拜神》标题对这个仪式进行了报道，原文如下：
9月15日，南宁市江南区平西路北二里二巷内热闹非凡，一场土地公诞辰日纪念法事在这里隆重上演，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吵得部分居民无法休息，纷纷向本报投诉。当日晚7时许，记者赶到平西路北二里二巷采访。这场法事从当日上午8时就开始了，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居民拿来了纸钱等物在法事中焚烧，然后到该巷内的土地庙朝拜。土地庙里香火缭绕，水果、面食等食物摆满整座庙堂。一位负责收钱的老居民见人就说“土地诞辰，请捐些香火钱给土地公”。居民还请来师公戏团唱戏。参加活动的以老人居多，许多中青年人路过时看一眼就走，也有一些小孩子被爷爷、奶奶拉来参拜土地庙。许多“拜神”的小孩并不知道自己参加的是什么活动，纷纷向记者打听。记者了解到，参加活动的人都捐一两元甚至上百元的香火钱。据了解，这项活动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土地庙旁一家店铺的老板认为，这只是一种风俗习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做法事时声音太大，影响了休息。
据了解，平西路一带居民生活水平不高，许多农民给孩子交学费都成问题，可是面对土地公诞辰日他们却如此兴师动众，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至当晚8时记者发稿时，法事仍在进行。
平西的“土地旦”法事被登报以后，引起了当地人的强烈反响。平西人对此议论纷纷，大体观点分为两种：一些人认为这些宣扬“封建迷信”的东西确实应该予以取缔，这里已经是城市不应该在存在这些鄙陋的东西。一是劳民伤财，二是扰民，三是对年轻一代的成长不利。持这种观点的人以年轻人居多，大多数受过初等以上的学校教育。
笔者亲眼所见，仪式过程中有两三个初中生模样的孩子被爷爷奶奶拉过去拜土地公。其中一个甚至与奶奶拉拉扯扯，说自己才不参加封建迷信活动。不过还是在奶奶的逼迫下不得已才拜了两下。
还有一些人，认为记者报道失实，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报社向他们道歉。他们的理由有三点：一是这种仪式是自愿举行的，捐款也是自愿的，从没有人游说和强迫，而且账目是公开的，这是为了大家，而不是为某一个人求私利；二是没听说平西村有哪一家孩子上学交不起钱，再说我们也没实行摊派，有钱的自愿多捐些钱，没钱的也从不强求。把孩子辍学与这件事联系起来，纯粹是记者制造焦点；三是平西一年最多举行两次“土地旦”活动，而且把传统上要做一天一夜的道场，集中在白天，而且请来平话师公剧团表演，这是一般的民间娱乐活动。而且有人说当地的卡拉OK厅天天扰民为什么没有人出来管？持这种观点的多为当地的中年人和老人，而且他们集合起来讨论怎样去讨回公道。有的人建议写信到报社，向他们澄清事实，希望报社赔礼道歉。另一看法是报社的投诉信那么多，不一定给予理会和重视，不如打报社的热线电话。另一种意见则更直接，他们号召大家选出代表，直接去报社向领导反映真实情况。“学费”谣言成为事件的焦点--利用相反的“谣言”，中心（现代性话语）与边缘（民间宗教）辨证地构成了一个对立模式。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当地的一些特点。平西的急剧变迁，导致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作为“小传统”重要组成的部分的民间宗教文化处于生死攸关的“十字路口”。在空间冲突和争夺中，面对着现代性话语的强势，民间宗教怎样自主的调适，怎样生产出自己的空间似乎尤其重要。正像平西人自己所说的那样，“你们这些年轻人，别看不起这些东西，再过十年，可能也就五六年，你们想看也看不到了！”生存环境与生存方式的不同，使得平西的年轻人与年老者的“代沟”无形中变得更深。可以大体用下面的列表（表6-3）来表示社区空间中的一组“二元对立”，尽管这种对立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
尽管城中村改造使得村民们更加直接和广泛的接触到城市里新鲜观念和快节奏现代化的气息，但并非大多数人能认可和接受，许多传统意识浓厚的农民依然保有农村原有的风俗习惯和观念，始终不变地坚持着自己的信仰，使自己始终生活在村子的中央，活在自我意识的中心。
从平西村的个案，我们可以发现民间宗教文化的重新“抬头”，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并非是“文化断裂”后的“再创造”，而隐藏在水面之下的，是一个文化传统的“连续体”。在变迁中，存在着一种民族文化的复苏，并且这种复苏并非是一种旧的复苏，而是一种变化性的恢复。在之前，他们曾因外界环境的顾忌而不敢组织民间宗教活动；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的族群认同感增强，自我意识提高，并有着强烈的恢复壮大族群力量的愿望。因此，这种民间宗教文化有着很强的“韧性”，在现代性话语下经历着压抑、传承和变迁的过程。同时，民间宗教传统，在构建与维持人类与世界、人与社会以及人类心理和谐，抵御“现代病”方面有着一定积极作用。作为本土资源的村落组织的传统文化，并不完全是现代性的对立面，它也可以融入或被用来构建现代化的新传统，我们必须将其视为一种“文化遗产”，为其留出传承和发展的空间。
在平西村，祭祀群的内部结构的变迁经历了从继嗣原则（血缘）到居处原则（地缘）然后到利益原则（业缘等）的发展脉络。但是这种祭祀群的主体仍然是血缘性群体或者地缘性群体，这种核心群体的保持对传统的民间宗教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在族群文化的变迁中，家族作为一种传统的非正式组织力量而存在。血缘纽带是它们的生物逻辑，亲属关系是它们的社会逻辑。因此面对“城市化”和巨大变迁过程中，保持原有居住群体的完整性，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意义重大。
从平西二巷土地神崇拜的变迁过程可以发现：小传统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会受到来自大传统的阻力。而小传统通过自我的调适，例如通过“国家权力在场”、对国家权力和大传统力量的征用，来生产自己的“话语空间”。同时大传统通过对小传统生存空间的保留或者并置，来达到维持基层社会秩序的目的，也有利于大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村民的认同。这也表明了，大小传统不是绝对的二元对立的，作为大传统的都市文化不是文化变迁动力的唯一中心，小传统也决不是被动的、非体系化的文化，它有其自我调试和文化规避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