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他们，我的双亲—父亲和母亲……为何他们有如此巨大的变化呢？埃内斯托深为惊讶。一个念头马上在脑海里翻腾起来：“大概是这些年来一直为我担惊受怕，苦熬日子的缘故，因为报纸和电台在这些年已为我送葬三次了……而我又是如此少地给他们写信……我可怜的妈妈在心中对我已不抱希望了。她在读到切·格瓦拉死亡的消息时会是什么样子呢？天哪，她头上竟有花白的头发了！”
是的，小儿子，我始终非常疼爱你！甚至可能比疼爱我的其他孩子还要多一些。我一直万分后悔让你患上感冒，结果是转成哮喘病给你带来终生的痛苦。然而，信件又为何这么少呢？我们知道，你托人带信的机会是不常有的，而通过普通邮局寄的“伊索信函”（一种利用暗示、隐喻和密语来表达思想的寓意方法，因古希腊哲学家伊索而得名。—译者注）—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稀奇古怪的信息。你记得你在战时发出的第一封信就是这种风格的吗？
埃内斯托当然记得：“我一开始就想，什么出路也没有，算是难逃灭顶之灾了。但是上司却善于稳住阵脚，而后甚至改变了局面。现在我似乎觉得，几个月以后他甚至会给我假期，如果一切……都将可以付费的话。我的自我感觉一天比一天好……而且打算在上司的帮助下努力向上爬。”诚然，他从墨西哥城发出的最后一封信写得更直白：“我决定完成一生中的主要任务—手执盾牌挺身反对一切理所当然的现象……黄道十二宫好，预示着胜利，但要是出错的话，那我就得考虑用诗人的诗句来表达：‘我随身带给大地的只是一首没有最后乐章的伤感小调。’我们要么胜利，要么死亡。”
甚至在墨西哥城与他的朋友豪尔赫·塞莱亚就这一话题的谈话也涌上心头：
埃内斯托：豪尔赫，你的双亲给我写信，说你已经好多年不向他们报告自己的任何情况了……
豪尔赫：我没有时间……
埃内斯托：革命者不应当忘了父母，一些新闻记者把我们描写得如同冷酷无情的机器人……为家庭挤出一点时间总是可以办到的……
豪尔赫：说得对。那你自己经常给墨西哥的父母写信吗？（埃内斯托回忆，他当时如何红着脸并含糊不清地说：“是的，我应当经常给他们写信。”）
“荧屏”中出现了父亲：
“你要知道，泰泰，当报纸报道你们从‘格拉玛’号登陆后的死讯时，伊尔达悲痛欲绝。她抛弃墨西哥城的一切，马上带着小女儿回到利马的家……有一次，她在城里转悠时，一个拎包连同所有的证件和你写的几首诗都被偷走了。（埃内斯托马上回忆起在离别时他对妻子说的话：“我可能死去，但革命必定胜利，请不要怀疑。”回忆起他如何亲吻她的头部，以及如何将还是小不点的小伊尔达搂在自己怀中—“你呀，我的小毛！”女儿的眼眶有“中国人”的特征。—作者注）我给她打电话，”父亲继续说道，“同时告诉她已替她定好一张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机票，以及收到了你信的事。”
“是的，”妈妈补充说，“我们很高兴伊尔达和小孙女到来。由于遭遇酷热，我们和他们一起移居到了一个大牧场。”（是的，我记得布宜诺斯艾利斯1957年1月那些酷热难耐的日子，当时空气湿度95％，阴凉处的气温高达44摄氏度！—作者注）
耳边还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埃内斯托，你还记得分别时你对我们的宝贝女儿说的话吗？（切沉思片刻，觉得这好像是伊尔达）：‘我亲爱的宝贝女儿，我的小毛！你还不懂得，你的生活将面对一个多么困难的世界。等你长大以后，整个大陆，或许是全球都将充满反对一个强敌的斗争。或许那时我已不在人世间，但是斗争的旗帜将遍布大陆。’”……当有人通报有关你的噩耗时，巴约老人会安抚我的，他说：“切是我最好的学生，他很好地掌握了我教的内容，我相信他没有死。”埃内斯托想起现在要对伊尔达讲清楚，他已将自己的生命同另一个女人联系起来，并请求她原谅。可是梦境却紧紧萦绕着他……终于，他睁开了眼睛，还没怎么感觉到“匆匆一瞥”与现实之间的区别，便又陷入沉思：“他们大家多么爱我，我也要加倍爱他们。应当邀请双亲到哈瓦那玩一趟。同时安排伊尔达和小女儿搬到这里来。”……
父母亲没有让切等下去—收到邀请后，他们马上动身了。切在哈瓦那机场迎接他们。当埃内斯托站着等候已在地面上滑行的飞机时，一家报社的记者急急忙忙跑到他跟前：
“您最近有什么样的计划，少校？您会成为新政府的成员吗？”
“不会，我不会参加政府，我充其量不过是起义部队的一名少校而已。待形势正常化之后，我将重操医生职业。我想回到阿根廷去，稍稍休息一会，缓解一下两年战斗的疲劳……”
“形势何时正常化？”
格瓦拉只得耸耸两个肩膀，不无正确地说：“距离这个目标还很远……”
记者向他索要签名，但遭到切的拒绝，说：“我不是剧院的女主角……”
刚刚来到的父母亲还有一连串的问题。妈妈问，菲德尔是怎样一个人？他们和他眼下正在做什么？伊尔达和女儿是否很快搬迁？哮喘病是否继续在折磨她的埃内斯托？父亲感兴趣的是，他是否还想着重操医生职业？
“你要知道，老爸，”埃内斯托说，“让我把自己的医生证书送给你，因为你也是埃内斯托·格瓦拉，或许你从事这个职业更为得心应手。”他们两人都会心地笑了。
“我们要是坐车在岛上观光该有多好？”老埃内斯托问道。切变得严肃起来：
“那你就得付汽油和司机的费用了：我目前还没有薪水，国家资金的开销，我们现在掌握得很严……”
妈妈开始讲述所有的亲朋好友为她儿子感到自豪的情况：
“甚至连你那些腰缠万贯的婶婶们（格瓦拉家的祖辈在19世纪曾进入阿根廷最富有的“100家族”的名人榜。—作者注）都郑重其事地说：‘我们的侄儿埃内斯托就是大名鼎鼎的切·格瓦拉！’”
埃内斯托皱了皱眉头，马上支开了话题：“你身体怎么样，老妈？老毛病还常犯吗？（儿子这时陷入回忆之中，在他成为大学医疗系一年级新生时，如何准备第一次骑摩托自行车旅行。可是母亲患乳腺癌做了手术，他便开始在家兔身上进行实验—以便获得一种防肿瘤的新的注射剂。他的外出不得不拖延了整整5年时间）
塞莉亚装出不知道有什么要问的样子，含糊其辞地应对说：
“泰泰，难道你不打算和妻子、女儿在这个小房间生活吗？”
“不，有关方面最近答应给我一套中等别墅，原先的主人是一个巴蒂斯塔分子，现已逃往美国。那里还有一个小伊尔达喜欢的不太大的花园。”而后，他沉默一会儿并补充说道：
“我还有几句话想对你说，老妈。我很快将她们迁到这里来，但不会跟伊尔达一起生活：在战争中我遇到并爱上了另一个女人—来自圣克拉腊的阿莱伊达·马奇，我的通信员……”
看看母亲心绪不佳且一言不发，埃内斯托走近她，拥抱着她的两肩说道：
“不要想不开，老妈，我不会抛下她们的，我非常爱小伊尔达并且一定培养她成才。或许等她长大一些，伊尔达会将她送到我们家……”
父母亲到过奥连特省，到过他们儿子战斗过的地方（菲德尔获悉他们到达后，曾向他们提供一辆带司机的汽车及自己的一名副官），然后乘飞机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两个伊尔达很快来到了。
伊尔达听了丈夫的解释，痛苦地号啕大哭。埃内斯托尽其所能，竭力安慰她并请她原谅，而后补充说道：“或许，要是我死了，那就好了……”
伊尔达克制着自己的感情，擦拭着泪水说：
“不，埃内斯托，绝对不能这样，我高兴你还活着……我想留在古巴……我们将成为朋友。你要知道，在回忆你的时候，我把这些时间都用来撰写我们的相识过程，在墨西哥城的生活、结婚……你什么时候读一读……”
小伊尔达醒过来了，埃内斯托把她从床上抱起来：
“就是她，我们友情的花瓣！”
“好爸爸，我们现在将永远和你一起生活了？”格瓦拉喉头哽咽，说不出话来。
“当然，我的小中国人，爸爸现在很忙，但会常来你这里做客……”
应当说，切始终如一地履行着自己的诺言：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一昼夜工作20小时，每周一次驱车巡视哈瓦那郊区，他还要抽时间开始同女儿玩耍—捉迷藏、跳绳、荡秋千，在小花园的草地上爬行……连他的警卫都惊讶得目瞪口呆。埃内斯托在规定的时间没有来到只有一次—那是在加勒比海危机的日子里，他指挥着部署在比那尔德里奥省的部队。因此，当国家面临的危机日子过去后，他仍然像在指挥所里一样—身穿一套落满尘土的制服，带着一双因失眠而眼窝深陷的眼睛来到了。他吻了吻小伊尔达并严肃地对她说：“亲爱的宝贝女儿，这么久没见到你了，因为该死的美国佬使我们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当一切刚刚缓和下来后，我就立即到你这里来了。让我们在地上玩吧，我实在太脏了。”（伊尔达在自己的书中谈到这一点时是这样写的：面对这种场面，警卫和司机忍不住鼻子抽泣并开始擦拭眼泪）。他跟她谈话就跟大人谈话一样（这与他父母同他谈话相似），当她长大一些时更是如此。离开古巴到各地出差时，他总抽时间找机会给她写信。以下只是这些信件中的几封，是从伊尔达写她丈夫的那本书中引用的。
女儿9岁生日那一天，埃内斯托从非洲寄出了一枚稀罕的镶着一块小宝石的小戒指和一封信：
“我亲爱的，当你收到这封信时，我将到达非洲的一个国家，而你就要满9岁了。我给你寄这个小礼物，是为了让你戴上它就想起我。我知道，这个小戒指对你是大了一些，但你的5个手指中总有一个可以戴的。很想见到你……或许在今年你将当上优秀生……（此前，小伊尔达荣获了‘优秀生’证书，父亲将自己一枚‘劳动突击手’证章赠给了她。这枚证章是因为收割甘蔗的出色劳动由工会颁发给他的。—作者注）
‘老妈’，非常爱你的爸爸给你一个飞吻，并且紧紧地拥抱你，向你的妈妈转致友好的问候。”
以下这封信是几个月后寄出的：
“亲爱的宝贝女儿，给你寄出寥寥的几行文字，目的是要你知道，你的‘老爷子’总在惦记着你。前不久拍摄的照片收到了—遗憾的是你还没有完全成为成年人。应当很快在房子附近布置警戒，防备那些图谋不轨者。
我身处遥远的他乡，执行赋予我的任务，在这里还要待些日子。别忘了抽时间到家里看望弟弟和妹妹（当时在埃内斯托家中，他的第二任妻子阿莱伊达也生了几个孩子。—作者注），他们不太听话，学习上也不太用功。请向你的妈妈以及表姐代为问好……你的爸爸给你一个飞吻和最紧密的拥抱。”
1966年4月，在女儿10周岁时，他在非洲出差时的最后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你已经长大成人，我不能像给小孩子写信那样瞎扯几句……我正在与我们的敌人斗争，做我力所能及的事，虽然做得不太多。但我想，你可以为自己的父亲感到骄傲，就像我为你感到骄傲一样。你今后要成为学校里的好学生，这就意味着学习优异、品行端正、办事认真、热爱革命和与同学友好相处。
我在你这么大时没有做到这一些：你优越地生活在另一种社会里，因此应当无愧于这个社会……要经常回家看看弟妹们，尤其是照顾好阿莱伊达，她认为你是所有人中最好的，并且把你当做大姐姐而听你的话……请接受我的长吻，它将永远陪伴你我们不能相见的时光……”
类似这样的信件未必需要多作评论。它们给予切的敌人散布的谰言以最有力的驳斥，他们试图将他说成是冷酷无情的“革命的丑八怪”。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伊尔达的作品，她在丈夫牺牲后已将它们以书的形式出版—《切·格瓦拉：Anos decicivos》伊尔达·格瓦拉著，墨西哥城，1972年。因为该书只用西班牙文出版，我们只能对格瓦拉第一任妻子的回忆录做扼要的介绍，但先就她本人的一些情况说几句。
读者已经知道，伊尔达·加德亚出生在秘鲁一个中产家庭，毕业于利马一所大学的经济系。从学生时代起，她就积极参加美洲人民革命联盟12运动，在危地马拉与当地共产党人合作。她的年龄比格瓦拉大6岁。格瓦拉不止一次地对她精通人文科学、艺术和音乐深表钦佩。与他离婚后，她留在古巴生活和工作。
1968年，一本名为《美洲之家》的杂志在哈瓦那出版发行，在纪念切·格瓦拉的一期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她撰写的长篇文章：
“你将永远是拉丁美洲革命的领袖；就像玻利瓦尔和马蒂那样引导我们的人民走向胜利……”
伊尔达和年轻的阿根廷医生首次会面时的情形是这样的：“他26岁，身高176～178厘米，肤色白净且富有光泽，头发深棕色，五官端正，性格快乐，声音嘶哑，给外界的印象一直是心平气和、观点睿智、谈吐有教养。”
埃内斯托带着她的一位老乡兼同事的信到危地马拉见她。那人给伊尔达写信说，这个阿根廷人对拉丁美洲实际情况的看法迫使他认真研究起这个人……她请来访者喝咖啡。在谈话中，埃内斯托咳嗽得很厉害，深感不好意思，便将自己的“终生疾患”告诉了她。这种病使他学会给自己注射肾上腺素已经10年了。
第一次会面时，他们甚至就一些政治问题争吵了几句：伊尔达对1952年的玻利维亚革命给了很高的评价，埃内斯托则力图证明这“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新结识的女友对青年医生过去从事的政治活动颇有兴趣。她知道，在他自己的祖国，那种同当地共产党人合作的人并不是很多，并且很快就离开他们。用他的话来说，他们“离人民的迫切愿望太远了”。
伊尔达知道格瓦拉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以后，第二次会面时，就应埃内斯托和他一个朋友的请求，借给他们50美元。这笔钱还是她用自己的贵重物品抵押在当铺换来的。她试图利用自己与危地马拉共产党人的关系将埃内斯托安置到国家统计局工作，他们答复她说，如果格瓦拉加入他们的党，这个忙可以帮。阿根廷人被惹怒了：“告诉他们，当我决定加入时，我一定按照内心的吩咐去做，而不是按照个人的兴趣。”几天之后，他更准确地说明了自己的立场：“我没有说过，我不赞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我不喜欢这些共产党人这些方法，不能用这样的手段获得拥护者，这分明是弄虚作假。”
除了政治问题，特别是对危地马拉革命的理解以外，其他一些事物，比如对于诗歌的爱好，使两个相恋的青年人越来越接近。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埃内斯托爱好诗歌，能背诵许多诗人的诗作。有一次，伊尔达与他谈起英国诗人吉卜林并且朗诵了他的诗篇《如果》，埃内斯托异常兴奋，他特别喜欢最后一章：
留下俭朴，找君王交涉，
留下圣洁，寻庶民商榷；
对敌对友都要坦承相见，始终如一，
让大家对你的尊重在时时刻刻；
每一瞬间都有自己的意义，
钟表和日子走过就别想回头；
那时你会像占有者一样接受整个世界，
我的儿子，待到那一天，你将是一个大写的人！
（由M.洛津斯基俄译诗转译）
聆听完诗篇以后，埃内斯托抓住伊尔达的手并将它按在自己的前额说：“我好喜欢你呀……”
他们的友谊在墨西哥继续发展。他们在首都的中央公园—查布尔杰佩克公园散步，进影院看电影（特别是观看苏联影片《罗密欧与朱丽叶》）。在通常情况下，圣诞节是天主教徒只和亲属或者很亲密的朋友一起过的，但1954年的圣诞节是他们两人一起欢度的。伊尔达送给埃内斯托一件漂亮的无领衫，他却没有钱购买礼物，因此就给她一本印有阿根廷经典作家埃尔南德斯的叙事长诗《马丁·费罗》的小册子作为纪念。这本小册子他一直随身携带。
新年的夜晚，他前往一位当书库值班员的朋友那里，因为答应帮他消磨夜间值班的时间。伊尔达生气了。但是，埃内斯托不仅在次日清晨9点提早回来了，而且还拉着她到公园玩。在这里，他提议要她嫁给他。他们之间当时进行了以下对话：
伊尔达：这种结婚对你意味着什么呢？要知道我的年龄比你大，让我们一年后再来谈论这个话题吧……
埃内斯托：所有优点集于一身。你身上凝聚着智慧、友情和爱情，为什么要再过一年而不是现在呢？
可是，一桩蠢事却使情况恶化了。有一次，伊尔达在他的一本书中找到一张穿着泳装姑娘的照片底片，“倔强的印加人的热血”马上涌到面颊，她写了一张便条并派人将其和底片一起送交“未婚夫”，同时建议双方只维持“朋友”关系。
傍晚时分，埃内斯托十分生气。他解释说，这张底片是他朋友穆拉特女儿的，她很快就要出嫁。他说，伊尔达想方设法寻找各种借口，以便拖延他们的婚事，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要他离开，甚至不想留他做她的朋友。他整整一个礼拜都没有来过。可是，伊尔达患了流行性感冒，她的一位女友又来请埃内斯托。他看过病人，开了药，然后冷冰冰地允诺过一个礼拜来看望一下。第二次出诊时，医生以最后通牒式的语调问道：
“你最后拿定主意还是……”
“是的，是的，”伊尔达开始微笑着说道，“但是只能定在5月份。现在太早，内务部没有准备好证明文件，你明白我同意什么吗？”
“你的决定是正确的，”医生调皮地看着她说：“如果你说声‘不’，那你就会永远失去我。”
8月，伊尔达告诉埃内斯托她已有身孕，他就拥抱她和亲吻她，开始帮忙搞定一些证明文件。在伊尔达告诉这一消息的次日晚上，他赠送她一只镶嵌有黑宝石的银手镯。“这是为了即将降生的儿子，”他说道，“是用拉美通讯社付给我的摄影费买的。”
应当尽快举行婚礼。婚礼在距墨西哥首都不远的一个小村庄先前认识的村长家举行。证婚人是劳尔·卡斯特罗，尽管为了严守秘密而签上了他朋友蒙塔内的名字。菲德尔晚上到他们这里来吃了一顿阿根廷的“火盆烤肉”。
这件事打电报告诉了伊尔达和埃内斯托双方父母。前者父母在回电中责问说，为什么隆重的结婚典礼事先不发邀请，同时还给他们捎来500美元。比较了解情况的新郎父母没有提出任何问题。
格瓦拉给伊尔达的父母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有这样的话：
“我希望作为兄弟为你们家庭所接纳。这个兄弟早就和你们一起走同一条道路，奔同一个目标。或者希望我性格（多方面的）中的怪癖行为不那么明显，因为我和伊尔达之间有着相互的且没有前提条件的爱情。”
新婚夫妇得到一笔现金的礼物后，计划到墨西哥实现规模不大的结婚旅游，但却偏逢雨季，埃内斯托的哮喘病加重了。他开玩笑说：“我到过巴黎，那里很干燥。”“你怎么啦，资产阶级化的革命家！”妻子微笑着说，“最好读一读我们伟大的马里亚特吉的著作—应当好好研究一下欧洲。”
实际上，伊尔达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一点很讨她丈夫的欢心，但是倒霉的事情还是碰上了：她喜爱贝多芬，而埃内斯托则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他走进唱片商店，买到了这位伟大德国人《第九交响乐》的唱片。他不无得意地在她生日那一天送上唱片，并且郑重其事地把它放到与无线电接收机组装在一起的电唱机上。“你听听，”他一边说着一边和妻子一起坐到沙发上，“这就是你喜爱的贝多芬！”前几个小节的旋律响了起来，埃内斯托心旷神怡、笑容满面，伊尔达却是一脸的莫名其妙：电唱机上放出的竟是爵士音乐……“噢，我的天哪，埃内斯托，你没有将转换开关从收音机转到电唱机上……”
他们一家三口人：伊尔达生下了女儿。她是母亲的复制品。为了纪念母亲，亲昵地管女儿叫小伊尔达。（拉美人非常喜欢以父母亲或其他亲属的名字给孩子命名。—作者注）
第三天，小伊尔达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接待”了第一次访问，这就是古巴人菲德尔·卡斯特罗。“这个小女孩将在古巴得到教育！”他说道。“在我们的国际主义家庭，我们觉得仅这一点是不够的。”父亲以开玩笑的口吻反驳说。
为了庆祝孩子降生，朋友们团聚在一起，将开过封的一瓶梅茨卡利酒喝得精光（埃内斯托对朋友们一再劝酒）。这是用一种特殊蠕虫炮制的墨西哥伏特加，有的人甚至会整条吞下去。
关于格瓦拉日后到墨西哥的事，相信读者都已知道。因此，我们还是让思绪重新回到古巴来……
将提供给格瓦拉的别墅给了伊尔达和女儿以后，切就和第二任妻子迁居到了哈瓦那维达诺区一套不大的住宅。阿莱伊达·马奇在起义斗争时期曾参加拉斯比利亚斯省的地下工作，在攻克圣克拉腊的战斗中来到格瓦拉的纵队，并且在那里护理伤员。他非常喜欢这位谦恭温雅和美丽迷人的姑娘。有一次，他在离开阿莱伊达工作的一所小医院时，同她握手道别。他久久地将它握在自己手里，看着她的眼睛，然后微笑着离开……
他们的婚礼在埃内斯托工作和生活的要塞内一间拥挤不堪的房间里举行。出席婚礼的只有几个人，大伙讲几句简短的恭贺祝福话就散了：当时国家面临的任务一个紧接一个，时间极度紧张。在客人中又有劳尔·卡斯特罗，但这一次他是带着妻子兼战友比尔马·埃斯平一起来的。
在他们共同生活的几年里，阿莱伊达·马奇和埃内斯托一共生养了四个孩子—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家中还有一个埃内斯托·格瓦拉的孩子是小伊尔达，他们四个都把她视为自己的大姐姐。
这当中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格瓦拉总体上怎样对待两个女人，他喜欢她们吗？”以下是他自己对乌拉圭某报记者所提类似问题的答复：
“我认为你提的这种问题有些无礼……如果我不喜欢她们，我就不是男人。但是，如果我无视自己的革命天职或者不尽到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我就不是一个革命者，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我爱女人。”
有关格瓦拉作为父亲的形象我们已在前面有所介绍，我们在这里只做一点补充，那就是他一直对那些献身共同事业的父母，其中也包括他自己颇有微词，认为很少与自己的孩子在一起是不可原谅的。1963年5月，一个省级学校给他寄来了中学生作文选的印刷品邮件，切读着这些文章并不时感叹说：“我们革命者有时为自己及自己的事忙碌……我们的孩子视我们形同陌生人，因为他们看到我们比看到我们的警卫还少，他们还管警卫叫‘叔叔’呢。”
格瓦拉牺牲10年以后，一本名为《保加利亚》杂志的女记者参观了他在哈瓦那的一幢房子，里面住着切的遗孀和他的孩子们。文章的标题是《朴素的住房和更朴素的陈设》。准许保加利亚女记者采访的附加条件是，她不得向孩子们提出有关他们父亲的任何问题。为了不违背他的遗嘱—他们不应当和其他的古巴孩子有任何不同。对于其他所有问题，孩子们的回答既明确又情愿，甚至连最小的弟弟小埃内斯托也表示，他想当一名宇航员或者（他这时脸上露出狡黠的神情看着母亲）当一名游击队员（2000年，我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市曾遇见并结交了这位“游击队员”，生活在加泰罗尼亚首府的建筑师埃内斯托·格瓦拉·马奇在那里举办了自己知名父亲的摄影展。—作者注）
但是，我们还想继续谈一谈那个给了切本人以生命以及他崇拜的人，这就是他的母亲塞莉亚。在与丈夫一起来到该岛不久，她又一次来到古巴，探望心目中喜欢的儿子，更多地了解他的紧张生活。战时他们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收到他的死讯有三次之多，那么在这之后的今天，她想越来越多地见到他……说得坦率一些，她隐瞒了探求真相的想法，即她的埃内斯托究竟想要在异国他乡生活多长时间。何况她还清楚记得1959年初发表在阿根廷《理性报》上她儿子的答记者问。对于所提出的他想在古巴待多长时间的问题，埃内斯托没有回答，而是用外交辞令答复：“我们暂且把这个问题搁在一边，最好在自己的报纸上报道一下，我非常乐于通过电话与父母亲联系，我已经有6年没听到他们的声音了……”
这方面最坏的担心终于得到证实。一到哈瓦那，塞莉亚太太就知道了总统的命令。该命令“宣布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少校为古巴人，享有由此带来的一切权利和义务。”她叹了一口气，然后对随行的阿根廷亲属说：“好吧，这几口人生活在两个家，我将生活在‘两个国家’。”
她真的是这样生活的。她甚至说服自己固执任性且十分挑剔的儿子，准许她在他的部长办公室工作，帮助做记录和整理必要的文件。有一次，格瓦拉部长召集的会议结束后，当他们与她儿子几个人还留在房间的时候，她愤愤不平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说工作人员“精力不集中，办事拖拉”。切惊讶地看着她说：“少安毋躁，老妈，你开始过问不属于自己分内的工作了……”
伊尔达和埃内斯托的危地马拉女友米尔娜·托雷斯在访问古巴时（她对那里的访问与此次塞莉亚太太的抵达刚好赶在一起），谈到了格瓦拉母亲言行举止少有的谦恭温雅和富有同情心。“她不向任何人透露她是谁的母亲，从来不提这件事。如果因为交通问题打电话给他儿子所在的部门，任何人都不会拒绝给她派车。但是，她和我乘坐的都是出租车，付费是AA制，我们的车满城跑……她的口头禅是：‘做你想做的事，如果这对任何人都没有伤害的话。’”
1961年，格瓦拉前往蓬塔德尔埃斯特（乌拉圭）出席国际会议，会议期待他发言。当然，妈妈塞莉亚已经在那里了。然后，她和他一起乘他的专机飞抵巴西，再由巴西至哈瓦那。在飞机上，儿子的哮喘病又一次发作。塞莉亚太太觉得幸运极了，理由是在这一时刻，她和“病儿子”同行，而且还能给他以帮助。她一直关心她儿子从事什么工作。她还询问乌拉圭、阿根廷和巴西总统对他有什么印象。
……打过针后，埃内斯托睡着了。她坐在一旁，欣赏起自己头胎孩子英武的面容。突然，他脸上现出阴郁的神色，仿佛梦见某种令人不快的事情，于是苏醒过来了：
“你就这样坐着没有睡，老妈，但我却梦见，好像是比沙尼教授（你是否记得，在大学我就曾向他学习）抓住我的手，不让我走出自己的办公室：‘无论古巴，还是玻利维亚都不许去：你的岗位在这里，科学在等待着你！’”
“为什么要提到玻利维亚，儿子？”
“我怎么会知道呢？连做梦时的呓语也很少提到……你最好给我讲讲从古巴回来后找巴埃斯医生的事情，他看过你在哈瓦那所做的有关你的最新分析吗？”
“当然看过，他说这些分析做得很好。”（埃内斯托发现母亲有些心慌意乱。她不想告诉他，她最后一次看过肿瘤医生后，医生打电话给她丈夫埃内斯托先生，并且请他去他那里一趟。当然，丈夫一边安慰她一边说，医生建议塞莉亚在他那里住院，以便对病情作进一步的诊断。）
切开始回忆自己的少年时代，他感兴趣的是想听听有关他少时所爱的奇奇娜的情况，她有没有嫁人？
“你知道她那条连衣裙的故事吗？”
“什么样的连衣裙？”母亲惊讶不已。
“就在我与米亚尔一起出发前向她告别时，我送给她一条名叫“康拜克”（英文音译，意为“归来”。—作者注）的小狗，她给了我15美元还是20美元我记不清了，请我给她捎一条镶有花边的连衣裙—这样的连衣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好像没有！当然，这笔钱对我们很有用，当时我们备了食物，却因修理摩托自行车给花光了……”
“这么说，你欠了她的账？如果见到她，我来替你还账……”
“不是，我最终还是用在迈阿密挣的钱买了一条裙子给了奇奇娜，那时我正好回家……”
副驾驶走进机舱并通报说，将很快在赖乔·博都罗机场（哈瓦那何塞·马蒂机场的旧称。—作者注）降落。
塞莉亚太太通过舷窗看到了机场大楼附近高擎古巴国旗和大型标语牌的人群，标语上写着：“你庄严地保卫了古巴，切！与胜利在一起！我们为你而自豪！”舷梯旁站着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其他领导人……
“不，”深受感动的女人松了一口气说，“这些人不会把儿子还给我了！……”
如果她那时就知道“这些人”的概念就好了，它的构成不只是古巴人，而且还有我们地球上千千万万一贫如洗生计无着落的人，他们都需要她的埃内斯托！……
塞莉亚太太在儿子家里住了不长时间，为古巴《流浪者》月刊写了一篇介绍儿子青少年时代的长文后就飞回布宜诺斯艾利斯。两年后，她又重新来到哈瓦那照看这一时期出生的小孙子，此后再也没有到过那里……
……在一间不大的医院病房的病床上躺着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病床靠墙的上方挂着一个普通的带有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她脸色蜡黄，面容消瘦，颤抖无力的两手拿着她儿子寄来的一页信笺。（读者一定会猜到这个人就是塞莉亚太太）。
这是她儿子托人捎来的信，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老妈，为了不使你焦躁不安，我要告诉你，最近几天我就要去砍甘蔗了，然后到远离首都的一个地方主持一家企业，需时五年。现给你寄上你几个孙子的照片，最小的一个是小埃内斯托，你还没有见过他。到他为止，我结束了‘生产’……”
亲爱的母亲塞莉亚全身心地感到，儿子将会发生某种重大的变化，她很少相信他的解释。母亲给格瓦拉回信说：
“亲爱的泰泰，我摒弃我对你那种固有的讽刺和外交手腕，开门见山地对你说：这是极不理智的：在古巴缺乏有能力的组织者的条件下，派这些人砍一个月的甘蔗就行了（岛上有那么多砍伐高手！）……什么样的企业要当五年的领导！这表明你已经不是部长了？如果因为某种原因古巴的路对你关闭了，那还有阿尔及利亚的本·贝拉和加纳的恩克鲁玛（塞莉亚太太知道她儿子出访这些国家受到热情接待。—作者注）……长期当外国人—你的前途就好不了。对我而言你的信犹如一块铅块……这是几个孙子的照片吗？他们令人着迷，虽然我看他们的面孔没有一个像你小时候的样子，尽管有你的神态。好吧，你们就‘停止生产’吧，因为阿莱伊达最后一次怀孕一直令我担心不已。
“我一直忍受着身体上的痛苦，因为不可能再前往古巴并待在你身边，哪怕说上几句：‘早安，小老头！’或是‘乔，我亲爱的！’要知道天天重复这些话，也能找到自己的价值……最紧紧地拥抱你和你的家人。你的妈妈。”
她打电话给儿子的朋友里卡多，他答应将信交给两天后要去哈瓦那的一名亲戚捎过去。里卡多将信拿走了，但方便的机会却已失去，这位亲戚在一个礼拜前就改乘火车走掉了。在转交信件时，塞莉亚太太说道：“打电话给他，让他回来一趟，我想见他最后一面……”里卡多满足了这一请求，病房里国际线路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塞莉亚从话筒里听到了阿莱伊达忧心忡忡的声音：“埃内斯托现在没和我们在一起……只要有机会他就与您通话……”
心中一直惴惴不安。这里的报纸却刊登了有关在圣多明哥发生严重巷战的新闻。一个新闻记者甚至要人相信，切·格瓦拉就在起义者中间……
塞莉亚太太闭上眼睛，想到里卡多答应明天来看望她……回忆像影片一样不断地在大脑中闪过，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各种各样的人时隐时现，各种说话声和噪音仿佛就在耳边，但自远处传来的旋律却掩盖了它们，而在此声音的背景中却幻化出一幅“图画”来。这幅画一开始便被灰蒙蒙的烟雾笼罩，有些模糊不清，而后逐渐清晰起来……塞莉亚看到自己身处她的小埃内斯托就读学校的礼堂之中……他与其他同学一道唱起了国歌：
记住桂冠怎样得来，
让它永世长存；
我们生得光彩，
死也要死得光彩！
泰泰的胸部与其他孩子一样，上面有阿根廷国旗蓝白色的蝴蝶结……“图画”开始变化。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埃内斯托已经身穿军服，而这时的他又长出了大胡子呢？
她潜意识里知道，这是在她一生中的最后的梦境……“让桂冠永世长存……”继续听到的熟悉的国歌旋律已经来自遥远的地方，旋律缓缓地变为黑暗中的静寂……
当人们将她从临床死亡状态抢救出来时，塞莉亚太太将自己做梦的情况讲给一个探望她的亲属听……第二天，她陷入昏迷状态并与世长辞……
当埃内斯托获悉母亲的死讯时，他托人捎给她的一封信已经在途中。他在信中谈到了“她的20世纪小海盗的新冒险”。后来，这两封信—母亲的和儿子的—都刊登在同一份杂志上。
……亲人的面孔。你们还记得米哈伊尔·卡拉托佐夫的影片《雁南飞》（顺便说一下，这是切·格瓦拉爱看的一部影片）吗？在逝去的主人公的眼里，他最亲近的人的面孔像万花筒般在旋转。如果从切被玻利维亚讨伐队员枪毙那一刻起，如果有某种相似东西在重新上演，那么我想，其中必定有他的亲属、战友和朋友不断闪现。
埃内斯托·格瓦拉的情感流露老成持重，有点孤僻且木讷，他不会夸耀有太多的朋友（特别是那些善于交际的古巴人经5分钟了解就称其为“我的朋友”的人）。因此，我们只介绍他与其中三个人的关系—青年时代的一个朋友和他生命最后十二年当中的两个朋友。
先谈第一个。他叫阿尔维托·格拉纳多斯，读者已经知道一些，至少是知道他们曾一起赴南美各国旅游。对此，我们可从他的回忆录中补充一些细节，其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我有三个兄弟……出生在科尔多瓦省（阿根廷）。我本人先是毕业于大学的药学系，但是当一名药剂师的前程并不能使我心驰神往，而麻风病的治疗问题却吸引了我，我于是又在大学里读了三年书，成了一名生物化学家。于是，在1945年，我到离科尔多瓦180公里的一家麻风病医院工作。”
这一年，埃内斯托刚刚成了一名大学生，他选择皮肤科医师专业在许多方面得益于他的一个老朋友的指点。他们在南美大陆漫游时，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不仅是友谊，而且还有共同的职业兴趣，这是智利《南方日报》一位记者发现的。该报撰写了一篇有关他们的报道，标题是：“两位阿根廷麻风病医生骑摩托自行车漫游南美。”
“两位博学的外宾系麻风病及其并发症专家，”记者写道，“他们对自己国家这方面的情况有很好的了解……他们还参观了巴西若干所医院，这个国家患这种病的人所占比例最高。
除了致力于了解南美各国卫生保健事业以外，格拉纳多斯和格瓦拉先生是用自己个人的资金游历的，他们特别希望能访问设在智利拉巴努伊的麻风病医院。我们这两位医生到达瓦尔帕莱索（智利的太平洋沿岸港口，用轮渡与复活节岛联系。—作者注）后，希望同复活节岛友好协会的领导人建立联系，以商讨访问分布在智利该岛上的麻风病院的可能性……在结束抵达特木科的一天行程后，两位医生先生今天继续自己的行程，前往康塞普西翁市。”
我们已经知道，阿尔维托留在了加拉加斯，正在写毕业论文的大学生埃内斯托则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但是，八个月的共同游历对他们的友谊是很好的考验，其中的一切既有令人愁闷的一面，也有滑稽可笑的地方。到墨西哥城以后，格瓦拉在回忆这次游历时，向妻子讲述了这样一些事情。
莫佩特·阿尔维托是个“骑摩托自行车的奇才”，甚至在刹车闸不灵的情况下也能骑。路过一个地方时，阿尔维特对着朋友叫道：“刹车闸回避我了。”（这是西班牙原话的字面意思。有一次，在波哥大，一个哥伦比亚人不知怎么的就骑车撞上我一辆“奔驰车”的后备箱，当时这辆车就在红灯前停着。我试图表达自己的愤怒，他倒十分抱怨地说道：“您怎么就不明白，先生，我的“刹车闸回避了！”—作者注）“我骑摩托自行车朝一根柱子开，”米阿尔惊慌失措地嘟囔说，“你就从排水沟跳过去！”……
到达瓦尔帕莱索港后，两位“医生先生”藏身在一条干货船里，以便逃票抵达复活节岛。船驶进公海时他们却被发现了。作为一种罚款形式，船长责成阿尔维托清洗土豆，埃内斯托打扫厕所。可是他们很快就弄清楚，他们所乘的船要到的地方不是复活节岛，而是智利的安塔法加斯塔港……
有一次，消防队员们让他俩在自己的营房过夜。夜间，营房的一个地方发生了火灾，两个旅行者帮忙灭火，埃内斯托得意地向他们展示了两种抢救技巧。他们顾不上洗去身上的油烟和黑灰，而且也没有地方可洗，继续搭顺风车到市里，打算在阿尔维托一个熟人那里停留。那个人在家门口见到两个“扫烟囱工人”后，不想让他们进去。直到米阿尔提醒主人，他是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来的阿尔维托·格拉纳多斯医生才作罢……
革命胜利以后，格瓦拉邀请自己的朋友偕同妻子来古巴，并帮助解决住房和安置工作。“1969年2月的一个晚上，我们坐在阿尔维托·格拉纳多斯宽敞的客厅里，它位于哈瓦那郊区的米拉马尔。”拉弗列茨基（格里古列维奇）撰写的一本关于传奇式游击队员的书是这样开头的……
阿尔维托于1960年夏天抵达哈瓦那，格瓦拉时任国家银行行长。在行长办公室他们举行了第一次哈瓦那会晤：
格拉纳多斯（走进办公室并四处打量）：你是一个大人物了，老爷子……
格瓦拉（将目光从文件上移开）：米阿尔，真是稀客，你从哪里来？是乘木筏子漂流来的吧？
格拉纳多斯（热烈而紧紧的拥抱之后）：好吧，你瞧瞧，美国人不了解你嘛？你今天看过报了……
格瓦拉（吸了一口雪茄烟）：你知道，什么时候一个国家像危地马拉一样扬眉吐气，美国佬必定派遣飞机并且事事都要干涉。这些狗崽子……你刚刚冒犯他们一点什么……哪怕只是一次！他们便宣布你是共产党人，开始指使美洲国家组织干坏事，同时怪声怪气地侈谈什么西方民主……因此，为了报复他们的暗中破坏，你应当像共产党人一样，达到要俄罗斯人帮助你的目的，从而显示出你拥有可以依靠的力量与对方较量……何况有了这30万公顷土地，我们就把美国佬的东西给没收了，我们也不打算退还他们，你设想一下……
格拉纳多斯：还有菲德尔……他是怎样一个人？
格瓦拉：是一个有个性的人，没法比较，你与他认识……
看来，阿尔维托·格拉纳多斯所说的一切表明，为何切恰恰要求他同意自己的想法，不得不在远离哈瓦那的一个农场离群索居，他在那里一直住到离开古巴前一刻……
胡里奥·罗伯托·卡塞拉斯，诨名埃尔·帕托霍（他的危地马拉老乡用市井土话称呼他，意为“矮子”或“手指男孩”。—作者注），埃内斯托是在从危地马拉赴墨西哥的途中认识他的。读者是否记得，他们如何用一架偶然得到的照相机为路人拍照挣钱糊口的情节？菲德尔拒绝他乘“格拉玛”号同行，乃是因为不想将自己的队伍变成某种“国际纵队”。胡里奥·罗伯托留在了墨西哥城，在那里不得不变换着多种职业以挣钱谋生，以下是格瓦拉描写自己朋友的一段文字：
“埃尔·帕托霍天性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但同时也极易动感情。他的特点是具有很高的素养和广博的学识，经常注重自我修养。在当上一名危地马拉劳动党党员以后，他就全身心地服务于自己的人民，成长为一个著名的革命活动家。他以前的急躁情绪和过于自负基本上没留下什么痕迹：革命斗争使人们更加纯洁，更加完美，并且将他们从沾染的各种不良习气中解救出来……到达古巴以后，埃尔·帕托霍俨然像老朋友一样，几乎一直同我一起住在一个房子里。但是在新的生活条件下，我们两人都难以彼此维系昔日的关系。他有许多话没有说出口。在我看来，他似乎热衷于死记硬背自己国家的某种方言，猜想他在准备干成一件什么事。有一次，埃尔·帕托霍终于对我说，他要走了，因为时机到了，他需要践行自己的职责。
“埃尔·帕托霍没有军事造诣。然而，他却认为，他的责任是在自己被奴役的祖国拿起武器为自由而战，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克隆我们的斗争模式。
“他动身前夕，在我这里曾与他举行了一次长谈—也是他在古巴逗留的全部时间里不多的几次谈话之一。临近结束时，我友好地对他今后活动的开始阶段提了三条建议：要随时置身于运动中的群众之中，要随时怀疑一切，要随时提高警惕……
“这就是从我们的游击斗争经验中得出的最重要的教训。那个时候，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和他一起友好地握手道别，难道我能劝说埃尔·帕托霍，要他别去干这件事吗？如果他本人知道我们也将在某个时候进行这样的尝试，而且没有人不相信它会成功，那我有什么资格对他提起这件事呢？
“他离开了，但有关他的死讯却接踵而至。就像以往一样，当初我们还抱着一线希望，认为这条消息可能是误传，因为类似事件在过去曾不止发生过一起。遗憾的是，儿子的尸体被母亲辨认出来了，疑点消失了—埃尔·帕托霍牺牲了……”
又一次不得不经受失去战友的痛苦，同时留下了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为什么对别人的经验教训不予考虑，对格瓦拉给朋友提的质朴而实用的建议置若罔闻？详细了解发生的一切情况，详细了解埃尔·帕托霍的死不是可有可无而是极富教益的。他们目前不清楚当时的具体细节，但可以做大致的推测，即行动区域的选择不成功，战士们在体力方面的训练实际上还薄弱，没有充分遵守一个条件—怀疑一切和提高警惕。正因为此，讨伐军查明了游击队的行踪……
“在美洲大陆，又一个青年人为了自由而流尽自己的热血，不得不再一次经受损失的痛苦。但是，在我们哀悼牺牲同志的时候，那就应当着手准备新的战斗，以便不重犯过去的错误，以新的胜利为每一个死难者报仇，并且取得彻底的胜利。
在埃尔·帕托霍离开的时候，没有对我做任何交代，诸如他身后留下什么，有什么事情需要照料等。他没有要求其他任何人这样做，身后没有留下任何东西—没有衣服，没有个人物品。可是，我的墨西哥老朋友却给我寄来了他的一个笔记本，其中有他写的献给革命、祖国和一个可爱女人的诗篇，这个女人是埃尔·帕托霍在古巴认识的。在最后一首诗中，他表露了自己的心迹，即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他的内心点燃起了爱情之火，并且相信胜利一定会到来。（怎能不为拉美一位重要人物的浪漫主义情怀而感到欣喜呢！—作者注）”
“埃尔·帕托霍的心留在我们中间，”切补充说，“新的一天就要到来。在这一天，埃尔·帕托霍为之献出自己生命的自由的太阳将在危地马拉上空升起，在整个美洲升起，他所憧憬的胜利的喜悦也将温暖他的心……”
从我们上述提到的格瓦拉对菲德尔·卡斯特罗流露的情感中，可以形成这样一个概念，那就是切对他的古巴战友饱含感激之情。埃内斯托在说明自己的这种态度时，回忆起菲德尔·卡斯特罗为了朋友而准备放弃事业利益的事（菲德尔在墨西哥监狱探望格瓦拉时，埃内斯托建议不要等到他释放，而即将乘船回古巴的菲德尔则坚决回答说：“我不会丢下你不管。”—作者注）同时补充说道：
“当菲德尔个人的好感与建立在原则基础上的好感结合在一起时，他对自己器重的人这种态度又使他赢得他们的厚爱。”
应当说，不管别人怎么议论，直到埃内斯托自己临终，这种评价始终没有改变。从菲德尔方面来讲，他向来正确评价阿根廷朋友的才干，对革命事业的忘我精神，利他主义以及高尚的道德品质，但又不仅仅限于这些。
在我们看来，古巴领导人在待人处事方面素以原则性强，善于识别人而著称，他们不可能没有发现格瓦拉身上所缺少的那些特点，诸如争强好胜、企求功名、强调自我以及自命不凡，而所有这一切都被掩盖在过分的谦恭和缺心眼之中。
实际上，切懂得他在古巴的地位和作用在很多方面都依赖于菲德尔对他授权的事实，何况他一直感到自己在岛上是少数几个“外来户”，尽管在国家生活最为重要的一些领域，如经济和人民福利方面，自己手中握有相当重要的权柄。在被任命为国家银行行长的当天，他对《流浪者》月刊记者的谈话颇能说明这一点：
“这个问题最好去问菲德尔……这与经济问题无关紧要，他一定会谈论方方面面的事情，一定会经天纬地跟你谈。”
了解他的古巴战友总能发现，他总是不突出自己，不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在马埃斯特腊山的初创时期，他甚至认为：“我不应当参与讨论古巴人的计划，这是他们的革命，而且还是在他们的国家里，让他们去完成自己想要的革命好了。”
但是，上述所说的这一切绝不意味着他与外界的某种脱节和自我封闭。国家解放过程本身的逻辑，客观上逐年将格瓦拉推上了越来越显要的地位。他则以他固有的勇气和原则性坚守自己的观点并秉持与之相应的立场。我们用一些具体事例形象地说明这一点。
看来，读者一定记得攻打乌维罗兵营时他与起义部队司令发生的争执。
格瓦拉与菲德尔陷入长时间的争论，问题集中于后者对在美国的反巴蒂斯塔侨民所持的立场。卡斯特罗说，他要达到的目的是要这些侨民的首领迫使美国统治集团结束对巴蒂斯塔的援助，切劝说他别指望这一点。
他们之间就古巴人在吉隆滩俘获的雇佣兵进行了一次异乎寻常的谈话？：
格瓦拉：为什么要将这些蠢货送给我们投进监狱？我们应当将他们归还美国，让美国养活他们……
卡斯特罗：我不是将“战利品”赠予敌人……
格瓦拉：为什么是赠予呢？我们提议用他们换拖拉机。
就这样，近千名“行尸走肉”（古巴人是这样称呼国家的变节分子的）回到了“出发地”—美国，岛上的农民开始使用美国的拖拉机耕作。
总司令（古巴人经常这样称呼菲德尔。—作者注）经常就一些比较微妙的外交政策问题倾听自己朋友的意见。例如，菲德尔记得切不久前出访过印度尼西亚，于是请他评价这个国家的苏加诺总统，并就他即将对古巴的回访发表看法。
“这绝对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尽管他有些自命不凡，”格瓦拉说道，“你待他要周全一些，仅限于白天就可以了：他每天晚饭后不喜欢做任何事情，除非让一些多情的姑娘去服侍他……他好像很好色。”
“至于他出访的目的，”切补充说，“那么，首要是到他没有到过的国家游山玩水，其次是获得政治支持（他知道，像我们这样一些生产同类商品的国家之间不可能提供任何贸易）。不要忘了，苏加诺是不结盟集团继尼赫鲁、铁托和纳赛尔之后的四号人物，当然他不反对有朝一日排到第一位去。”
格瓦拉珍惜菲德尔以这样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看法。他在国际舞台上的一言一行总是力图使它不对古巴首脑的权威造成负面影响，尤其是当话题涉及诸如古巴与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等一类微妙的问题时更是如此。同时，他不害怕在对古巴利益更为合适的方向修正自己的立场。例如，关于81国共产党代表会议（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市召开）宣言，尽管其中有“保卫古巴革命”的提法，但格瓦拉告诉记者说：“我们与这个宣言没有任何关系，但全心全意地支持它（依据现有资料表明，切因为这个不能令人满意的说法而受到卡斯特罗的一些责难以后，向他保证‘全部予以更正’。—作者注），格瓦拉很快就发表声明，指出对他原话的解释不甚准确，同时强调指出，在自己的答记者问中，他打算只就声明中涉及古巴革命的地方谈些看法。”
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在与格瓦拉长达10年的友谊和共同行动中，菲德尔始终如一地信任这位阿根廷战友。这可以通过以下事例表现出来，如邀请埃内斯托加入“格拉玛”号远征队，任命他为四个纵队中的一个纵队的纵队长，安排在起义者中间进行思想教育等一类非本职工作。（例如，我坚信，尽管菲德尔·卡斯特罗威信很高，如果没有切及其个人的榜样，游击队就不会有如此高昂的士气。—作者注）在任命格瓦拉出任国家银行行长时，菲德尔直接对他说：“我将古巴经济中最关键的职位交给你，因为我无限信任你，切……”
因此，不难理解，对古巴革命领袖来说，同意一个如此需要且亲近他的人离开是多么不容易。他们曾不止一次地重复这个问题，而格瓦拉到底还是向朋友证明了自己离开的正确性，同时还请求给予武器和人员方面的帮助。卡斯特罗只是建议这件事不要立即付诸实施和全面公开，以便“古巴人逐渐习惯在他们当中少了切这个人”。出于这些目的，格瓦拉暂时化名迁居到古巴的一个农场（还记得他在给母亲的信中所提到的砍甘蔗的事吗？）。
苦于新闻记者的“穷追”，菲德尔回答说：
“我唯一能告诉你们有关格瓦拉少校的近况，那就是他将一直置身于革命最需要他的地方。我想，他周游非洲是非常有益的……他还到过中国……他是一个多面手，是一个特别有才干的人……”
他们在墨西哥城建立友谊的初期，埃内斯托·格瓦拉坐在墨西哥警察局的刑讯室里，写下了一首《菲德尔颂》：
我们走向前方，
在贵岛迎接霞光，
我们就像大地上的眼镜鳄……
沿着人们不知的道路投身战斗……
我们无论如何要夺取胜利，
哈瓦那在聆听你战斗的呼唤。
你我一支枪，
给我位于峭壁上的掩体，
别的一无所求，
如果我们遭遇挫折，
绝不会用哭泣迎接失败，
把古巴的头巾轻轻地蒙在战死者的身上，
就像英雄一样，
为了美洲的荣誉—让她璀璨夺目……
别的一无所求……
十年以后，格瓦拉又以书面形式致函菲德尔，给他写了一封告别信，并允许他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发表。1965年10月3日，菲德尔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宣读了这封信：
“菲德尔！
此刻我忆起了许多往事，忆起了在玛丽亚·安东尼娅家跟你结识的情景，忆起了你建议我到这里来，忆起了当时的筹备工作是何等的紧张。
有一天，有人要是问我们，万一我们死了，应该通知什么人。这种事的实际可能性使我们大家都为之感到惊愕。后来我们知道了，在革命中（如果这是真正的革命的话）的的确确不是胜利就是牺牲。在通往胜利的这条道路上，很多同志都倒下了。
今天，所有这一切已经不再具有那么浓厚的戏剧性色彩了，因为我们更加成熟了。但是这种情况是会重演的。我觉得，我已经完成了把我同古巴土地上的古巴革命结合在一起的一部分职责。因此我要向你、向同志们、向你的人民同时也已经是我的人民告别。
我正式辞去我在党的领导机构中的职务和我的部长职务，放弃我的少校军衔和我的古巴国籍。自此以后，我和古巴不再存在什么官方联系了，仅存的是另外一种联系，而这种联系是不能像职务那样辞去的。
回顾我以往的生活，我认为，为了巩固革命的胜利，我是鞠躬尽瘁地工作的。我唯一严重的错误是，我上马埃斯特腊山之后，未能从最初一刻起就更充分地信任你，未能尽快地识别出你身上那种领袖和革命家的品德。我度过了壮丽的岁月：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那些光辉而又不幸的日子里，在你的身旁，我感到属于我们的人民而自豪。
你作为国务活动家，很少有比在那些日子里表现得更光辉夺目了。我同样也为我们当时能够毫不动摇地追随你，能够在考虑和观察问题，能够在估计危险性和坚持原则方面都目标一致而感到自豪。
世界的另一些地方需要我贡献出我微薄的力量。由于你担负着古巴领导的重任，我可以做你不能去做的工作。我们分别的时刻到了。
你要知道，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是悲喜交集。在这里，我留下了我们作为一个创业者的最美好的希望，留下了我最亲爱的人……留下了把我当做一个儿子看待的人民，这使我的内心深感痛苦。我将把下面这些东西带到新的战场上去，即你灌输给我的信念，我的人民的革命精神，以及履行我最神圣的天职的心情：哪里有帝国主义就在哪里同它斗争。这一切足以鼓舞人心，治愈任何创伤。
我再说一遍，我不要古巴负任何责任，我只不过是学习了古巴的榜样而已。如果我葬身异国他乡，那么我临终时想到的将是古巴人民，特别是你。我感谢你的教诲和榜样，并将尽力做到至死不渝地忠于你的教诲和榜样。我过去一贯同意我们革命的外交政策，今后仍将继续如此。无论到什么地方，我都特别意识到作为一个古巴革命者的责任，并且要像一个古巴革命者那样行事。我没有给我的子女和妻子留下任何财产，我并不为此难过，反而感到高兴。我不为他们提出任何请求，因为国家会对他们做出充分的安排，让他们能够生活和接受教育。
我还有许多话要向你和我们的人民讲，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多讲了，千言万语表达不了我要说的一切，又何苦浪费笔墨呢。
祝永远胜利！誓死保卫祖国！用全部的革命热情拥抱你。
切”
我们认为，埃内斯托·格瓦拉的这些言辞以最好的方式否定了一些人的企图。他们迄今仍然试图“挖掘”过往年代有关传奇式阿根廷人以及他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之间的关系，进行某些“耸人听闻”的炒作。
玻利维亚《现状报》的阿尔弗雷多·罗德里格斯作为这些“挖掘者”中的一员，他的坦白显然证明了这种做法是徒劳无益的。他在重复有关格瓦拉离开古巴的一种假设理由后，不得不承认说：“从种种迹象，其中包括卡斯特罗在切离开后发表的声明判断，没有理由认为后者失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