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道法自然”学说开创了中国本体论宇宙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张松如著《老子说解》第25章）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同上第42章）是老子宇宙生成论和宇宙秩序科学思想最典型的描述。老子以天才的猜测解答了宇宙是从那里来的，宇宙万物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形成东方主流文化的宇宙本原认识论和辩证思维方法论，并为儒学本体论奠定了基础。
但是道家思想在当时不仅被兴盛的儒学湮没，也被大多数欧洲翻译者和作家误解了。道家思想被人所忽视，道家方术被认为迷信而被一笔勾销，道家哲学被说成是纯粹的宗教神秘主义和宗教的诗歌。道家中属于科学和“原始”科学的一面，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西方的主流文化宇宙构成论认为，宇宙物质的发展变化是由不变要素的结合和分离构成的。生成论和构成论是造成东西方传统科学差异的总根源。西方主流文化的宇宙构成论，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发展获得了重要成果，确实给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物质条件。但是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构成论的思维方式遇到了很大困难，把一种东西不断地分割，以便给出一切问题的答案，阻碍了现代科学的发展。
发达国家的许多著名科学家认为，东方主流文化的宇宙生成论和转化的概念，比西方主流文化的宇宙构成论的概念更有用。同时随着现代科学发展出现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使人们愈来愈清醒地看到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的特征，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唯科学论产生了怀疑，现在正需要以人文精神弥补科学之不足。
所谓人文精神，主要体现在人能否正确对待自己，对待别人，对待社会和自然。把人置于发展的中心地位，把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和提高人类的发展能力作为人类谋求发展的最终目标。美国著名科学史家隆顿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指出：当今的人文精神，不应是旧人文主义，而应当是科学人文主义（董光壁著《当代新道家》华夏出版社第3页）。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他的《中国人在科学人文主义方面的贡献》一文中指出，“远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前，中国思想已经进到科学人文主义的地位，并有充分的理由说中国是科学人文主义的肇源地之一，它从来不把人和自然分开。”（葛晋荣主编《道家文化与现代文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301页）日本著名物理学家汤川秀树也指出，“早在二千多年前，老子就已经预见到了今天人类文明的状况，甚至已经预见到了未来人类文明所将达到的状况。或者这样说就更确切：老子当时就发现了一种形势，这种形势虽然表面上完全不同于人类今天所面临的形势，但事实上二者却是相似的，可能正是这个原因，他才写下了《老子》这部奇特的书。不管怎么说，使人类感到惊讶的总是，生活在科学文明发展以前的某个时代的老子怎么向近代开始的科学文明提出那样严厉的指控。”（参见《创造力和直觉——一个物理学家对东西方的考察》第46-48页）
当代新科学的世界观向东方文化特别是向道家思想复归，是老子“道法自然”学说先见之明的必然结果。老子说：“吾言甚易知也，甚易行也，天下莫能知也，莫能行也。夫唯无知也，是以不我知。”（大意是：我的话是很容易理解的，很容易实行的，但是天下人没有谁能理解，没有谁能实行，正是由于不理解这个道理，因此才不理解我）（张松如著《老子说解》第70章）。
马克思主义认为，按照客观世界固有的规律去促进社会历史的发展，只有主观和客观、理论与实践、知和行的统一的科学认识，以及根据这些科学认识制订的路线才是正确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才能推动历史前进。就中国当代的社会发展来说，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事业；以科学人文主义的世界观指导科技兴国战略，发展先进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以“四个一切”的要求（参见李铁映于2000年6月29日在21世纪中国企业文化论坛开幕式上讲话），坚持以不断扩大民主基础上的法治措施，建立公平合理的选拔干部制度和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相结合的监督机制；建立各级领导干部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的约束机制，建立起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致力于解决身体力行，令行禁止的约束机制，建立高效有限政府，不断增强公仆意识，防止某些特权阶层的脱化变质，不仅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而且必将为全世界人民欢迎接受，变为推动社会历史前进动力，指导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制订正确路线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给予发达国家的新社会运动和左翼力量以理论上的支持，为国际社会主义建设运动创造永恒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