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农耕文明的社会形态里，中国人对家有一种坚定的执著，我们主张“父母在，不远游”，安土重迁。即使漂泊于千里之外，依然有一份浓浓的乡愁沉淀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同时，我们心目中的家并不局限于那由血缘维系的关系，而是扩大到国，国有难，我们甘愿挺身而出，捐躯赴国难，为家国命运驰骋沙场，视死如归！
“内守”精神：理性与血性的交集
万里长城永不倒。登临长城之巅，望其内外，“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猛然涌上心头。长城耸立于连绵山脉的脊背之上，借山石的构造和悬崖的巧石，加之中国人巧夺天工的修砌，绵延千里，抵御少数民族的南侵，巨龙墙就这样横空出世。长城是由中国人民的血肉铸成的，每一块石头代表了一条生命。中国人对长城有一种专一的情感，它是脱离了建筑物本身的一种精神寄托，它是坚强不屈的象征，是智慧和血汗的结晶。历史对长城的情感则要复杂得多。前朝帝王对它倾尽心血，边塞百姓对它寄予厚望，它却在一片烽火过后还帝王满心忧伤，让百姓家破人亡。后来者几度弃修，反而没有太多的遗憾。其实，长城本是建筑物，防范功能的大小仰仗中原的国力。它是划分封建时代国力大小的一个指标，龟缩塞内，则边患不断；饮马草原，则家国稍安。
抛却了封建帝王对它的爱恨情仇，剥离了征夫国妇的离愁别绪，无论是羌笛铜铃，还是江南小调，在萧瑟与悠扬交织的历史情境里，长城依然是民族精神的象征。它的蜿蜒曲折描绘了中华文明在时艰下的奋发图强，它的厚重沧桑图解了重负下的生命活动，在崇山峻岭间写下了和平的历史祈愿。
在封建王朝历史中，来自北方外族的威胁对中原王朝来说一直是悬在头上的剑。无数的公主、宫女承载着对和平的祈祷奔向茫茫草原，时局牵起的红线多有几丝不情愿，而和亲难以化解“夫家”和“娘家”的恩怨。王朝间的亲家关系毕竟只是暂时的缓兵之策，土地和财富的诱惑远胜于结亲的“厚礼”。选择修筑或加固长城是中原王朝的另一个备选措施。并非所有修筑长城的中原王朝都国力虚弱，从根本上讲是中原农业经济同北方游牧经济的矛盾所致。农耕社会的气质像极了悠扬的田园牧歌，农业生产需要和平、统一、安定的环境，人们在春天播种，在秋天等待收获。游牧族则是飘忽不定的行者，逐水草而居，富有侵扰性和掠夺性。长城横卧在两类文明的分界线上，隔开了两个世界，充当了农业文明的保护层。
自战国中期始，封建王朝大都大修边地长城。其中的无奈如晁错所云：“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去矣。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
长城上的烽火扮演的始终是防守一方的信号灯，紧张形势随着它逐步扩大。中原文明属于防守型，长城就是最好的证明。准确地说，它是“内守”精神的一隅。“内守”即注重自身的发展和守护，与邻为善。在宏观层面上，国家对外部世界采取了重守弱攻的战略。即使在国力强盛时，开疆扩土的行为也是有限的，首先考虑的是满足内部发展的需要，保护和促进国土内部文化的发展。在家庭这一社会微观层面上，家庭的和与聚，邻里之间的和睦理念则是国家对外观念的微缩。
“内守”不是懦弱，也不是一味地保守和逃避。从刘邦白登之围到汉武帝反击匈奴之前，汉朝一直靠的是“和亲”政策，以此延缓匈奴铁骑南下的步伐。王昭君就是个中的“牺牲品”。同时，依托长城实施要塞防御，以此对付匈奴骑兵，“以墙制订”。但“以墙制订”毕竟是被动防御，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到汉武帝时，武帝决心依靠强大的骑兵部队实施主动出击，“以器制订”，对匈奴实施战略骑兵军团的远程奔袭、追击战，这才有了后来霍去病的赫赫战功。
植入“内守”因子的民族通常没有豪言壮语，没有张扬的外表，既不是行走在江南雨巷的窈窕淑女，也不是黄土大漠中的彪形大汉。“内守”形成的是强大的向心力，在国家和民族面临严重威胁时，所汇聚的力量便会爆发出来。
14世纪初，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占，争权夺利。在战争中失败的一些南朝封建主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先后在朝鲜、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烧杀的海盗活动，历史上称其为“倭寇”。中国北达辽东，南至广东的漫长海岸线上，倭寇到处剽掠，沿海居民身受其害。名将戚继光来到东南沿海上任，亲自挑选精兵良将，再从百姓中挑选能者，组织训练了一支新军。他教育将士杀贼保民，“教以击刺法，长短兵选用”，演练自己创制的鸳鸯阵。明朝嘉靖四十年，倭寇到浙东焚烧抢掠，戚继光率军在龙山与倭寇交手，大败倭寇，将其赶往海外。不久，他又在仙游城下击败倭寇。福建倭患遂平，东南沿海倭患解除。
“内守”精神中藏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霸气。从古至今，文人志士为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而呕心沥血、浴血奋战。1661年4月21日，郑成功率领25000名将士，分乘350艘大小战船，横渡台湾海峡。他向荷兰人抛下了一句强硬的话：“台湾自古属于中国，荷兰人必须撤走。如果继续霸占，我们就坚决进攻，把你们赶出去！”战争过程和结果印证了郑成功的誓言。1662年，台湾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对于中国人来说，善于“忍耐”是这个民族的精神特质之一，但忍耐不是没有原则的。清王朝入主中原后，遇到了复杂而棘手的问题，面临着中国历代王朝从未经历过的险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沙皇俄国武装入侵中国东北地区，在黑龙江流域长期进行劫掠骚扰，侵犯了中国的领土，破坏了边疆各族人民的生活。各族人民不得不增强防御，对沙俄侵略势力进行自卫反击。在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极少主动侵略他国，但是如果有外来者入侵，中国人绝不会妥协。
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理性，又不失血性的民族。她可以过田园诗里描写的闲适生活，又能扔下锄头，为了家国命运驰骋沙场。归隐者走出狭隘的天地，热血汉子扛起肩头的重任，都向国家表达属于自己的一份责任。从大禹治水到抗震救灾的风云岁月，灾难如罗盘，它定格了人心的方向，集合起知识分子的笔杆子、士兵们的武器，医治社会的创伤。
登长城而回望峰峦之险峻，来路布满荆棘，水淹过，土埋过，霜雪降临过，枪炮扫过，热血洒过。这片土地伤痕累累，黄土掩埋了先行者的足迹，但后来者能听到每一次生命出征前的壮歌。长城横卧于此，已经不是简单的内守精神的原型，中原文明和游牧文明的碰撞赋予了它鲜活的血肉。这是一条静静地躺于民族灵魂深处的长龙，尽管失去了当初的军事意义，但今天的中国人依旧偎依着这个厚实的臂膀，感受“内守”精神的那一份力量。
厚重的乡土，人生最终的心理坐标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
2007年12月28日晚，在上海SMG“艺术人文频道”的开播庆典仪式上一位满头银发、须眉皆白的老人正与罗大佑、焦晃合作朗诵《乡愁》。他就是被尊为中国“诗坛祭酒”的大诗人余光中先生。
此诗的诞生只花了20分钟，但乡愁在台北厦门街的老房子里已经酝酿了20年。作完诗后，余光中热泪盈眶，沉吟良久。这首朴实的诗歌吟出了几千年来游子放不下的心结，它像一根线，一头牵着游子，一头牢牢地系在家乡。对乡土的怀念和对一草一木的挂怀是传统中国人心存家乡的归宿感，那里留下了我们成长的足迹，更重要的是烙下了我们对土地的深深情愫。没有谁头也不回地离家而去，在千百个日夜里不荡漾起思乡情怀；也少有人轻易地永别自己的家乡，更多的时候是无奈之举。家国动乱往往是割断中国人和乡土联系的无情利器，即使这样，人们在流亡海外之前，也不忘怀揣一抔故土，漂泊他乡。一旦立稳脚跟，便立祠祭祖，拉近和家乡的心理距离，在内心作欣慰的遥望。
落叶归根，一个困扰了无数游子的情感纠葛，也是无数华人心中最后的生命祈求，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方魂牵梦萦的土地。得意时想到它，失意时也想到它。逢年过节，触景生情，随时随地想到它。广阔的空间、漫长的时间，都不会使这种感情褪色。它像中国人生命终点的一盏明灯，照亮了人生最终的心理坐标。
鸟恋旧林，鱼思故渊。在中国，无论是时光流转还是社会变迁，乡土情结和亲情观念早已化成鲜红血液，流淌在炎黄子孙的体内。在中国，离开了乡土情结，爱国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便是中国从农耕社会一路走来的特殊印记。
对农耕社会而言，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乡”即农民世代居住的场所，“土”是农民生活的根基。古代中国的基本生产方式是农耕，农民生于斯，长于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血汗构筑了他们和土地深厚的感情。土地给了人们生存所需的一切，同时，它在传统家庭财产结构中处于最重要的位置。农耕民族对土地的依赖紧紧地把人拴在土地上。《尚书·盘庚》就记载了盘庚为了迁移遭遇其部族民众的强烈反对，盘庚苦心说服他们进行迁移的故事。尽管土地在人的脚下，我们却塑造出一个“土地神”，以敬畏的眼光仰视了千年。
比起“土”，“乡”则是中国人割舍不下的另一部分情结。我们仍然很看重“老乡”关系、地缘关系。“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老乡的泪如同一片土地上的雨，滋润了远离家乡的人干涸的心田，亲切的乡音和熟悉的面孔足以构筑千里之外的另一个家乡。这份情怀如同漂泊在风雨中的落叶，尽管远离了树根，仍存有支脉和风骨，这些足以拉近心理之间的距离。于是，“老乡会”、“同乡会”这些耳熟能详的词汇成了凝聚力的标签，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除去物质层面的因素，中国古代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祖宗崇拜与落叶归根的丧葬意识更加深了人对故土的眷念。中国人对故土的亲切感不断地延续着，又不断汇入伦理观念丰富补充。
思乡恋旧实质上又牵系着宗法人伦关系，是社会伦理心态与价值取向的一个情感角落。“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在中国古代“家国一体”的大背景下，宗法不仅是宗室家族血缘内部等级秩序的划分标准，而且超出了家族伦理的范围，扩大到“小宗”与“大宗”的关系、诸侯与天子的关系、君与臣的关系。这样孝亲、尊祖等家族伦理观念扩展至对国家的治理，家与国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我们眼里，国就是一个大家，人们以爱家的心态爱国，思乡与爱国的情感交织往往变得意味深长。
千年前，天生丽质、聪慧异常，素有“娥眉绝世不可寻，能使花羞在上林”的王昭君，以绝世才貌被选中，在汉朝和匈奴官员的护送下，骑着马，背朝长安，冒着塞外寒风，远嫁匈奴，为的就是一个“家”的安宁。对于王昭君的和亲，汉代时就已有怜其远嫁的歌咏，唐宋时代的大诗人如李白、杜甫、王维、杜牧等都有咏叹，从不同的角度，对昭君出塞发表意见。王安石的《明妃曲》：“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杜甫《咏怀古迹》：“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这些名句无不对昭君充满同情。塞外飘零，一曲瑟瑟胡音激荡人们的心，激起一圈圈感怀的涟漪，卷起一片片为乡愁而凋零的落叶。拉大和家的距离容易滋生伤感，昭君思念国土实属必然；然而，残破家土，则更会让人挺身而出，甘愿在疆场上抛洒热血。
山西省代县城里有一座颇有气势的钟鼓楼。在它的正面和背面分别悬挂着“威震三关”、“声闻四达”两块巨大的题匾。传说这是人们为纪念杨家将不朽功勋而保留至今的一处珍贵建筑。家国在中国人心中是不可侵犯的圣地，在中国历史上，凝聚着这种忠烈家风的事例不胜枚举。
自古以来，中国人厚重的乡土情怀，虽无有形的威慑力，却深深地渗入包括英雄在内的所有人的骨髓，代代延续，不会随长河流逝而变得轻浮，不因江山易主而失去本色。我们没有权利选择出生地，但生命一开始就为我们选择好了最后的心理坐标，每个人从属于自己的位置出发，画出的生命曲线尽管没有规则，但都有一个向心力，直到最终回到原地。一代代地延续着，不曾间断。
漂泊路上，行囊装归心
唐人街，一个闪耀着光华的名字，随着中国人漂洋过海，在异乡扎根成长。唐朝在中国意味着盛世，在外国人的记忆里，他们对中国的印象似乎习惯地停留在那个万国来朝的时代。在海外，华人华侨聚居的地方便被称为“唐人街”。唐人街也被称为华埠或中国城，是华人在其他国家城市地区聚居的地方。现在很多地方，唐人街已经成了中华文化区的代名词。如今，唐人街遍及世界各地，远至伦敦、巴黎、温哥华、多伦多等地。
出国旅游，在唐人街我们能找到满心的归属感。不仅仅是看看同胞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餐饮、购物、历史文化都充满亲切感，甚至一百年前的中国特色还保留着。有人开玩笑地说，唐人街是中国遗落在世界各地的“孩子”，比国内更有传统的纯朴风味。
几百年来，千千万万双黑眼睛抱着对明日的期盼，来到了人生的第二个起点。几代人的辛劳才有了安逸的生活，物质的满足掩盖不了精神的煎熬，生活中太多新事物重构了他们的世界，组合成新的记忆。
文化的火把熊熊地燃烧起他们炽热的情感。海外侨胞们不会因为自己身处异地而忽视过年，相反，过年的味道更浓烈。掸尘、布置屋子、准备年夜饭、拜年和祭祖等，这些在国内很多城市已经销声匿迹的风俗在海外却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在美国纽约，农历新年，帝国大厦连续三天亮起红黄两色彩灯；华裔新生代也重拾古老的传统，在红包里装硬币；在悉尼，华埠农历新年时，特别亚洲市场开市三天以示新年庆典，并举行中国农历新年大巡游活动；在突尼斯，大红的灯笼高高挂，中国春节文化周高调登场……
曾经是一个简单的行囊，装着朴素的梦想去了远方，不曾想，他们踏出的每一步都烙下了深深的中国印迹，一点一点地累积，装点了陌生世界的第二个家园。远在海外，大洋阻隔，中国人对家乡的思念没有断，他们靠着传统习俗维持着对家乡的情感。
当然，中国元素到了海外也多了些新鲜的色调，我们讲究入乡随俗，到了他乡，文化自然有了更多的变化。圣诞节是民俗节日，西方家庭在那一夜团聚。生活在国外的华人，他们的生活质量在不断提高，勤奋忙碌的他们也入乡随俗地过圣诞节，既多了一次与朋友相聚的机会，又促进了彼此的感情。在东南亚，华人因深厚的文化影响而长期保留民族特征，但因与当地居民杂居混血以及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华人华侨正日益接纳当地成分，从而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与当地文化交融并存的局面。华人文化与东南亚当地文化的双向互动由此产生。
这是寻求生活稳定的一个适应融合的过程。迁移的文化常有水土不服的现象，唐人街像是一个华侨寻求心理归宿的港湾，从这里起锚，中华文化不断和各地文化碰撞交流。
海外的华侨们不仅融入当地的生活中，而且在当地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系荣誉教授、东亚图书馆荣誉馆长钱存训博士获得了华盛顿的美中政策基金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以表彰钱教授多年来在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以及学术研究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远在异国他乡的中国人多是迫于生计才出来闯荡，辛劳一生只为家人过上幸福生活，再好一点就是造福乡梓。他们一旦取得了成就，最先想到的是家乡，能为家乡做点什么是人生莫大的幸福。
中国侨联主席林兆枢曾说过，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的海外移民不是最多的，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海外移民对祖籍国满怀深情的爱。孙中山先生有一句名言——“华侨乃革命之母”，形象地说明了华侨和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不解之缘。的确如此，在20世纪初期，广大海外华侨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他们对孙中山先生忠心耿耿，赤诚一片；而孙中山先生对他们则是推心置腹，热情关怀，勉励有加。
在将大量中国名牌产品引入全球市场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华人华侨成为中国资本“走出去”的领路人。由中韩企业和旅韩华侨共同筹建的坐落在韩国首都的“一山中国城”先后到北京、上海等城市寻找合作伙伴。
在中国制造业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60%以上的外来直接投资来自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而世界级企业的纷纷落户也与他们的牵线搭桥密不可分。中国“三大侨乡”之一的广东江门市外事侨务局副局长陈卫国说：“祖籍在江门的华人华侨有370多万，近年来前来投资的侨资企业有近300家、资产约20亿美元，他们还想方设法引来了日本三菱重工、法国达能、新加坡金鹰集团等国际巨头，华人华侨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008年5月的汶川地震更加激发了海外华人华侨的爱国热情，全世界华人华侨的捐款在第一时间送达国内。为抗震救灾献爱心、捐善款的华人华侨既有富商巨贾，也有草根平民；既有白领精英，也有打工学子；既有耄耋长者，也有稚嫩孩童。捐钱虽有多寡，境界却无差别，不分多少皆是爱心，一分一厘显露真情。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光荣传统在华侨心中早已深深扎根，乐善好施、救济同胞、回馈社会，是华人华侨长期乐做的善事。
传统文化给了我们强大的向心力，任何时候，世界的任何角落，只要炎黄血液还在流淌，中国人的爱国心就不会消失。唐人街、民俗风情维系了漂泊海外的华夏儿女的情感，时刻构建他们共同的记忆。家门前的一棵槐树可以让人魂牵梦绕，儿时的鸡毛毽能够封存几十年的童年欢笑。游子们虽已在海外重新扎根，但最初的根基还在遥远的家乡，从那里延伸出无数的根须，条条编织着舍不下的情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