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船利炮粉碎了“天朝上国”的美梦，我们开始清醒，随之而来的，是长达百年的思想接力。在跌跌撞撞的探索进程中，总是有一些无畏的勇者，他们如最先走出“无知山谷”的人，以过人的勇气与魄力，挑战着保守者的阵营，他们沸腾的热血引发了迷惘之人的思考，变革由此开始。
一百多年串起民族思想的接力
一百多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也许根本算不了什么。回首往事，那些耳熟能详的故事发生的时间，掐指一算，都在成百上千年以前。有无限久远的未来，就有无限遥远的过去。历史承载了过去，记录着现在，期盼着未来。纵看文明几千载，百年时光倏忽而已。一百年放在历史背景下很短，但是对于每个人来说，这时间却并不短暂。百年的时间可以让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变成行将就木的老者，百年的时间也可以让一个国家由病夫般的落后走向强盛的复兴。
也许我们太醉心于遥远过去的辉煌，而不敢面对一个国家的落寞。也许我们太着眼于现在的荣盛，而不敢回忆一个民族曾经的昏沉。但是那段历史我们不能忘记，因为那是鞭策我们灵魂不断前进的惨痛记忆。一百多年前，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摧毁中国人自信的时候，中国人就明白了一个道理：“落后就要挨打。”在屈辱的年代，上至皇帝，下至老百姓都清楚一点：中国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时候我们挨了打，但是我们没有消沉，而是开始了反思和重建。
特殊时局需要特殊的举措。中国人从鸦片的迷烟中醒过来，无论向西方的任何国家学习思想并引进中国，都是在复兴路上慢慢前行。从“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人的举措充满了强烈的强国富国之心。然而，甲午战争给了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人当头一棒，我们几十年的努力和梦想随着北洋舰队沉没于黄海。技术没有让中国人挺立起来，民族的灾难却更加深重。历史教科书上的一张列强瓜分中国的图片，无比形象地把当时中国的状况表达了出来：几只动物在中国地图上贪婪野蛮地横行。谁也没有心情去体味它的幽默，那是强盗们送给中国人的黑色世界，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已经受到了践踏。有人更加清醒了，他们叫“维新派”，可惜这些人的努力一样是图强路上的又一次沉痛记忆。
这是一个思维被洋教条框住的时代。突然从几千年“天朝上国”的无限荣光堕落到受尽欺辱的地步，半个世纪的时间太短了，短得让曾经充满自信的中华民族有些摸不着头脑，她像一个行动缓慢的巨人四处探寻出路，知道向别人学习，但始终没有成果。可是，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也没有找到合适的道路改变中国的状况，直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寒流夹带着莫斯科的革命气息吹到了中国。
或许谁也没有想到中华民族的未来会从嘉兴南湖上的那条船出发。一切远没有南湖的水面平静，民族的明天还要等待28年之久。这期间，还是中国特色和“洋教条”的艰难博弈。今天的“中国特色”不是生造的政治口号，回溯历史，它的身上承载了太多太多中国人的苦苦追求，或呐喊，或冲锋，或牺牲，才有了今天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抉择。
如今，在国际经济界有公认的“金砖四国”：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中国赫然在列。邻居印度的发展过程和我们有些类似。印度的崛起始于对原有种种发展观念的反思。印度独立后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奉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并长期实行尼赫鲁式的“混合所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这些政策最终使得印度经济长期发展缓慢。20世纪80年代，印度政府开始实行贸易、工业和金融自由化政策。方向的改变使印度呈现出较好的经济前景。
当然，在时间和成果上，印度暂时不及中国。中国如今三十年的辉煌成绩同样来之不易，它起始于对历史上经济建设发生各种偏颇情况的一系列反思。伟大的变革在头脑风暴中酝酿。邓小平着手推动改革开放，他说过：“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回过头来看百年求索，不乏对巨变的感叹。当张之洞、康有为、陈独秀，各种“曾开风气人”在开风气之后不久便被后来者视为保守而“落伍”时，恰恰充分说明了近现代中国思想变迁之迅速，进步之明显。一百年，串起了一个民族几代人的思想接力，内忧外患是这场接力赛里的拐角。每一次新的尝试都面临着灾难的考验，失败留给我们的只是暂时的失望。一个民族的坚韧就在于从不停止思考，善于在改变中寻找出路。
硝烟和屈辱充斥的一个世纪，世界盯紧中国，当我们站起来后，世界还是无时无刻不关注着我们。中国怎么走下去，西方人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成了新中国现成的模仿对象。“大锅饭”是那个时代的焦点词汇，人们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或许从民族心理层面可以理解，经历了无数劫难的民族极其想在世界面前证明自己，然而情感的力量在理性面前略显苍白。“大跃进”等经济建设领域的重大失误和“文革”的狂热心态，令中华民族复兴的探索走到了历史的关口。
在经历一切不尽理想的探索之后，当时的中国必然要进行冷静的思考。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曾说：“记得1978年，我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如何养牛的文章，让我激动不已。自打‘文革’以来，报纸上全是革命，全是斗争，全是社论。在当时养鸡、种菜全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尾巴，是要被割掉的，而《人民日报》竟然登载养牛的文章，气候真是要变了！”1978年10月到11月，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和政治学家邓力群、经济学家马洪到日本访问。有记者问：“袁先生，中国是否允许外国去投资建厂？”这个问题把他们三个全难倒了，他们也不知道中央是否允许。最后，袁宝华只能含糊过去：“记者先生，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们要认真考虑。”第二天，他们回到北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从此各级官员都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了。
改革已经势在必行。1978年的中国，人们从高喊的口号里沉下心来关注自己的吃穿住行。胡耀邦说：“‘四人帮’带来的‘觉悟’，是任何金钱买不来的。由于这个而带来今后的大发展，这是‘四人帮’反面的功劳。”
现在时间已迈进公元2008年，总体而言，这是激动而奋进的一年。奥运会的举办，是一次历史性的契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而如今借着奥林匹克运动会，我们可以向世界展示一个新的中国形象。火炬传递过程中，中国人民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从每个人的脸上，我们可以看出人民对国家的巨大信心。百年来取得的一切造就了中国历史性的巨变，如今我们已经摆脱了没落晚清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创伤。
相比两千年封建社会没有太大变化的思想求索，1840年的海面泛起了中国人内心深处强烈的求变欲望，从此开始了风云激荡的岁月。列强的长枪短炮并不可怕，再大的困难都有解决的办法。其实，最可怕的是一个民族在艰难的时刻放弃追求，它足以让这个民族灭亡。我们可以看到百年前的民族自信被挤压到几近消失的境况，但也看到了民族思想在那时的大爆发，即便一路走来崎岖坎坷，但希望始终没有泯灭。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当不少人还在封建思想的窠臼里迈不开步子的时候，已经有另外一些人在悄悄发生变化了。历史注定要为开拓者们多留点笔墨，因为正是这群人，使得整个人类史充满韵律而让人激动，让节奏感代替了单一。
但是“解放”二字伴随着的肯定是巨大的变化，因此对于习惯渐变的人们而言，思想解放的尺度，并不是随意掌控而无所限制的。1978年底，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就冒着巨大的风险，偷偷地实行了包干到户的责任制。那个寒冷的冬夜，18位社员聚在一起签订了一份悲壮的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这份如今看起来很自然、很简单的协议，在当时那种环境下是大多数人不敢想象的。这一纸秘密契约，有可能引起轩然大波。所幸的是，小岗人的这些行动得到了凤阳县委和安徽省委的支持，安徽省委又得到了陈云和邓小平同志的支持。1979年10月，小岗村的打谷场上一片金黄，粮食总产量达66吨，相当于全队1966～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年年“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小岗村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小岗村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分田到户从此在全国推广开来。小岗村农民们的胆识令人惊叹，他们的协议是一把钥匙，打开了中国农村经济建设最关键的一把锁。
但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这次特殊的推广能够成功？邓小平同志曾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对小岗村模式的推广，正是对这句话实实存在的阐释。
是的，社会主义要让群众过上富裕的日子，这其实是源远流长的以民为本的思想。民本思想自古有之，商周时期萌芽的“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是中国民本论的最初表达。春秋时期管仲宣扬：“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战国时期的孟子讲的“民贵君轻”，乃集民本论之大成。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为后世儒学所继承和弘扬，这对限制王权、保护民众利益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国共产党也将古代民本思想的精华部分吸收并加以运用，例如以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制定国家政策。中国现代的民本思想，并不是古代统治者传话的工具，而是完全以民众本身利益出发的。毛泽东就曾指出：“我们的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在《愚公移山》中，毛泽东把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喻为至高无上的“上帝”，誉为革命之“本”。“废除地主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
邓小平也是个具有民本思想的政治家。他汲取了国民经济和发展相对较慢的教训，重视物质利益激励的重要作用。邓小平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由于理直气壮地讲物质利益，解除了劳动者的精神枷锁，工人、农民和商人的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获得了强大的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民本政治思想不断得到升华。邓小平把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作为判断一切工作的标准和制定一切政策的出发点，提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江泽民同志则创造性地把“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列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要“以人为本”，他反复强调：“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中国共产党人使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去粗取精，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峰，人民也因此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利益。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几千年来，人们盛赞那些敢于提出“轻徭薄赋、与民生息”思想的封建社会的杰出政治家，这其中可见人民希望自己生活负担可以减轻一些。正是基于对人民这种想法的支持和理解，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到来了。那是2005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赞成162票，反对0票，弃权1票。”“通过！”随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的宣布，于1958年6月3日通过的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这意味着9亿中国农民从2006年开始，将彻底告别延续了2600年的“皇粮国税”，中国农民步入无税时代。
2007年，政府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纳入保障范围，重点保障病残、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等生活常年困难的农村居民。这项政策可使我国3000万生活困难的农村居民获益，他们原则上能够每年获得不低于693元的低保金。
2008年，温家宝总理到浙江宁波与坚守生产一线的工人共度五一国际劳动节。在老劳模、高级工程师王仲文家，总理与他们聊起了家常。当了解到王仲文的退休金已从过去的700元增加到现在的1700多元后，温总理说：“你的退休金不算高，从今年1月1日开始，国家将再连续三年增加退休金。”
免费义务教育、提高个人所得税征收标准……进入新世纪后，无数的利民政策使人们发现：中国正逐步成为一个福利国家。推行福利国家政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普遍特征。所谓“福利国家”，就是国家规定最低的住房、医疗、工资和教育等标准，通过高税收缩小贫富差别，从而最大限度地体现国家的社会服务职能。而中国政府也在逐渐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两千多年前中国圣贤所描述的“大同社会”与现代的“福利国家”有异曲同工之妙：“使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少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强大，秉持“以人为本”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会带领广大中国人民走向一个光明的未来。
改革的刚性与动容的情怀
战国时期，狼烟四起，人的生命经常化为攻城略地、短兵相接等悲壮场景中的一抹抹鲜红。一个人有别于此，他就是商鞅。他以最惨烈的方式祭奠了改变中国历史的变法，他用生命诠释了变法的意义和困难。变，意味着要面对不变，因为改变的是很多祖宗留下来的规矩，确切地说，改革者要和更多强大的捍卫者博弈。常见的情况小则唇枪舌剑，大则刀剑相向。
改革是针对病态的手术，不外乎用阵痛代替家国的困境，以期为人民换来幸福安定的生活。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一条发展曲线，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可以在上面找到各自的痕迹。这些点线串联出国家民族的情感、困境中声嘶力竭的呐喊和低潮时奋勇图强的力量。
历史从来没有四平八稳的。森林里的老虎不会因为怜悯一只受伤的猎物，而强迫自己吞饮强烈的欲望。所以，在任何一个时间段内都不乏以强欺弱的范例。放大中国的战国时代，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小的“国际”关系搏斗场。当秦以东的国家抛出一次次令人艳羡的改革时，秦国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除非破旧立新，否则只能坐等东边群雄并起夹击。
忧患之下、困难之际，改变并不易。所有惧怕改变现状的保守人士和广大群众略带迷茫的张望和消极的质疑，都形成巨大的阻力，绊倒了中国历史上的不少改革先驱。王叔文、范仲淹、王安石，这些熟悉的名字在几百年后才被时代迟缓地认同。思想的速度往往要快于时代的脚步，是被时代拖着走，还是引领时代的潮流，大抵看改革者是否有大胆去闯、放开去干的魄力。历史上以巨大勇气推动社会变革的改革家们尽管境遇各异，成败有分，但大都令人敬佩。在他们沸腾的血液里，有一种突破局限、冲锋陷阵的因子在激扬岁月。
农耕文明与生俱来带着保守的胎记，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改革都是艰难地行进。
走进20世纪80年代初，国务院部署全国经济调整，乡镇企业遇到了舆论的压力。此时，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却坚持说：“社队企业究竟是上还是下？我说是上，要坚决地上，勇敢地上，要排除一切阻力往前冲！”“要把乡镇企业看得比亲儿子还要亲！”第二年，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在面对华南走私，写下生平第一张检讨书时，仍提出“排污不排外”，已经推行的对外开放政策不能收回，回到广东后还继续大力推进对外开放。项南和任仲夷顶着巨大的压力，守住了东南沿海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的阵地。
改革从来不会一帆风顺，它需要勇气、决心和献身精神。1998年，朱镕基总理在记者会上说：“这次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我委以重任，我感到任务艰巨，怕辜负人民对我的期望。但是，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5年后，同一个位置上，温家宝总理用林则徐的名言回答记者：“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从诸葛亮到林则徐，再到共和国的总理，同样的话语穿越了时空，掷地有声。今天的中国仍然需要拥有改革的勇气，但不是为了称霸，而是为了一个国家及其人民的发展。
然而，改革的精神不只是单一的胆魄，每一个改革者的思考点莫不从民生出发。范仲淹的“忧乐天下”远远地超越了“学而优则仕”的简单追求，他主持庆历革新的魄力放归于忧国情愫更有高远之风。一千年后，邓小平那句“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则把大爱融入胆量气魄，更加张扬改革的精神，在一个刚性的精神硬壳里移植了动容的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