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背景，造就了上海滩“十里洋场”的辉煌，造就了独具魅力的上海商人群落。上海商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精明，他们做生意，只把经济利益作为唯一原则和目的，只考虑如何才能赚钱。上海人的精明，可以具体化为精干、精练、精细、精致、精微。精明不是一种价值，而是一种素质。对上海人而言，这是在百年的商业社会中磨砺和陶冶出的一种生存能力。
精明是智慧的体现上海人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精明”，这也是长期的商业传统所影响和带来的必然结果。传统的中国人讲求“轻利重义”，讲究大方豪爽；而经商做生意则讲究精打细算、斤斤计较、精明细心。这种商业传统的磨炼，使上海人在传统的中国人之中显得独树一帜。
“他们真是太精明了。”这是中国许多生意人对上海人最普遍的评价。上海人精明，反映在日常生活中，既包括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更包括对个人权益、利益的维护，该得到的，他们一分也不让。
上海人精明到了什么地步呢？有这样一个故事，某位上海主妇到粮店买面粉，每次只买2两，哪怕需用1斤，也不厌其烦地走5趟。原因是1斤面粉在当时只卖1角7分，如果买2两，那么应该付款3分4厘，根据四舍五入，只需付3分钱，就便宜了4厘。跑5趟付1角5分，这样可以便宜2分钱。也许这个事例有些夸张，但是不难看出上海人精明到了何种程度。
在生意场上，上海商人都是行家里手，既识货又明理，又敢于和善于据理力争。因为上海人太过于精明，所以各地商人称他们是“门槛精”。在上海人眼里，精明不是一种价值，而是一种素质。这是在百年的商业社会中磨砺和陶冶出的一种生存能力。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未经算计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
上海人的精明，在某些方面确实令人不敢恭维。但或许在某种意义上又可以说，上海人的精明也是一种智慧的体现。近代上海商人在其创业过程中的许多精明举动，即是明证。
20世纪30年代，上海有一个出租车大王名叫周祥生。他13岁时在上海一外商经营的饭店当侍应生，学会一口流利的英语，工作中常代客雇车，与车行主及司机交往甚密。他不仅刻苦耐劳，而且精明能干，颇具事业心，通过省吃俭用小有积蓄，另外加上四处筹借，买了4辆旧轿车开办了“祥生出租车行”。
当时的上海已是中国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大都市，各种交际娱乐场所数不胜数，上流社会的有钱人乘坐出租车已成为时尚。因此，“祥生”的出租车虽然仅有4辆，仍不无盈利。后来，“祥生”以所得利润购置“雪佛兰”牌新轿车，规模有所扩大。
当时有家美国人开办的“云飞”汽车出租公司资本雄厚，新配的“福特”轿车更加高级，并以电话叫车吸引顾客，用重金购得“30189”这一电话号码。该号码与“三人一杯酒”谐音，通过大做广告很快使市民广为知晓。于是，美国人的“云飞”公司的生意格外兴隆，“祥生”则每况愈下。
精明的周祥生自然不甘落后，也准备采取电话叫车的方式招揽顾客，他意识到“祥生”的电话号码必须更为新奇，必须更富有寓意，才能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经过一番努力思索后，周祥生终于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电话号码，这就是“40000”。中国当时有四万万同胞，去掉一个万字，即为四万这个号码。为了能得到这个号码，他花费了不少气力，经济上也多有破费，最后总算是如愿以偿。随即他将所有的出租车均印上“祥生电话40000号”字样，同时还在上海各主要报刊及电话簿封面大做广告，另又设计制作了一种电话听筒挂钩，安放于一些大公司、酒楼、旅馆、戏院及其他各种娱乐场所的公用电话机下。
功夫不负有心人。周祥生的精明及其努力，使“祥生电话40000号”在上海几乎是家喻户晓，公司的营业额随之直线上升，规模也迅速扩大，兴旺时曾拥有200余辆出租车，压倒美商的“云飞”而成为近代上海最大的一家出租车公司。
有人说，温州人的钱是挣来的，上海人的钱是算来的，这话一点不假。上海人的精明是真实的。不精，就做不了上海人。
生意经
精明不是一种价值，而是一种素质。经济利益是最高追求上海人的精明是尽人皆知，但这种尽人皆知常常包含着贬义，究其原因，可能是上海人将这种精明赤裸裸地表现在自己的脸上，使其公开化。在与人交往过程中，他们只注重利的关系，有利则聚，无利则散。虽然上海人看重利，但他们只会合法地、按规则地获取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同时，他们不会去损害别人的利益。这与传统的“自私”是有区别的。
为什么上海人做生意，会把经济利益作为唯一原则和目的呢？这主要是因为，上海人在长期的工商业历史的影响下，实惠哲学成为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由于长期受商业传统的影响，上海商人形成了以个人本位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讲求实惠，不关心政治，关心个人和家庭生活；在生意场上则体现为只讲经济利益、重利润的商人风格。
上海人紧盯利益的眼光颇像金融巨头摩根。金融家摩根平时总是琢磨怎么赚钱的方法，甚至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他有一个习惯，每当黄昏的时候，就到小报摊上买一份载有股市收盘信息的当地晚报回家阅读。当他的朋友都在忙着娱乐的时候，他则说：“有些人热衷于研究棒球或者足球的时候，我却喜欢研究怎么赚钱。”当然，摩根并不是一个为金钱而生活的人，摩根说：“金钱对我来说并不重要，而赚钱的过程，即不断地接受挑战才是乐趣，不是要钱，而是赚钱，看着钱滚钱才是有意义的。”
追求实惠的上海人也总能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之中，迅速找到自己的最大利益所在。如在商业活动中，上海人与北方人比较，他们很少考虑面子、名声等非经济因素，而是明确地将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上海人每年出国人数之多位居全国之首，而上海人出国的最主要目的是追求更大的经济利益。
上海商人只追求利益的观念反映在生意场上的买卖关系中，表现为买卖双方都把对方看作实现自我目的的手段，把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演绎为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得失的计算先于一切。他们总是根据自己的投入多少与实际获利的比较，评判自己行为的效果。
北方人做生意可能会考虑到人情关系、地位差别等各种因素，而在上海，商人们却很少考虑这些。只要能赚钱，几个互不相识的人可以迅速组成一伙，如果生意做成了，或者看起来有可能再次合作做生意，那么双方也许会继续交往下去，而一旦经济利益的目的达到了或这个团体达不到经济目的，这些人就迅速解体。
由此可见，没有利益的事，上海人是不会干的。上海人做生意的目的只有经济利益，别无其他。
生意经
生意场上一定要将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实实在在经商，踏踏实实赚钱大道至简，大智若愚。真正的商人在经商的时候，经营手法通常很平实，注重实际的效果。他们不空谈，不幻想，也不怨天尤人，遵循着“讷于言、敏于事、慎于行”的为人处世标准。
上海商人便有这样的特点。有一个上海小伙子叫柳志杰，在深圳这个藏龙卧虎之地，只是靠扫地就扫出了上千万的家当。而他最大的优势仅仅是：一双勤劳的手和一份踏实做人的心。
刚来到深圳的时候，柳志杰到沙头汽车站做了一名清洁工，月薪只有600元。但是对于他来说，这已经相当于他家一年到头养的两头大肥猪卖的钱了。因此，他十分知足，把全部心思都用在了扫地上。那个时候，其他同事每天一下班就走了，可他没什么地方可去，就主动留下来，帮那些回来晚的司机洗车和清理车里的垃圾。
有一次，他不小心左臂被车剐了，车站的领导安排他休息，谁知他竟裹着绷带上班了。同事们都说他是个大傻帽，可他说：“我左手受了伤，不还有右手吗？”
后来，车站副经理私人承包了汽车站。为了提高效益，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业务上面，就想把车站的清洁工作承包出去。当时该经理就毫不犹豫地将每年25万元的清洁服务合同交给了柳志杰。就这样，凭着勤奋和可贵的敬业精神，柳志杰成了一位有十多名工人的包工头。
一年合同期满后，车站方面不但马上又同柳志杰签订了5年的清洁服务合同，而且还发给了他5000元奖金。这一年，他赚了3万多元。
2000年的一天晚上，柳志杰在打扫一辆大巴士时，发现了一个黑色塑料袋。他捡起来打开一看，里面有20万元的现金，还有一份合同书。他想到失主一定很着急，马上就拨打了合同书上留下的电话号码。原来失主是一家大型工厂的采购李经理，巨款失而复得，李经理感激不已，当场就拿出2000元钱酬金，并要告诉车站的领导，但被他坚决拒绝了。李经理便向他要了一个电话号码，然后千恩万谢地走了。
半个月后，李经理找到了他，原来李经理的工厂有3000多名员工，占地4万多平方米。他们也想把工厂的清洁卫生这一块承包给柳志杰，也好让厂里省点事。于是，柳志杰凭借其拾金不昧的美德拿到了每年80万元的清洁服务合同。
后来，他又承包了几块地段的清洁工作，生意越做越大。2001年9月，他成立了“深圳市绿云清洁服务公司”，同时，又聘请了园艺专家、专业管理人员，自己也抽空努力学习相关知识，实现了从一个清洁工向老板的转变。
2002年5月，深圳市龙岗布兴工业城的清洁卫生服务对外公开招标，柳志杰骑了一辆旧自行车赶去竞标。当天，来参与竞标的好多老板都是开着小车来的。开始，人们还以为坐在竞标现场的柳志杰只是该工业城的一名杂工呢。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工业城的领导把这个每年200万元的清洁大合同交给了柳志杰的绿云清洁服务公司。
主持招标的领导指着柳志杰说：“他工作三年多了，可至今仍穿着工作服，骑着自行车，这令我们非常敬佩。第一，说明他还保持着清洁工人的本色，没有高高在上与基层清洁工作脱节；第二，按理说，他也有条件开小车来竞标，但他没有，这说明他没有在工作中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和牟取暴利。所以，我们今天选中了绿云清洁服务公司。”
就这样，柳志杰又拿到了一个年服务费200万元的清洁服务合同，他在这个工业区管辖的清洗工人达到了150多人。如今，柳志杰的公司年总营业额已达到了1400万元，下属的清洁工人队伍也达到了600多人。
这位上海小伙子成功的故事告诉我们：“老实人终究不吃亏。”哪怕你从事的是一份很卑微、谁都瞧不起眼的职业，但只要你认真做人、踏实干事，就会像柳志杰一样成功。相反，那些整天想着投机取巧、偷懒耍滑的人，终究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不低头，不认输，干一行，精一行，什么赚钱干什么。不图虚名，不搞花架子，多做少说。面对指责，不争论，不辩解；面对成绩，不自大，不张扬。实实在在经商、踏踏实实赚钱，这就是上海商人务实的赚钱风格。
生意经
真正的商人在经商的时候，经营手法通常很平实，注重实际的效果。凡事要求稳，稳中方求胜我们知道，上海人的精明有口皆碑。上海人会在各种场合之下，各种行为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智力，力争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利益。因此，一般来说，精明的上海人不愿去冒太大的风险。上海人做事不像许多北方人那样走一步说一步，往往是一切要想妥了才开始。这表现在上海人做生意时求稳求安，宁可不做，也不愿冒险。与其他商帮相比，上海商人更看重稳健的投资经营项目。上海新高潮集团的创办人陶新康就是这样一个商人。
新高潮集团是一家以木业生产为主，兼营房地产、宾馆服务等多行业的综合性集团企业，从1997年开始连续5年位居“上海私营企业百强”之首。尽管有了这样的荣誉，但陶新康并没有陶醉于此，在他的内心深处一直坚持着一个原则——每年集中精力做好一件事情。
2002年，陶新康重新定位了自己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这年陶新康居然开始“往回走”了——他要种树。
种树，可以说是一个古老的行当，甚至在许多人的眼里，它是否算得上一个行当都值得怀疑，可陶新康对此充满了信心。他说，当种树真正成为一个产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它“金光四射”。
新高潮集团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引进了运用生物技术培育出来的7年速成的杨树种，而普通杨树的成长期需要三四十年。“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再次得到了印证。陶新康兴奋地算了笔账：如果计划种100万亩，投资4～5亿元。一亩地可以种100棵树，100万亩就是1亿棵。一棵树一年可以“长”15元，7年“长”105元，除去成本20～25元，每棵树的利润是70～75元，10亿棵树就是70～750亿元。在陶新康眼里，这种投资稳赚不赔。
如此稳定可观的收益，别人不都要抢着做了吗？陶新康自己的解释是这样的，资金实力是一个大障碍。因为做这个生意现金周转很慢，在7年里只有投入，收获回报只有等到7年之后。而如果办一个工厂，通常第二年就会产生效益了。
当然，有资金实力又有这种眼光和兴趣的人并不是没有。港台和新加坡等地的一些富商近年来也在内地圈地种树，而政府对此通常是非常支持的，因为植树造林客观上起到了环保的作用。对于投资者来说，真可谓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双丰收。
陶新康种树的真正目的当然并不仅仅在环保，他有他自己的算盘。作为中国最大的耗材企业，新高潮面临着现实的威胁，集团90%的销售额来自木业，而原料主要从国外进口。但各个国家对木材出口的限制越来越多，陶新康开始盘算了：如果今后没有“米”了，新高潮的“饭”还怎么烧呢？
接着，陶新康每年投入6000万资金扩种速生杨树10万亩，到2005年累计植树60万亩，并长期保持这一成材规模，形成陶家“自留地”。这一举措不仅将上海市绿化覆盖率提高5%，而且从2006年开始每年有10万亩规模的林木供采伐、更新，真正使新高潮公司“伐木有其林”。陶新康基业“从木到林，由林到森”的发展终于可以生生不息、绵绵不断了。
可以看出，陶新康不仅善于稳中求胜，而且眼光也极其长远。对于生意人来说，“稳”是经商的根本，首先在于心态的稳定，其次是方法的稳妥，经营的合理合法。反观那些浮躁、急功近利，甚至为小利而忘大义的商人，他们或许能一时成功，但从来都不会长久。
生意经
对于生意人来说，“稳”是经商的根本，首先在于心态的稳定，其次是方法的稳妥，经营的合理合法。“抢”机遇就是在“抢”钱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上海人管“挣钱”称为“扒分”，意思是赚钱如土里淘金，不但要有土里淘金的精神和耐性，而且速度一定要快，这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分得最大的一杯羹，否则到嘴的鸭子也随时都有可能被人抢走。
每个精明的上海商人，几乎都保持着这种与生俱来的“抢”的意识，尽管在“抢”的过程中由于当局者迷，可能会错过市场上出现的新机会，但只要能够抓住机会，他们就会凭借讲究速度和手段的方式一举领先。
上海中路集团董事长陈荣就是一个善于抓住机遇抢钱的人。他从小当过技工，在1984年用自己250美元的全部积蓄开办了一个纺织厂。20世纪90年代初，陈荣将其纺织厂的利润投资在股市上，这让他赚到了1200万美元，并以此作为创建中路的原始资本。中路后来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保龄球设备制造商。
陈荣在股市中就充分发挥了上海人抢机遇的特性，他甚至率直地把自己的赚钱方法归纳为“抢钱理论”。陈荣把市场看作是满地抢不完的钱，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不是用一种固定不变的方式去“抢”，而是不断变着法儿去“抢”，总是比别人抢先一步。
上海证券市场上曾涌现出很多百万、千万富翁，但对后来者影响至深的就是第一个进入股市“扒分”的陈荣。自从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陈荣就认为这是一件改变命运的事。他认为在中国重大的机遇每每来自于政府的政策，每一项新的经济政策或重大措施出台后，都意味着新的机遇。
陈荣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在开盘第一天就义无反顾地率先冲进股市投资。也许现在的人认为这没什么，可是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抉择却非常了不起，极富传奇色彩。陈荣意识到，在股市需民众支持和入市刺激的情况下，入市早就意味着回报高，因而他凑了5000元股本，在开盘第一天进入股市，并幸运地成交了2700元。结果，一年后股市逐渐引发了人们的投资热情，多只股票在股市上蹿红，陈荣当初的投资竟翻了11倍。此后，陈荣筹集10余万元资金，全力进军股市，成为上海股市的第一代大户。之后，陈荣在股市上又赚得了十余倍的利润，从此成为上海滩上的亿万富豪。1995年，他投资8000万元创办了“中路实业”。
在股市赚了上亿元，陈荣觉得也够了。因为股海无情，它可以造就无数富豪，也能毁掉无数富豪，只有实业才是能永远切实掌握的东西。因此陈荣在“豪赌”获胜后就收敛了脚步，把主要精力转到了实业上。1998年，陈荣邀请了30多位上海股市大户，想听听他们的意见。多数朋友在赞赏陈荣创建“中路”之举的同时，并未意识到陈荣此举是在为更大规模的“抢钱行动”创造条件。
陈荣凭借敏锐的眼光和手中可动用的数千万资本，大胆地向这一领域进军了。有人觉得他有些莽撞，似乎应该先观察、学习一段时间后再作打算，但陈荣认为机会往往是在观察和学习中失去的。正如同当初他闯入股市一样，尽管没有经验，但只要你抢了先，你就已经在速度上占优，就能率先“扒分”。后来的成功也证明了他的选择是正确的。
作为新一代上海商人，陈荣就这样换了更新型更快速的工具去实践自己新的“抢钱”理论，而他所依赖的新一代工具就是在“知本时代”最叫得响的知识。时代在发展，新时代当然也要有新的“扒分”方法。从炒股到投身其他行业，陈荣总会比别人快一步地认识到了这种新方法，因此他一直跑在领先的位置。
对于一个想要获得非凡成就的生意人来说，在商场上搏击时，不仅要掌握商业经营的具体方法、手段和技巧，还要善于观察国内、国际的政治、经济形势，做出综合的判断和合乎逻辑的推理，审时度势，选择最好的时机，出奇制胜。
生意经
在商场上搏击时，不仅要掌握商业经营的具体方法、手段和技巧，还要善于观察国内、国际的政治、经济形势，做出综合的判断和合乎逻辑的推理，审时度势，选择最好的时机，出奇制胜。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上海，自古以来就是商家必争之地，谁能立足上海，谁就拥有了财富。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市场虽还不完全成熟，但那时的商业竞争却已非常残酷。洋商与洋商之间、上海商人与洋商之间、上海商人之间，竞争都十分激烈。
上海南京路的徐家汇、淮海路大型商厦不断涌现，首尾相接，形成了独特的“圈状模式”。许多商家采取的竞争手段更加复杂多样，广告战、价格战、品牌战……硝烟弥漫，奇招百出。可以说，作为商家，要在上海做生意就必须大胆参与，进行竞争。
20世纪初，上海的啤酒市场一直由外商垄断。烟台的醉权啤酒厂成立后，便迅速把上海当作开拓市场的重点来突破，因为当时上海是中国啤酒消费量较大的地方。为了同外商争夺市场，醉权啤酒厂举办了大规模的促销活动，其中一项活动是“中国啤酒大会”。
有一天，醉权啤酒厂首先在上海半淞园中藏了一瓶中国啤酒，并当众宣布，谁找到啤酒，就奖给他20箱中国啤酒。当天，上海半淞园内人山人海，人们对这种新奇的促销手段十分感兴趣，也想看看醉权啤酒厂是否会兑现。结果，醉权啤酒厂真的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从此，醉权啤酒名声大震，在上海稳稳地站住了脚。
洋啤酒见中国啤酒公开挑战，自恃财大气粗，就宣布降低售价，想挤走中国啤酒。醉权啤酒厂毫不退让，拿出万元巨奖进行有奖销售，而且巧妙地设计了奖项。他们将一些啤酒瓶盖内分别印上“中国啤酒”四个字，每一个字代表一定的奖款，分别散放于13箱酒中，谁买中印有字的啤酒，就可拿瓶盖兑奖。此举又大获成功，从而形成了中国啤酒在上海畅销不衰的格局。
通过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和洋酒相比，醉权啤酒厂可谓了解中国人的消费心理。他们利用中国人相信运气的心理，巧妙构思，促销方式极为有效，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市场竞争力。
现在，上海的市场经济已经步入成熟的轨道，商家所采取的竞争手段更是五花八门，甚至有时免不了出现非理性竞争，比如过分杀价、相互攻击谩骂等。这些竞争手段固然体现了上海人积极进取、勇于竞争的商业精神，但也反映了一个问题：他们的竞争手段还是较原始的、不成熟的、非理性的。
市场经济成熟的标志之一应该是非理性竞争时代的结束，此时，更高层次的竞争手段已成为整个市场最迫切需要的东西。由于上海商人在竞争中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后来纷纷由向外攻击转为向内发展，努力加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适应正在到来的新的竞争形势。
上海紫江集团董事长沈雯是一个很早便懂得从更新的竞争手段方面建立企业优势的上海商人。1982年，改革开放之风刚刚吹起之时，不断耳闻一些朝气蓬勃的创业者下海经商的故事，这时候的沈雯也想干点什么。一次，他偶然听人说起刚传入国内的一种新技术——塑料包装。经过一番市场调查后，此前对包装一无所知的沈雯决定选择这个行业。于是他用借来的3万元人民币，创立了“紫江企业”，虽然创立时企业规模不大，但后来的发展却十分迅速。
1989年，在改革开放的带动下，各地的私营企业也纷纷兴起。食品加工业、制鞋业以及电子行业都快速发展起来了。沈雯也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他采用股份制的形式，组建紫江（集团）公司，下辖7家企业，开始大举进军印刷行业。
20世纪90年代，国内包装印刷市场硝烟弥漫，群雄争霸。很多大型包装印刷企业遇到了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难题：如何发展下去？沈雯的办法是把市场搞大。为此，他开始在各地以合股形式建立分厂，使紫江企业在当地地方性企业的竞争中取得优势。事实上，他的这种办法让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沈雯创业的成功也是上海人的性格与智慧的一个缩影，而在中国最先领悟了西方发达国家商业精髓的上海商人，也是最先体会到竞争之道的商人群体，更是率先走上富于技巧性的竞争之路的商人群体。上海商人深深地懂得，不竞争就不能发展，没有竞争也就没有发展。
生意经
不竞争就不能发展，没有竞争也就没有发展。
想要获胜就要做好精准的预测传说中“阿里巴巴山洞”里有无数的金银财宝，而在上海人眼里到处都有“阿里巴巴山洞”。上海人善于在别人看不到生意的地方看到生意，在满目荒凉的地方也能找到发财的秘诀。在他们眼里，到处都是“阿里巴巴山洞”，而且无不富得流油。别人浑然不觉的商机，但凡有了上海商人，一切便豁然而生，一切便因人而活。上海商人手里仿佛掌握着打开“阿里巴巴山洞”的金钥匙。
“上海地产大王”叶立培原来只是一个数学教师。也许是由于对数字十分敏感，他有了这样的想法：工资比较稳定，待遇也不错，但真正零零碎碎计算下来，扣除日常生活的花销，手头总会有点紧。这样干下去，一辈子也只能混个凑合。于是他决定下海。
最初，他的职业只是一个押运员，虽然生活是很辛苦的，但痛苦的生涯却成了叶立培励志的根源。经过五年的辛苦奔波，叶立培已由一个“娇贵”的上海人变成一条闯荡四方的大汉。在这五年中，叶立培积累了一些资金，这些资金成了他搏击商场的第一笔资本。
1978年，叶立培到澳大利亚去经商，把中国商品运至澳大利亚出售。但由于刚刚下海，本身又缺乏经验，判断有误，所以他经常会品尝失败的滋味。但叶立培总能从失败中及时清醒冷静下来，作一些必要补救，这样他的损失也不太大，仍可以维持生意。后来，他终于摸索到了一些门道，发现做杂货、针织制衣贸易很顺手，于是他不辞劳苦，辗转于中澳之间。经过10年的拼搏，他由进口贸易赚到了第二笔资金。
后来，他又挺进上海地产业。当时，叶立培的资金只有1000多万人民币。他经过周密的市场调查后，看中了虹口区一块约有35万平方米的荒地。他设想着把那里开发成上海最高档的住宅区。经过一番努力后，他拿下这块地皮，然后他又联合几大财团投资了40亿港元，准备兴建“名都城”。
在当时看来，这是很冒险的。荒凉的地方兴建以成功人士为对象的高档住宅是不太可能赚钱的。但叶立培很有信心。此时要开发浦东的消息已经略有所闻，上海人重建大上海也决心初现，城市扩张指日可待，这些因素都是有利条件。同时相对于闹市拥挤的居住环境，各地地产商已开始尝试向郊区扩展，这就是在广东地产界风行一时的所谓“城市化”。近郊地价相对于闹市地价也低得多，大盘开发则降低了制造成本。
综合考虑这几方面的因素，叶立培觉得投资这块地皮没有理由不赚钱。事实证明他再次判断无误，最后“名都城”楼盘价在1300～1400美元之间，销出70％，其余30％成为他麾下仲盛物业的酒店式公寓。以房地产投资回报率摊薄计算，“名都城”在仲盛物业所有项目中回报率最高，投资价值高达29.8％。上海地产界人士后来慨叹：“现在再也找不到那样好的黄金项目了。”
1990年，叶立培又凭其独到的眼光用1.2亿元拍得上海“西郊花园别墅”用地，然后靠海外银行融资建成88栋别墅，在上海地产界再次赢得满堂红，从此上海地产界无人不知叶立培。
如今，叶立培创建的仲盛集团资产总规模达到数十亿，全资拥有的控股公司和地产项目公司遍布香港、上海、深圳、北京等地。事实证明了他当初的预测是正确的，上海果然是国内新的经济热点。而他之所以能做出正确的选择，除了他本身是上海人之外，也在于他准确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向。
30多年中，叶立培每一次重要的决策几乎都是在结合经济发展趋势、审时度势后决定的，而正因为预测精确，他的重要决策也几乎没有一个失误的。可见，精准的市场预测能够帮助一个生意人开辟新通道、赢得新成功。
生意经
精准的市场预测能够帮助一个生意人开辟新通道、赢得新成功。后发制人，先退后进创业者眼明手快，发现有什么新鲜事物稍加改进立即跟上。只要跟得对头、及时，一样可以收到“后来居上”的效果。
日本松下电器公司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在创业之初就把“不发明，只改进”作为公司的发展战略。他建立了23个拥有先进设备的研究室，专门分析竞争对手的新产品，一旦发现不足之处就设法改进，设法做得更好，使产品质量和性能更臻完善。
放像机本是索尼公司首先购买美国专利制造出来的，该公司的“贝塔马克思”放像机在市场上占据了最初的领先地位。但松下公司经过市场调查，了解到消费者希望放像机放映时间更长一些，体积更小一些，重量更轻一点。
于是松下公司在研究“贝塔马克思”的基础上，迅速推出了放映时间长、体积小、重量轻，而且价格低15%的新产品，取名“乐声”和“RCA”两个牌子。这两个产品一经推出，就以绝对的优势压倒了“贝塔马克思”。
松下公司采用“后发制人”的策略，对产品进行推陈出新，做出比先头品牌更加先进、更好的产品，最后压倒先头品牌，夺取了自己的市场和消费群体。
上海商人其实也是一个善于后发制人的群体。旧上海出版业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呈三足鼎立之势，相互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有一次，商务印书馆在报章刊登广告，征订康熙字典影印本，每本大洋2.5元。世界书局看到这条广告后，仔细算了一笔账，如果该书印数10000本，那么每一本书成本大约为1.5元，售出后可获利10000元。而根据世界书局的预测，如果由他们来印刷发行这本书，在销量上会有好多倍的潜力可挖，所以他们马上也刊登征订广告，宣布征订他们的康熙字典影印本，每本只需要大洋1.5元。
在这种情况下，商务印书馆考虑到自己的信誉，对原来抛出的征订单价已经无法更改了，只好硬着头皮坚持原价。可想而知，康熙字典影印本的读者，多数选购了世界书局的版本。
另外一个案例是，在上海南京西路，有三家规模较大的裁缝店，竞争同样十分激烈。平心而论，三家裁缝的手艺都不错，彼此相差并不大。竞争也是在悄悄地进行中，表面上显得还算是和气。
有一天，三家中的一家裁缝店最先挑起战火，在门口挂出一块广告牌，上面写着“本店有伦敦最好的裁缝”。这下就激怒了另外两家裁缝店。其中有一家马上跳出来应战，也在门口同样挂了一块广告牌，上面写着“本店有世界上最好的裁缝”。
这下好了，两家裁缝店以及众多顾客都在猜测，第三家的广告该怎么做呢？总不能写“本店有宇宙里最好的裁缝”吧。几天以后第三家裁缝店也挂出了广告牌，不过它非常谦虚，同时又实实在在，只见它写的是“本店有这条街上最好的裁缝”。
从这三家裁缝店的三块广告牌上，聪明的顾客已经领教了各家不同的宣传策略和服务水平。他们对前面两家裁缝店并无多大好感，对后面一家裁缝店却赞誉有加。与过分夸大自己的力量相比，绝大多数的消费者更相信其实际力量。后来，第三家裁缝店的生意真的兴旺发达起来。这也是后发制人的高明之处。
生意经
创业者眼明手快，发现有什么新鲜事物稍加改进立即跟上，只要跟得对头、及时，一样可以收到“后来居上”的效果。用人才而不是用奴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为了阻止德国制造原子弹的进程，决心把其研制原子弹的首席专家海森堡弄到美国。美国经过长期侦察弄清了纳粹试验室地点后，由一个伞兵师、两个装甲师、一个集团军组成的“掩护作战”部队，开始闪电般的突袭行动，终于俘获了这位专家。事后，策划抢夺海森堡的格罗夫斯将军说：“得到海森堡，比俘获10个师的德军有价值得多。”这件事告诉我们，人才在战争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同样，在市场中，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商品的竞争，谁的商品好，谁就会占领市场。要生产物美价廉的产品，首先靠先进的科学技术，而先进的科学技术又是由人来掌握的。所以，企业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上海商人便是懂得如何重用人才的群体。
一直以来，上海就是个外来人口众多的城市。在这个城市中，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并没有占据很大的比例，而众多的外地人口相继来到这里，带来了各地不同的文化和习俗。在文化包容这点上，上海人是很开放的。他们兼容并蓄，集各地文化之所长，形成了现在上海独特的混合型文化形态，而这种开放、包容也促进了上海经济和文化的迅猛发展。
上海商人非常重视人才，每年上海引进的各地人才数以万计，这些人投身于上海的工业、金融、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为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发展添砖加瓦。上海为了网罗更多人才，积极实施人才战略，改革户籍制度，主动从国内外引进大批人才。他们一方面千方百计吸引全世界的高素质人才形成人才的数量规模；另一方面形成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良好创业环境和人文环境，使多类人才成为上海城市建设的中坚力量。
上海月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丁佐宏仅仅用了18年的时间，就成就了集团的宏大愿景。从当初的3000元起家，到如今拥有数十亿元的资产；从七八个人的小厂，到现在有5000多名员工的大集团；从作坊式的家具厂，到民营企业500强。丁佐宏的成功与他善于重用人才是分不开的。在一次访谈节目现场，丁佐宏谈到人才的使用时，他这样说：“我不是要你一个萝卜来填我一个坑，我要培养你种萝卜。”
丁佐宏还说，企业领导必须身体力行，不想要员工做的事自己首先别做，想要员工做的事自己带头做。老总是企业中权力最大的一个人，又是权力最小甚至没有权力的一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的言行举止，有5000个人在时刻监督着。如果我指挥正确，企业的状况会越来越好；但如果我做了什么有损于企业的事，企业、员工怎么办？”
有损于企业的事是什么呢？丁佐宏举例说：“企业的资金，我有完全的支配权。如果我是一赌就50万、100万的老总，没有人能够阻止我，但是人心涣散了，明天怎么办？”因此，企业必须有一个健康透明的管理体制，才能保证其正常成长。在这个健康透明的管理体制中，丁佐宏这样说：“可以拍桌子不可以拍马屁，要用人才决不用奴才，庸者下能者上。”月星集团就是以此为标准来吸纳新人、规划目标的。
生意经
企业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科技创新是企业成功的秘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不仅在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中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上海商人来说，其中也蕴含着无限的商机。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上海涌现出一批“新沪商”，这些“新沪商”具有强烈的科技意识。很多科技民企的掌门人都认为，上海的物质资源非常有限，但科技文化资源却非常丰富，“新沪商”要更善于运用智力，以科技创新带动其他资源的高倍增值。“今后，科技创新、自主知识产权，应成为‘新沪商’的标志性旗帜。”
一个企业要长期保持良好的经济效益，就必须能为用户不断提供新的、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因此，仅仅依靠循环往复地生产一些固定的产品或者只注重增加产品数量，都是难以较长时间地占有市场的。这就要求创业者不能固步自封，而要不断地引进技术发明，加快产品更新换代，使自己的产品总能吸引用户好奇、赞赏的目光，并将他们口袋中的钞票纳入自己的账号，这才是企业经营的最高境界。
有人问上海谢科那康保健器材有限公司创始人郑虎勇成功的秘诀是什么，郑虎勇的回答是：“我们觉得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是企业成功的秘诀。”
谢科那康保健器材有限公司根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紧抓客户的心理，所开发的产品以多品种、小批量为主，实行量身定做式为客户服务的企业运作模式。
谢科那康保健器材有限公司是以电视购物为经营点的。在当时，电视购物在日韩欧美等地已经很成熟，但是中国的电视购物尚处于初级阶段，与商家属于契约式关系，不介入产品前期的设计、包装，而且没有与顾客进行互动并建立良好的售后服务关系。顾客买了产品后，如果碰到了问题，不是找电视台，而是找商家。而真正的电视购物则必须介入产品的设计、包装、质量控制、发布宣传、售后服务的全过程，也就是说，只有与产品无缝连接，电视购物的蛋糕才能做大。另外，电视购物频道还要寓“卖”于乐，尽可能地拉近与顾客的心理距离。
在营销模式上，郑虎勇认为：“我公司主要是通过电子商务平台以电视购物和网上购物的销售模式为主，现今人们越来越繁忙，电视和网络购物的便利正迎合了广大消费者的需求，现在在韩国人们已是足不出户就可购物，相信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也将往这发面发展，将有更多的消费者加入电视购物一族。”
谢科那康保健器材有限公司在技术创新上做得怎样呢？郑虎勇如是说：“我公司对产品的质量把关方面非常严谨，若产品在运输过程中损坏，100%的无条件予以更换，并全力做好售后工作。您想到的我们比您先考虑到，您未想到的我们也替您考虑到，让您买后高枕无忧。”
谢科那康保健器材有限公司还在产品开发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公司大力推进产品开发，每年都投入定量资金进行产品开发，并获得了可喜成果，多次获得国内和国际大奖。
在如何提升企业竞争力方面，郑虎勇也有自己的想法和措施。郑虎勇说：“所谓企业竞争力是由技术创新能力、市场拓展能力、人力资源开发能力、资本运营能力、风险抗御能力等等若干能力有机结合而构成的。产品、营销、服务创新是提高我们企业竞争力的有效手段。”
郑虎勇提到的产品、营销、服务创新又是如何做的呢？
在产品创新方面。产品性能的优劣、品质的好坏、新颖的程度、技术含量的高低和消费者的满意程度，决定了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态势和发展前景。因此，公司根据市场的需求，不断更新产品的性能、质量、服务等一系列内容。
在营销创新方面。公司认为，传统的营销通常以人力为其基本的工具，以市场调研、试销为其展开营销活动的基础，这种方式很容易受到地域和成本的限制。而高科技的发展完全改变了这一被动局面，互联网的建立，使得顾客的购物信息的来源和处理能力大大提高，网络的参与者不仅仅是使用者，同时也是网络的信息制造者。因此，顾客与公司之间的信息沟通与处理变得越来越简单，传统的出售与购物方式将被更直接、更有助于顾客选择的现代出售与购物方式所代替。
在服务创新方面。在产品货源充足、交通运输便利的今天，企业之间的产品差异不断缩小。因此，公司越来越重视服务的创新，总结经济发达国家的企业经验，将顾客自我服务、全过程服务和全方位服务作为企业服务创新的重点内容。
对于现代企业来说，要想发展就要倚重于现代科学技术，只有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生产出更好更受消费者欢迎的产品，才能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
生意经
一个企业，要长期保持良好的经济效益，就必须能为用户不断提供新的、技术含量高的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