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玉笙创作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思想的过程。
创作的过程是痛苦的，也是快乐的，因为你要使作品成为生长思想、承载思想的沃土和园地，不仅仅是构画和耕耘，还要使其有鲜明的个性和色彩，不可与他人雷同。痛苦的是，你超越不了他人；快乐的是，你有了自己的发现！
这是我几十年创作实践中品出的滋味。
其实，我最初的所谓创作是从写诗歌开始的。那是在中学时代，也就是“文革时期”。学校图书室大量的旧书要运往造纸厂打成纸浆，需要人手帮忙，我便混入其中。趁搬运“毒草”的机会，我接触了不少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一部诗集、一本童话，让人爱不释手，翻看着就忘了身边的一切。好在管理图书的老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时不时地提醒我注意。
认为是好书，我就冒着风险偷偷掖藏在衣下，有的被搜去了，有的“侥幸逃脱”，成了我的珍藏。
看人家写那么好，自己也有了冲动。于是，背着人，将自己关在一间空房子里，用蒲席把窗户遮挡住，趴在一张小桌上不知天高地厚地写起了诗，还是长诗。
这就是我最初的“创作”。
高中毕业后，带着一麻袋书和稿子，搭火车回到新疆石河子，在天山脚下的一个农场接受再教育，打坯垒屋，挖渠引水，躬耕条田，挥链收割，放马南坡，寒霜冰雪中锻造了筋骨，磨炼了意志。后又参军入伍到南疆，横穿干沟，途中睡卧羊圈，新兵训练结束后，给政委当通讯员，曾随首长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无边黄沙滚滚，一缕孤烟升起，望胡杨挺拔，听牧歌遥起，百感丛生，嗟叹不止。戈壁荒滩中的军营生活使我感悟了许多，方知社会就是最好的课堂，生活就是最好的老师，她给了你无穷无尽的创作素材，给了你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
在营房里，我每天晚上都要写，写好了就往杂志社投——管他用不用哩，只管投，起码能让人看到。
1978年的《解放军文艺》第八期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小说《最后一个早晨》。这篇小说只有三干多字，却是我两年创作的结晶——说到底，是我两年思想的结晶。
战友们问，你咋有这灵感呀，还能写出小说来？
啥的灵感，是厚积薄发，是发现。
所谓的灵感就是发现，就是在生活的积累中出新，就是在苦苦思索后产生的思想！
1979年2月，我复员回到河南老家，一门心思只想当个好工人，掌握一技之长，以后好娶妻生子、养家糊口。没想到组织上将我分配到一个机关，在办公室当打字员，兼管档案和印章。
机关生活平淡而又紧张。由于工作性质，我所接触的大都是公文和冗长的文字材料，有时还要开夜车打印文字，再加上结婚后事情多，一年后又添了家口，忙里忙外的，时间有限，我就写起了短文，写的最多的当然是小小说。
这期间，我不是没有走过弯路，写的东西小品不像小品，故事不像故事，小说不像小说。至1983年，我只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小小说和一个短篇，令人烦恼不已。
《“书法家”》的问世改变了这一状况。这篇作品是“拾来的”，因为我每天接到的文件上，大都有领导签的字，签的最多的就是“同意”两字。司空见惯，反而叫它溜过去多年。那天下午，我看着文件上的“同意”两字，心里有了一种冲动：有的领导的字不敢恭维，唯有这俩字写得飘逸潇洒，胜过书法家，这不就是现成的好素材吗，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激动之余，我挥笔疾书，只几分钟便成了。修改之后，投到本地一家杂志社，不敢用，又投到省城一家杂志社，还是没用。最后投到《南苑》，在1983年的第三期发表，《小说月报》第八期转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这篇作品不到三百字，却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动力，使我的创作上了一个台阶，也改变了我的人生。1985年，我被调到报社，开始了新的跋涉。
有人说，我的机遇太好了，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人竟当上了编辑。
我以为，机遇可遇不可求，就像好作品一样。还有一句话：机遇和机会都是给有思想的人准备的，它可不管你持有什么学历。
同样，小小说好写又不好写，好写的是，你可以把生活用文字排列在稿纸上，或者编一个有趣的故事、小品之类的，一天写一篇不成问题。不好写的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主题开掘、人物刻画、情节构思、语言风格上，无一不符合小说的特征。她的结构、她的语言是小说的，而不是故事和小品的。在有限的篇幅中，一句话，甚至一个词用错或不当，全篇失色。最为重要的是通过情节刻画人物！在这一点上，小小说比其他小说更为难写。有人说，一个会写小小说的人，写短篇、中篇，甚至长篇，肯定要精练、有味儿。
这话不无道理，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就是一天读两本也读不完，要不是大多读不下去，要不就是读后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和回味。而一篇篇幅短小、生动感人的小小说精品，让人读后回味无穷，甚至终生不忘。
这，就是小小说的魅力。
山不在高低，有名则立；文不在长短，有灵则存——这里的“名”和“灵”有着明显的指向，即它们的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思想。
什么文体能以最短的文字、最快的速度反映现实中的干变万化，表现当代人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面貌？是小小说。什么文体在表现人物，开掘主题，剖析灵魂深处另一个世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还是小小说。从事小小说创作的作家，以他们的开拓精神和创造力，让思想在作品里生长并留存于世。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小小说对社会各色人物、对平民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在人物表现上、主题开掘上、表现形式上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创作出来的作品，极好地表现了平民大众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的情绪、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向往和精神追求，因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小小说的发展顺应了时代潮流和取向，时代也为小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环境和空间。
我就是赶上了这个时代，谢谢啦！
赶上了这个时代，使我对小小说创作“情有独钟”，“为伊消得人憔悴”。对一个素材、一个人物，我甚至构思、酝酿几年才下笔。1992年，我去大连采访一个老乡。这位老乡姓刘，二十几岁时独自一人“闯关东”，在一个港口看守仓库、缝补篷布，是一个典型的“小人物”。经过多年的拼搏，他有了自己的公司，在当地有了房产，还买了小汽车。富了，他并不摆阔，在餐馆请我吃饭，剩下的两个包子也舍不得丢下，打包带回。而每年他都要资助老家大量的资金，用于修路、助学、扶助企业，口碑甚佳。与他相处几天，深感中国农民工身上有着中华民族那横越千古的美德：自强、节俭、诚信、守职、性善。
最好的教育不是在课堂上。不是你读过多少书，获得什么学位，就等于受过高等教育。不管你身份如何，做什么事，而是在你身上是否能体现出那种大德大爱——人性美——那才是高等教育的底色。
几十年来，我们的大学是越办越多，大学生越来越多，这是个好现象。可在这现象的背后，却隐藏着忧患：国民整体的学历是高了，国民素质和道德水准却没能上去。大学生中高分低智、以我为中心、有学历而无能力者不在少数，有的甚至没有家人陪就不会正常生活。试想，连一个生活都不能自理的大学生，会给社会带来什么？
我们现行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方式缺失了什么？带着这个思考，老刘这个人物原型在我脑海里翻腾了几年，有时让我寝食难安，不写出来，好像有愧于谁。
1995年底的一天，望着外面雪花飘飘，我忽然想写了，就写这一主题，定名为《高等教育》。几经易稿，一千五百字的作品成型了，投寄给上海《文汇报》，在1996年2月6目的《文汇报》“笔会”首发，《青年文摘》《读者》《女子文摘》等报刊相继转载，被收入大学教材，获得当年全国小小说评选一等奖，有一年的大学统考语文试卷选其作为试题。
我们常说“大干世界，无奇不有”，如果没有“小”何来“大”，何有“奇”？我有一个比喻——芝麻虽小，榨香油非它不可。这足以说明此文体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
这种文学现象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时代背景，对此，应该有足够的研究和思考。试想，如果没有小小说，文学的百花园里会少了多少奇葩异枝？
小小说作家本来就生活在社会各个层面，生活在各种环境中。他们观察到的现实，不得不令他们感悟、思考、思索，并加以提炼。他们是快乐的，也是孤独和痛苦的。说他们快乐，那是因为他们发现了别人不曾发现的，说他们孤独和痛苦，那是因为他们有独特的思想和情感。快乐、孤独和痛苦是思想的副产品。
作家无论是写长篇巨制，还是写微篇短文，对个人前途、民族文化、国家命运的强烈关注，是社会责任感，也是个性使然。小小说作家生来好像就有这种潜质。特别是在社会转型之际，他们对商品时代价值重构、中西文化融合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层思考。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一些人价值观彷徨迷失之时，用自己手中的笔，刻画出一个个个性鲜明、有血有肉的“小人物”。他们是勇于站在时代前沿观察、嘹望、思索的“轻骑兵”，用自己的勇气和才华，坚定表达了对本民族文化和价值观的强烈自信。在他们的笔下，一意要将复杂深刻的现实生活简洁化、明晰化。复杂问题简单化就是放大人性，浓缩篇幅。一放大、一浓缩，意在强化人们对简单而复杂的社会生活本质、人性本质的认识——这就是他们的创作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作品才会蕴含思想，留下空白让读者去进行“二度创作”和产生丰富的联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有限的篇幅里得到阅读的快感。
眼下的问题是，我们缺少的不是小小说作品，而是缺少无愧于时代和读者的精品。说到底，缺少精品，是因为作品的思想性不强。
思想是看不见的，但它存在于文字内外。我以为，如果没有思想，再华丽的文字也是肤浅的；如果没有思想，所谓的艺术品是没有魂灵的、苍白的——没有思想，就没有精品，古今中外的艺术创作证明了这一点。
蒲松龄写过大部头吗？没有。俄国的契诃夫写过长篇吗？没有。但他们留给世人的却是经典，在文学史上独占一席之地。为什么？那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有丰富的社会内涵和深邃的思想，他们以自己特有的洞察力、想象力和优美的文字征服了读者，为自己的民族和世界展示了不朽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