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句话被古人用来形容为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坚贞精神。而能够真正达到这等境界的人，常是那些为国为民者。爱国情怀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沉淀下来的对国家最纯洁、最高尚、最神圣的感情，多少风流人物为此洒下热血，虽九死而不悔。如今人们踌躇满志，心系国家，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国家凝聚千百年而不毁的动力。
从家到国，爱的泅渡
传说中，远古帝王舜孝感动天。舜的父亲瞽叟及继母和异母弟弟象多次想害死他。一次，他们让舜修补谷仓仓顶时，在谷仓旁纵火，舜手持两个斗笠跳下来逃脱。一计不成再施毒计，瞽叟与象让舜去掘井，却突然把土倒进井中，想把舜活埋，舜掘地道逃脱。事后，舜毫不记恨，仍然对父亲很恭顺。他的孝行感动了上天。此后，舜在厉山耕种的时候，大象帮他犁田，鸟儿代他锄草。帝尧听说舜非常孝顺，有处理政事的才干，就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经过多年考验，尧终于放心地让舜做他的继承人。舜成天子之后，去看望父亲，仍然恭恭敬敬，并封弟弟象为诸侯。后来，舜成为贤明的君主。
孔子认为，古代明智的君王都以孝道治理国家，如此天下才能归顺。古人一直有一种观念：孝始于事亲，忠始于报国，移孝以作忠，即显亲以全孝，此谓之大孝。意思就是小孝孝亲，大孝孝国，孝顺和爱国是一脉相承的，即家国同构观念。而这种观念，恰恰是儒家学派为后人确立的爱国思想源头。孔子的仁爱思想中心乃是“孝”，继而由对父母的“孝”发展到对国家的“忠”，忠君爱国的思想也就由此生发。忠君爱国思想贯穿了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甚至在西周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类言论。不可否认，忠君爱国的重点在于一个“君”字，忠君即是忠国，其中未免有些迂腐的味道，封建色彩浓厚，但是，关于对后人爱国情绪的培养，前代的仁人志士树立了很多榜样。
孔子和孟子是家国同构与爱国意识的织记者，屈原和贾谊对国家和民生的忧患之情本就是一种爱国精神。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而爱国行为是这种精神特质的具体体现。自从诗词兴起之后，有关爱国一类的长篇大论或者洋洋洒洒千言诗逐渐消失，而用短小精悍的诗词来表达家国情怀占据了主导。
提起爱国诗，就不得不说杜甫。他在《蜀相》中说诸葛亮：“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恨不能为国捐躯之情昭昭可表。又如《登高》：“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恨不能西北定边之情日月能鉴。杜甫的爱国精神源于唐朝的危难之际。国家危难的关口不但是忧患情绪爆发的集中点，更是爱国情绪无限膨胀的时机。岳飞的《满江红》写道：“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恨不能收拾旧河山之情天地动容。而那素有写下万余诗美名的陆游，离世之时写下一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恨不能定邦安国之情令人闻而生悲。这一首首诗词，饱含了诗人们对国家的热爱和急切报国之情。尤值得一说的是，不但男子对国家有着浓厚的热爱，当时地位被忽视的女子，其家国情感同样浓烈，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就是最好的例子。她的《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铿锵有力，比起男子的赤血爱国情，亦不逊色。
中国没有经历过欧洲那种被宗教笼罩的漫长中世纪，也没有印度在雅利安人入侵之后抵抗不了的人为灾难。中国人一直在与自然和人为的灾害战斗，依靠历史经验生存下来。古代的中国人关心自己的君主与国家，家国同构的观念深植于中国人的内心。依照诸多古人留下的诗词歌赋，虽然能看出他们无法脱离对国君寄托情怀的心思，但他们的爱国爱民之情依然令人动容。
家是社会的细胞，国是维护细胞健康成长的外部环境，其水乳交融的姿态无法分割，这也是中国人“根情”的体现，因此家国同构的观念在中国人身上产生似乎有了必然性，而并非偶然的碰撞。我们看待家国同构观念和古人的爱国意识，不妨以旧瓶换新水的态度，抛开其忠君的意识，保留爱国思想。爱国思想的长存对国家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家国意识的平民色彩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之水滔滔而不绝，远观瞧不见尽头，涉足其中又令人胆战心惊。抛几株蓑草入黄汤之中，转眼旋入水下，再也不见踪影。大禹登临碣石，举目眺望黄泛地区，再看远处一座大山拦住赤水去路，立刻想到连年水灾的原因。他的父亲鲧因为治水不利已经获罪，他不可再犯相同的错误。禹改变了父亲以堤坝挡水的做法，用开渠排水、疏通河道的方式把洪水引入大海。他终日于泥水之中指挥部署，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把黄河中游那座名为龙门的大山劈开，令河水畅通无阻。别人问他为何不回家看看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禹摇头说，不能安国，何以为家？
从远古到封建社会，中国人的思想中“家”与“国”是统一的，这种情绪生于对自然灾害的忧患，于国家长治久安和人为动乱中强化。禹的行为，几乎是最早明确表现家国观念的。家国意识所衍生的爱国思想，经过上层文人武士阶级通过诗词的一言再言，逐渐有了普通百姓激励自己爱国的民间打油诗或谚语俗语，就比如“不会有不思念草原的马匹，不会有不怀念祖国的壮士”。这句淳朴的话语就足以表达普通人对家国的浓厚情感。到了现代，爱国情怀虽然不经常被普通人拿出来大谈特谈，却以各种通俗化的形式渗透人们的生活当中，诸如武侠小说一类。
现代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要数金庸先生，在他的笔下，侠客已经不只是江湖中的过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是成了具备家国意识的“先锋分子”，其中郭靖是“大成者”。郭靖的名字本就含着对北宋末年“靖康之变”的反思，他曾向杨过阐释了侠的含义：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而郭靖本人也镇守襄阳数十年以抵抗蒙古。襄阳失守之后，郭靖悲痛万分，和他的妻子黄蓉双双自尽，与国家同覆亡。郭靖用尽毕生的力量，行使他心目中真正的侠之道，而他也的确做到了。郭靖对侠的定义，其实就是金庸先生对家国情怀的理解——什么是大侠？为国为民不惜牺牲自我才是真正的侠者。
侠者，来自普通的市井之民，而一个小小的市井之人尚知道在外敌入侵之时心系国家，足可证明家国意识对于一个民族在困境中重新崛起，起到了何等的鼓励作用。这也表明，中国特有的集体主义精神已经深入大多数平民的内心。
“集体主义”，顾名思义，就是一种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中间倾向于后者的一种思想，其概念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大多数人把其看为与阶级性相对的概念，但它其实是一种道德标准，在任何时期任何社会意识形态下都会产生，与阶级无关。孔子的“修己安人”一说，就是儒家文化中最早的“集体主义思潮”。孔子强调“修己以敬”，认为只有修养好自己的品德，才能严肃认真地对待一切事情，更强调“修己以安百姓”，认为只有修养成高尚的品德，才能使百姓得到安定。人修炼自己的最终目的其实是为了使别人更安定，如此博大胸怀，怎能说它不是一种集体主义的体现？
如果单纯把孔子的“修己安人”、大禹治水、武侠人物郭靖镇守襄阳这样的思想及行为，看做完全是为了统治阶级服务，这种观点不仅片面，而且是错误的。
古有“家天下”一说，就是帝王把国家当做一家的私产，世代相传。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集体主义精神带有封建私有色彩——安天下其实是为了安家而已。今人应该从中吸取的是精神特质而非利益特质，传承的应是意识而不是形态。古人为了国家的内忧外患、富裕昌盛，可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爱国情怀、集体意识，不能把它当做愚忠，而应为我们所敬佩。
中国历史悠久，不能像美国那样，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形成自由个人主义。美国人的个人主义虽然倾向于利己主义，但并非等同，美国人一样也关心周围的人和世界上的其他民族。由于美国的历史短暂，它跟中国这种拥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国家不一样。美国人更关心身边能关心的人、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对于国家和政府的关注少之又少；而中国人从一开始就讲家和国的关系，根本就不能把家和国分开。
“两弹元勋”邓稼先远赴美国深造，26岁获得博士学位。美国友人请求他留在美国，还帮助他联络了很好的工作，但他谢绝了友人的邀请和热情挽留，回到刚刚迎来新生、条件并不优厚的祖国。当时的中国，经济、政治、军事、民生的力量都非常薄弱，邓稼先回来之后，便致力于原子弹、氢弹的研究，希望为国家提高军事实力作出贡献。当别人问起他带回了什么，他笑言：“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天下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日不得闲。普通人为生活而奔波劳碌，为利益而蝇营狗苟，往来于人世，可终究是在一国之内，背后有一家支撑。遗世而独立的生活，恐怕再难于现世。如同邓稼先一样，不可能每个人都做到为了整个国家的民生社稷而“衣带渐宽”，也无力在国家面临灾难之际“为伊消得人憔悴”，只要在道德层面上保留传统精神的精华，对家国给予精神上的爱护和支持，那么，纵使千山万水阻隔，也割不断对家国的情，扰不乱顾家国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