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国家在提升本国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同时，都会重视提升本国文化的软实力。东亚各国对中国十九世纪以前的文化佩服之至，但是对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充满隔膜，甚至误读和敌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军事、科技方面崛起的同时，文化软实力却没有跟上。但是，在这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程中，我们对文化和文化建设也有一个不断探索发展，不断提高认识的过程。
我们曾经有过注重经济建设发展而忽视文化建设的教训。我国改革开放事业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的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把文化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的重要战略地位，坚持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推动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2006年11月，胡锦涛同志在祝贺第八次文代会和第七次作代会胜利闭幕的重要讲话中，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高度，从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增强我国文化国际竞争力的高度，着眼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局，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重大意义，明确发出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号召。2007年党的十七大又明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在认真总结我国文化发展的丰富实践和宝贵经验基础上，作出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我们要充分认识推进文化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1.积极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首先要看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的兴盛状况。
中华民族是个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进入盛世。曾以世界头号富强大国达1500年之久。所谓盛世是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都达到富强文明鼎盛之意。展现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和思想文化软实力建设都占据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汉唐盛世的疆域版图高达1000多万平方公里，特别是元世祖忽必烈时期的疆域版图又垮越汉唐盛世时期达到1500多平方公里，清代康熙年间设立台湾府，使古代中国疆域版图定格为1300多平方公里，包括台湾和南海诸岛。同时，要看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的精神文明建设和兴盛情况，在16世纪以前，也就是在明代以前，影响人类生活的重大科技发明约有300项，其中175项是中国人发明的。这个数字仅能说明精神文明建设的科学技术的发明成果。但是，由于这些科学技术发明成果，促进了中国的农耕、纺织、冶金、手工业制造技术的发展，长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直到18世纪末期，即在康乾盛世以前，中国的经济建设的发展规模仍然处于世界的先进位置，当时世界西方国家中最富强的美国销往中国的商品总值，尚不足以抵销中国卖给英国的茶叶一项；全世界5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共有10个，中国就占了6个。这说明中华民族在18世纪以前也就是康乾盛世以前仍处于世界最先进的民族之林，对世界的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都具有重大贡献。
我们党和国家在总结世界进入工业文明之后，中华民族深受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这个内腐外患的庞然大物轰然坍塌。这个曾在世界上独占鳌头，傲视诸夷的天朝上国，成为多个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积弱积贫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含义，不是简单地恢复古代中国鼎盛时期的疆域版图，但是中国再也不是任世界列强宰割瓜分的羔羊。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讲清历史问题的好处，就是要使中国人民树立中华民族重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决心。在中国共产党的强有力的领导下，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功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探索的基础上，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会上演讲时所说的：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尽快赶上和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努力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中华文化即中华民族的集体人格和民族灵魂基因的文化形态。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是在先秦时期长达300多年百家争鸣奠定的基本方向和文化特性。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同区域的不同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相互碰撞，彼此融合汇聚，形成了博大精深、多彩绚丽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文化整体，既有多样性的特征，又有统一性和互补性的特征，是一个多样性统一的根本特征，也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所在。简单说，中华文化即“合和文化”。所谓“合”，是多民族不同区域的文化融合。怎么融合，即“和”。所谓“和”即“和而不同”。和者“谐”也，“谐”即皆言发展。怎样实现“和”，孔子提倡“中和论”，老子提倡中道论，孔子的“中和论”是说“不偏之谓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老子的中道论，是要：“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多闻数穷，不若守中”。（《道德经》第五章）就是说，只有挫去各自浮躁的锐气，解决相互的纠纷，和其各方光明之精华，才能达到互补共同发展的和谐目的。中华民族的“合和”文化是多样性的统一的中华文化之精神。
从数千年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有时候尽管出现顶层设计的某些偏颇，仅能导致社会历史的曲折发展，而阻挡不住数千年形成的中华文化多样性统一的基本特质的继续发展前进。例如西汉“文景之治”以后（公元前179～前140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对策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思想，虽然开辟了二千多年的尊孔、尊儒的漫长历史，以统一思想为最高目标的价值追求，以皇权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奠基期。但是从中华文化发展的实践证明，既罢不了百家，也改变不了中华文化多样性统一的基本特质。不仅在汉武帝之前“文景之治”的盛世与弘扬道家思想有很大关系，而且汉刘邦是运用道家文化治理国家的第一人，更重要的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汉代人“注老”、“解老”之风形成了汉《老子》，后世所见到的《老子》和其他典籍多是经过汉代人整理的。据《后汉书》特别是桓帝纪第七《祭祀志》记载：桓帝即位十八年，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初使中常待之陈国苦县祠老子。九年，亲祀老子祠。这充分说明在汉武帝仅隔200年之后的汉桓帝对老子道家文化相当重视。郦道元《水经注》记载证实，在唐宋以前的南北朝时期老子诞生地苦县以东的道家文化原始发祥地的祭祀性建设已具相当规模。《水经注》记载说：“在谷水注入涡水处的赖乡之东，涡水四周城侧，涡水又北迳老子庙东、庙前有二碑，在南门外，汉桓帝遣中官管霸祠老子，命陈相边韶撰文碑。北有双石阙，甚整顿。”石阙南，魏文帝黄初三年（公元222年），经谯所勒，阙北东侧，有孔子庙，庙前有碑，西面是陈相鲁国孔畴建和三年立（公元149年）北面老君庙，庙东院中，有九井焉。又北，濄水之测，又有李母庙。庙在老子庙北，庙前李母冢。冢东有碑，是永兴元年（公元304年）谯令长沙王阜所立”，碑云：“老子生于曲濄间”。汉末曹操称老子为贤人，魏文帝曹丕修茸老子祠并下诏：宣告吏民，成使知闻，不得违犯常禁。到了唐朝初期唐高祖李渊开始追尊老子为李姓始祖，遵道教为国教，把老子诞生地亳州老子祠建设祭祀的兴盛推向了高潮，由朝廷出资隆重兴建，建设规模扩大到殿堂设施七百多间，给据道宫施地周达四十里，东临谯国，（今亳州谯城区），北走梁园（北燕商丘古梁园地），围绕宫观周围的古桧树千余株，而且派遣兵士五百余人镇守，保护宫观。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敕修亳州祀老庙庙”，唐高宗李治继位后“如亳州祀老子祠，追号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武则天追号老子母亲为“先天太后”。唐玄宗李隆基把亳州老子诞生地宫观的兴建推向了高峰，规模之大，兴建之隆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改亳州为谯郡”，于天宝二年（公元741年）三月壬子，于谯郡本乡置庙，九月谯郡紫极宫改为太清宫。升“玄元皇帝”为“上圣”。命亳州“太上玄元皇帝庙”。追号“先天太后圣母庙”为“洞宵宫”。并于天宝八年（公元749年）拜谒谯郡真源县“太清宫”，下诏“宣武军节度使李程兼充亳州‘太清宫’使”。对老子道家文化的尊崇追号册封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到了北宋时期，由于推行“崇文抑武”的发展战略，虽然导致这个时期的疆域版图缩小，但对文化领域发展的还是比较重视的，提出儒释道三教并重，促进了北宋时代的文化繁荣。北宋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于建隆三年（公元962年）两幸亳州“太清宫”。宋太宗赵炅（音：窘）于淳化二年至四年（公元991-993年）遣使大规模修茸亳州太清宫，并下诏命使臣二员监宫，自此设立监宫官员。宋真宗（赵恒）于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又遣内侍陈廷庆重修亳州“太清宫”及“洞宵宫”并各给兵士洒扫。并于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下诏：“禁‘太清宫’及‘洞宵宫’两宫四面五里之内樵采。”又于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下诏来年亲谒亳州“太清宫”，遵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于大中祥符七年，率群臣恭谒亳州“太清宫”和“广灵洞霄宫”，改亳州奉元宫为明道宫。并于此次亲赐名涡河大桥为“灵津渡”，北门城楼为“均庆楼”，西门为“朝真门”，城楼为“奉元楼”。宋哲宗赵煦（音：叙）于绍圣五年（公元1098年）到宋徽宗赵佶（音：吉）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对亳州“太清宫”又进行一次历时五年的宋代最后的大规模修缮。到“金代累朝尤加异敕，给道士良田万亩覆其税役。”
宋史本纪第八真宗三记载：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秋七月已酉亳州官吏父老三千三百多人诣阙太清宫。官民对老子道家文化的尊崇心态就足以说明，自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对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顶层设计以后，既没罢黜百家，也没改变中华文化多样性统一的“合和文化”特质。充分显示了中华文化多样性统一和儒道互补缺一不可的生命力。
儒道关系有很长的历史。老子开创的道根根源很深，有的学者认为老子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母系氏社会，或者说较多地保存了母系氏族文化的遣风，具有更多的平等性和古朴性。老子“谷神”和“玄牝”等女性相关语汇形容“道”的母体性，表现出女性文化的鲜明特色。老子说“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道德经》第6章）一些学者认为老子哲学是女性智慧的升华。有的学者说：中国文化是阴阳之学。阴阳是一对基本矛盾，中国的儒学和道学，就是这对矛盾的两个方面。中国散文家林语堂说：儒道是中国灵魂的两面，缺一不可。有的学者说：“如果用一阴一阳之谓道，来比喻儒道两家，显然儒家是阳，道家是阴”，儒道两家表现出的对立统一格局，甚至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基因，体现在中国人文思想的各个方面。
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说：“中国人的思想多来源于道家，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像一棵烂了根的大树。”而儒家继承总结提升了夏商周三代文明。儒家的这种文化自觉，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道家的存在。道家对于儒家的人文思想有批判性的提醒；输送了很多营养。一个文化的发展，除了动力系统，还要有制约调节系统。道家的批判起到了建立制约调节系统根本性的作用。儒家的发展本身就有道家的作用和功劳。
文化的发展是对立统一规律的作用，儒道构成了阴阳互补的对立统一，一阴一阳不仅是宇宙存在的规律，也是文化存在的规律。在春秋战国初期，孔子首创聚徒讲学，而且游学诸侯，成为显学，注重伦理教化的人文主义和正面肯定的功利性很强的现实主义。道家则是一种以批判的态度反濮归真的自然主义，这种批判和否定的尺度是以肯定和超越为标准的。
道家主张的“无为”是一种理想的境界，以“无为”的境界达到“无不为”的理想，也有以柔克纲的韧性，增强了生命的厚度，不容易被困难和挫折消解。儒家是以现实入手，是以有为的方式入世，忧国忧民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决心经世济民。但是，孔子也受到道家的影响。“用之则行，舍之则芷”，达到无可无不可，有血有肉的现实主义。这种调节精神是道家精神。所以说，儒道互补，缺一不可。任何一家学派，妄图代替中华文化的设计，都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对策，“墨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顶层设计结果，已经为我们写下了反面教员的有益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