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遗书中存有《剑器词》三首。如：S.6537《剑器词》有段对武术的描述：“皇帝持刀强，一一上秦王。闻贼勇勇勇，拟欲向前汤。心手五三个，万人谁敢当？人家缘业重，终日事三郎。丈夫气力全，一个似当千。猛气冲心击，视死亦如眠。率率不离手，恒日在阵前。”“排备白旗舞，先自有由来。合如花焰秀，散若电光开。喊声天地裂，腾踏山岳摧。剑器呈多少，浑脱向前来。”另外，敦煌歌辞中还有的描述了边塞征戍生活，歌颂以保家卫国为己任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将士们的勇武、乐观精神。如：《补敦煌曲子词》第8首：“大丈夫汉，为国莫思身。单枪匹马盘阵，尘飞草动便须去，无复进家门。两阵壁，隐隈处，莫潜身。腰间四周十三指，龙泉宝剑靖妖氛。手将来，献明君。”S.5637《何满子》：“平夜秋火凛凛髙，长城侠客逞雄豪。手执钢刀亮如雪，腰间恒垂可吹毛。”P.3821《生査子》（“三尺龙泉剑”）写一个艺高有功、不为人所知的将士的不平之慨。另如敦煌歌辞还运用比喻、夸张、渲染、映衬、比拟等多种修辞方法来描绘武术。如比喻剑的形体和逼人寒光为“青蛇”、刀的光亮为“如雪”、枪的坚利为“似铁”；夸张形容钢刀的锋利无比为“手执钢刀亮如雪”，形容跳剑器舞时舞者喊声的宏亮猛烈，跳跃和踏地动作的威猛有力为“喊声裂天地，脚踏山岳摧”。另外，P.3591《洞山和尚神剑歌》中，也均有对剑术的描述。
(7)敦煌戏曲与武术。
中国传统的武术文化，一直是戏曲发展的一片沃土，戏曲中武戏的产生与发展代表了武术向表演化方向演变的趋势。武术与戏曲同源、同根，互相渗透，互相影响，长期共存，并行不悖。从先秦的武舞、秦汉的角抵百戏、唐时期的大曲、宋元的诸军百戏、明代的“杂剧”，以至现代的戏曲，无不体现了综合性和武技性的表演特色。长期以来，武术中的跳、转、翻、滚、跃、扑等武技被吸收到戏曲中，并发展成戏曲语汇，它不仅提高了戏曲的表演技术，丰富了戏曲的表现力，升华了戏曲的艺术性，而且形成了戏曲在表演过程中“技中有艺、艺中有技”的审美特征。与此同时，戏曲中的程式、武打、亮相等也被武术借鉴，这也促进了武术套路的臻于完善与发展。
敦煌丰富珍贵的资料，为我们研究戏曲与武术不可分的关系提供了史料依据。莫高窟第285、2%、428、272、217、332、159、156、12、130、290、260、249、251、438、442、98、61等窟中都绘有许多与戏曲武打程式有密切联系的壁画。其中金刚力士的马步、弓步、冲拳架掌等招式和腰腿功架；悉达太子练剑的劈、刺、挑、撩、点等技术；官兵与强盗相斗的“盾牌刀进枪”等均可在戏曲的台步、水袖、武打中得见踪影。壁画中所能看到的大型乐舞、歌舞戏，遗书中己能寻觅到唐时期创作出的供演出的剧本，及戏曲舞台等等众多戏曲因子浸漫了武术，使其向表演化深人。
(8)宗教与武术。
中国宗教是各种文化观念、伦理观念和社会观念的综合物。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宗教在武术的发展过程中同样起过一定的作用。我国的少林派拳术就曾与佛发生过密切的关系。道教的神仙方术理论及其在“养生术”方面的尝试也与武术有着很大的关系。而后来的“太极拳”、“八卦掌”等以柔为主的拳种，则是把拳术动作与道家的“导引”、“吐纳”相统合创造出来的。在伦理观念上习武者所信奉的“尊师重道，教悌为先”、“十戒”、“五不传”等等则直接反映了儒教“三纲”、“五常”的思想。
敦煌遗书中，大部分是佛教文书。主要写经有《维摩诘经》、《金刚经》、《大般若波罗密多经》、《观世音经》、《妙法莲华经》等1万余卷；其它经、律、论，有近400多种；道教文献约370余卷，主要有《道德经》、《老子化胡经》等；儒家典籍包括了诗、书、礼、易、春秋、论语等六经。敦煌佛、道、儒各种宗教哲学思想对形成武术的风貌、品格观念等有着重要的影响。如：“天人合一”、“知行合一”、“阴阳对立统一”、“五行相生相克”等。
敦煌物化的武术中，我们几乎处处可以看到宗教式的术语，宗教式的朴素辩证法，宗教式的智慧，乃至宗教式的似是而非。创造了形神兼备、整体圆融、直观体悟、内修外合、刚柔相济、动静相生、阴阳离合等独特的理论与实践，并启发了“子午阴阳身段”、“曲孤线步法”等行拳法则，以及手、眼、身、法、步，精、气、神、力、功的和谐统一的审美特征。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武术动作理论，这些观念直接支配着动作的形态，人体运动的节律。通过它们，我们印证了是什么样的哲学意识在规定着武术的形态，进而从侧面可以了解到，武术形态是由怎样的精神事实所创造和制约的。
(9)敦煌壁画、彩塑、文献与武术。
敦煌壁画和彩塑中出现的勇士、武士、力士、将军，皆是以武事着称的士。由此可见士的社会地位、士的气质、士的精神。
敦煌壁画和彩塑人物，通过外部形象、整体造型、面部表情、姿态动作及其相互配合，充分揭示了人物的内心活动和精神世界。这些千姿百态、神采各异的艺术形象，为武术的形神兼备风格提供了借鉴。
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和彩塑中的释迦牟尼、阿难、迦叶、菩萨、天王、飞天、伎乐等人物形象，有着千余种手印、手姿，这些被武术者所汲取，然后消化融入武术的手型、拳型之中，形成独特卓绝的审美特征。
敦煌壁画中描绘有生动形象的武术图像。如北周第428窟中心柱背壁绘有一幅形象逼真的“对练图”，五代61窟西壁佛传故事画中，绘有二人在丛林、空地、河畔练剑习拳的场面(图六十）。西魏第285窟和北周3%窟中绘有长枪短刀和盾牌刀进枪的搏击图。敦煌文献和壁画中记载了释迦牟尼曾拜师习武3年，攀握了长枪短剑的进攻诀窍和防身绝招，他还坐禅6年，拜师修炼过瑜伽术，具有很深的气功功夫，并创造了精深的禅定学说和佛家气功。五代第61窟、北周296窟均绘有释迦牟尼习武、练武、比武的生动场景。
敦煌文献中还有不少有关“气”论的记载。
老子、庄子都用“气”来表示万物的根本，被武术汲取后，使其种种外在形态如武术功能、神韵、绝技等等都围六十成了“气”的演化与体现。
敦煌的寺院密布，据史料记载，在9至10世纪时，敦煌共有17座寺院。由于当时社会和生活的需要，为了确保寺院僧人从禅和传教，以及寺院经济的发展，提出了兴武治寺之法，组织僧人习拳练武，从而大大推进了武术的发展，产生了不少与佛教有关的拳种套路和势法，培养了大批武艺高强的僧人。敦煌壁画中不仅再现了僧人习武的图像，而且在文献P.4640《住三窟禅师伯沙门法心赞》载出：“禅伯（法心）即谈广之仲父也。本自轩（辕）门，久隋旌旆，三秋狩猎，陪太保以南征，万里横戈，执刀铤于瀚海。”反映了敦煌僧人还参加过收复河西的战争，并立了战功。
敦煌的传统文化哺育了武术走向成熟，并为我们证实了武术既是宗教文化的一部分，又是各种宗教祭祀礼仪的表演形式；既是战争的派生物，又是军事训练的重要手段；既是中华武术演变的活化石，又是武术与宗教血缘关系的标本；既是中华武术主要审美特征的突出范例，又是战争、军训、祭祀等武术特质与功用的最佳例证。它形象地反映了自魏晋南北朝至宋元各朝代，敦煌传统文化对武术浸融后得到的提炼、砥砺、聚合，而最终凝结成璀灿夺目的瑰宝的过程。
敦煌传统文化对武术的影响深远广泛，目前还须把敦煌的数万卷文献资料加以细致的研究、考证，这将为人类认识东方人体文化的真谛，产生不可估量的价值。
3.气功
印度佛教约在东汉孝明帝时期（57年至75年）沿着丝绸之路传人我国，它首先在敦煌等地形成了传教中心，随着佛教经文和佛像的传人，佛教道场、寺院、石窟、禅洞的兴建和开凿，以及大量僧人与居士长年修炼所积淀的经验，为佛教禅学的发展，气功诸因素的进一步孕育、创造、提炼、聚合提供了丰富智慧的物质条件。
敦煌莫高窟是我国古代气功学术思想的宝库。它所存的气功遗迹主要有：禅定窟、石碑、壁画、彩塑和第17窟藏经洞中的经卷文献等。在这些载体上面留下了数十代敦煌僧人以生命和精神创造的修炼体系和东方文明的风范。从而，我们在敦煌文明的背景上，从历史的深度对它进行研究和整理，这将对人们深人认识气功的内涵，生命的运动规律，生命运动与自然和社会的内在联系，进一步开展人体科学的研究，完善中华气功发展史，重新认识中华气功，以及指导现代气功科研等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I)经卷和文献。
现已挖掘和发现的敦煌古经卷与古文献约有5万余卷，经、律、论三藏典籍都有。其中佛教经典约有360余种，道教经典约有60余种，其它还有少量的《周易》、《庄子》的卷子，侨家的《五经》、《论语》、《尚书》、《春秋左氏传》等古佚典籍。这些珍贵的典籍中，所记载的教义和戒律亦有不少与气功c功理和功法有着有机的联系。例如：佛教禅定、禅法、瑜伽、止观；道教仙学、炼养术；儒家静坐存养等等。为人类的健康、长寿的研究做出了贡献。它不仅具有不朽的学术价值，而且也是当今科研人员探索气功奥妙和人体生命科学的重要依禅定是梵汉合璧之词。禅是梵文禅那（hyana)的简称，意译“静虑”是诸宗之真髄，诸道教之根源。它是通过思维等修炼，使身心得到平和或体悟特定义理的行为过程，从而达到无念无相的一种境界。
“定”是梵文“三昧”（Samadni)的简称，意译“等持”。指心注一境，精力集中观察特定对象而获得悟解义理的行为过程，达到慧的高级层次。
佛教以“戒定慧”三学来指导禅定。“戒定慧”是修解脱行的总纲，其中定学又是三学中的枢纽，在佛教发展的漫长历史中有着重要的修持地位。
十六国时期，敦煌地区佛教兴盛，出现了不少着名的“禅宗”僧侣。他们出家为僧，超脱尘世一切欲求，长期闭关修定，有的住在深山寺庙、山洞、冢、墓中修定不懈，数十年在禅定和诵经中度过，可谓一种专业的气功家。敦煌出土的文献中对此均有记载。如：竺昙猷，敦煌人，自少习“禅定”。卒时，尸犹平坐，而举体绿色。释贤护，凉州人，常年以习禅定为业。卒时口出五色光明，照满寺内。释智严，西凉州人。长期坐禅诵经，力精修学。卒后，移尸至凡僧墓地，而尸重不起，改移圣墓，则飘然自起。释道法，敦煌人，专精禅业。卒时，平坐绳床貌如恒日。还有竺法护、单道开、竺道曼、慧览等等。
莫高窟建窟年代的历史文献之一，唐武周圣历元年（698年）李怀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记载：“莫高窟者，厥前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尊，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空凿岩，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车屈此，又于尊师窟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
以上举例，多半是气功功能现象之显示。由于人体内充满着气，它与大自然中的气进行交流，进而运用这些规律，能动地运用自身的意识，强化意识对自身生命过程的控制，使其生命运用处于一种多层次的气功态，即特异功能。人在死去之后，气的物质信息依然存在，所以仍然显示各种特异功能。李怀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中所述的乐尊法师行至三危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这在过去称之为“幻景”，现代称“全息”。一般修持功夫较深的人，就会有接受，贮藏周围信息于体内，然后在一定条件下，即在气功态时发放，并被自我感知。
经典中的气功。
古籍经典中，大都载有重要的气功精言妙论。如：敦煌遗书S.2267、S.3926.P.2584、2420、2421、2417、2347、2350、2370等老子《道德经》卷子中，载有丰富的气功信息。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五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老子以“道”来指导气功实践，认为要练好气功首先要无欲、无杂念。提出“无欲”方能“入静”，方能进人气功境界。“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认为，练气功的人应用意念引导，使外气进入丹田，形成腹式呼吸。“载营魄提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洛狳玄览，能无疵乎。”老子指出：调心和调息是气功的主要功法。前者要求入静，后者要求呼吸如同胎息。“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这主要是讲“意”与“气”是气功锻炼的心法。“不出户，知天下。不窥鳙，见天道。”这两句是指炼气功能达到超感官等特异功能。“贝素抱朴，少私寡欲”。“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老子关于练功养生的基本观点，就是虚静自然、尊道贵德，使人的生命活动符合自然规律和社会道德规范，从而达到健康长寿、开发潜在智能之目的。《道德经》论述了诸如“少私寡欲”、“抱一守中”、“上善若水”、“无为而治”、“致虚极，守静笃”、以及“守柔”、“退让”、“韬光弱志”等一系列理论思想，提出了若练功有成，必须在磨练心性上下功夫的见解。
这些理论已被后人的无数练功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是教人通过净化意识，优化生命，更好地认识和改造主客观世界，实为人类最髙智慧之珍果。
《道德经》一书有10章谈到侯王、国家、民或百姓。对此，既可作为治国化民之术解，同时又可作为修炼气功之隐语解。古人写练功养生之书，由于受历史的局限，对外秘而不传或实行家传、单传，故多用隐语、比喻。学练者不经老师口传心授，仅凭看书是难以领悟的，这在古气功书上几乎比比皆是。如：“玉皇大帝”，是指头顶百会穴；“天门”，是指百会前囟门上的头顶部位；“中天门”，是指鼻端；“东海龙王”，是指肛门前的会阴穴”；“观音菩萨”，是指腰脊部的命门穴；“赤龙揽海”，是指舌头在口腔内搅动；“擂鼓聚将”，是指叩门齿；“鸣天鼓”，是指用手指振动后脑勺；“搭鹊桥”，是指舌抵上腭；“漕溪大路”，是指气通任、督二脉……类似这样的比喻、隐语真可以汇集成一部辞书。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老子所说的“侯王”，指的是人的精神，“国家”是指人的形体，“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