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里要不断寻找自我，发现爱好就等于发现才能。我发现自己没有作曲的才能但有思考的才能。在你改变不了现状，改变不了学校，改变不了教育体制的时候，你不妨改变自己，学会在逆境中寻找自我。——徐小平
1978年，22岁的徐小平来到了中央音乐学院，他的大学生活开始了。1978年是长达10年的“文革”后的第二次高考，当时考上大学的人组成非常复杂，很多人都已经三四十岁了，结婚多年，工作多年，经历复杂而坎坷。徐小平在他们之中虽然算得上是年轻的，但也已经22岁了，按这年龄现在已经毕业了。所以徐小平进入大学的时候是怀着一种感恩的心态的，他当时非常渴望读书，进入大学之后，除了上课以外徐小平最重要的生活就是阅读，有的时候一天抱着一本书“啃”到底，像《西方美学史》《西方音乐史》这样的书一天天不停地“啃”。
除了读书获得知识之外，徐小平也满怀热情地参加其他的学校活动，希望借此获得更多的知识。徐小平开始参与班级里的一些活动，开始参与办学校里的黑板报，开始参与策划一些学校的活动，这些活动都能够让徐小平在自己的热情挥发的同时得到心灵上的充实。由于乐于参加学校的活动，徐小平因此做了中央音乐学院学生会副主席，黑板报主编。曾经有一次在音乐学院30年校庆的时候，正是徐小平主持办黑板报，如何才能够让这期“正当其时”的黑板报办得让人过目难忘呢？徐小平他们有了个主意，他们采访了在学校工作了30年的老厨师、老教务长，让他们的故事出现在黑板报上，让他们的讲解凸显中央音乐学院的历史，结果这期黑板报办得很感动人，非常轰动。
迫不及待地阅读，满怀热情地参加学校里的活动，年龄稍大的大学生徐小平在自己的大学里似乎过得风风火火、充实有力。然而在他的内心却碰到了一个让他颇为烦恼的问题，实际上，当初上音乐学院乃是他的一个无奈的选择，虽然音乐学院是他热爱并崇仰的，但是徐小平发现自己并没有太多的音乐才能，自己也对在以后在音乐上创造出一番大成就信心不足，同时也对在以后的音乐上创造出一番大成就产生不了多大的激动情绪，这种可能在音乐上创造一番大成就的前景并不能给自己提供足以强大的动力让自己义无反顾毫不保留地投入。
每一个进入大学人都会碰到这样一种情况：在进入大学之前，所考虑的只是进入一个大学，学习一个专业，这个大学可能是自己经过千挑万选从百千万中精心选出来的，这个专业也可能是自己经过多方比较四处收集信息确定下来的，但当时对于自己要上的大学，要学的专业只是一个停留在耳闻程度的了解，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实际上自己全部的心力都被锁定在要去上大学的兴奋和想象中，并不能对自己上大学后要学习专业做一个理智的判断和选择，并不能完全估计和衡量这个专业是不是适合自己，是不是自己所喜欢的。此时的将要进入大学的人并不能真切地了解自己，并不能够真切地了解要学习的专业的真相。当进入大学之后，进入大学的兴奋和热情随之慢慢散去，所接触的专业日深，这个时候会有很多人对自己的专业和自己的做出一个全新的评价，在内心承认自己并不喜欢自己的专业，或者自己并不适合自己的专业，这是一个人进入大学后最容易迎面碰到也最平常的状况。
遇到这个最容易也最寻常状况的徐小平第一时间想到的如所有的人一样，期待重新选择自己的专业，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即使在今天，转换专业也是要付出极大的周折和极高的金钱的，更不要说在徐小平上大学的年代了。发现自己失去了选择自己专业和就业方向的可能性的徐小平并没有放弃，他并不是或有或无地混在课堂，或者向家中吵着闹着换专业，也没有以此为借口彻底让自己休息。当意识到自己不能改专业以后，徐小平在大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开始每天去北大听课，从中央音乐学院去北大得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来回两三个小时，徐小平每天早上6点起床，喝几口凉水，走15分钟，从民族宫坐车到动物园然后坐车去北大，路上1个多小时，听完课喝点凉水再回家。这样去北京大学旁听的日子，徐小平坚持了一年多，一年多的时间，徐小平受益匪浅，徐小平的人生因为这一年多的旁听和自我调整而改变。徐小平回忆说：“大学又是不断发现自我，充实自我的过程。什么是自我呢？就是自己想干什么，能干什么的结合。我发现自己对文史哲的问题非常感兴趣，仅仅在音乐学院学音乐理论是不够的，于是我到北大去从更深广的人文精神去寻找对文学与艺术的理解。我在北大听了将近一年的课程，正是这段时间奠定了我人文知识的功底，奠定我思维的基础。”
知识的获得和思维的形成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徐小平在北大中文系交了一大批朋友，但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事情鼓励了徐小平，鼓励他不断地寻找自己，调整自己的奋斗目标，让他乐于和敢于在重新审视自己以后去做出新的选择。在以后徐小平的人生中，他有很多次的于外人而言似乎不可思议的重新选择，究其根底，在大学里重新寻找自我便是一个源头所在。
5年大学生活很快就过去，毕业后的徐小平来到了北京大学做老师。这本来是他一直以来的一个想法，从他开始去北京大学旁听时就已经存在了。徐小平当时想到北大去教书，做个北大教授，以及在北大这样一个地方和青年人在一起打交道，搞校园文化，是非常值得付出的一件事，20世纪80年代有一种现象叫“周末病”，当时的大学生自以为是天之骄子，但其实业余生活非常的枯燥无聊，每逢周末便无所事事，形成一种病态的沉闷、无聊和孤寂的状态，所以称为“周末病”。徐小平当时对这种“周末病”了解很深，他怀着要改善校园生活，再造一代大学生的精神状态的理想来到北京大学，在团委从事工作。这个时候地徐小平又自认为是找到了自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这个时候的徐小平在北京大学是受学生爱戴的老师，他在艺术教研室搞校园文化工作。从他那里起，中国内地出现了校园歌曲。可以说，徐小平这个时候正处于他的黄金时代，但处于黄金时代并不代表心理也处于黄金状态。虽然在北京大学徐小平认识了俞敏洪、王强这两位后来和他一起被称为新东方的三驾马车的人物，但这在当时并不能发挥什么作用，在黄金的顶点，徐小平突然地就没有了方向，他在北大校园的发展有两条可见的路：进团委从政，进系当主任。就像当年不想在县剧团当乐器演奏员一样，徐小平感到仕途也决不能带给他快乐。不走仕途继续当个普通而快乐的老师？那时学校生活清贫，他想让家人生活得好一点的愿望根本无法满足。下海经商？徐小平又意识到经商也绝不是他想走的路。就在这种对自己的不断判定中，徐小平明白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他选择了第三条路——出国，去洋插队。1987年徐小平到美国寻求自我发展，1988年他从美国到加拿大，这个时期是徐小平最为潦倒的时期，他端过盘子，送过比萨，他曾经向朋友描述他找工作的要求：“我想找份坐着干的工作。”然而既然选择了，徐小平只有继续下去，在1992年，终于有些积蓄的徐小平举家回国，他和朋友组办唱片公司，开始了创业之路。但不幸的是，这次创业最后以失败收场，一年后公司倒闭。徐小平囊中钱财几乎一空，这时他向妻子要求给3年的时间，但是生活太困难，他的妻子已经给不出了。于是徐小平全家再次回到温哥华，音乐师范毕业的妻子在外教书，徐小平则当起全职奶爸。徐小平这次重新寻找定位的自我似乎是一条失败的道路，直到两年以后。
1995年，俞敏洪来到了温哥华，他找到在开满郁金香的院子里闲坐着的徐小平。“徐老师”，俞敏洪喊了一声。于是徐小平打起包袱跟着俞敏洪回了国，在北大对面的办公楼里接待起他的第一个学生。之后到被誉为出国签证“第一人”、“签证泰斗”，直到他现在享有大名，真正成功。在俞敏洪来温哥华邀请徐小平时，徐小平已经40岁了，在平常人眼光里这是一个需要稳定的年龄，而不是一个创业的年龄，这是一个守成的年龄，而不是重新定位自我的年龄，但对于从大学时便已经习惯重新定位自己，并敢于勇于付出行动的徐小平而言，这一切都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徐小平曾经回忆说，“我当时40岁了。40岁回来创业，我认为不晚，只要心中有目标，那么浑身就有青春的活力。”确实，既然有目标，无论在何时定位自己，自然都是不晚的，事实也证明，他成功了。
人生是一个不断定位，不断选择的过程，每个人都不可能完全看透自己，也不可能在一时将自己定位成型后而毫不改变，事实上，人总是会不断改变对自己的看法，不断更正对自己的认识，不断反思自己当前的所作所为，区别的是，有些人根据自己对自己看法的改变，根据自己对自己认识的更正，根据自己对自己当前所作所为的反思而改变对自己的定位，重新定位自我，并付诸行动，而有些人却只能将自己改变了的看法、认识和对自己的定位保持在脑袋中，继续保持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哪一种做法更为高明呢？也许没有两者在伯仲之间，但徐小平的经历不能不让人佩服，也不能让人有所借鉴。
大学对于一个几岁起便开始上学的人而言，是一个自我成长的开始，在这里在此时段，一个从小便开始上学的人有了自我选择的某些权利，有了独立生活的环境，脱离家庭而长期居住在外，自己开始学习打理自己的衣食起居和做出包括人生在内的重大选择，因此大学本来便是学习人生的开始。自然，也是学习在人中不断寻找自我，重新定位自己能力的开始，最好也应该成为根据这种定位的不断变化而付诸行动的能力培养的开始。
最后，还是以徐小平一段话语来作为一个结束：“在大学里要不断寻找自我，发现爱好就等于发现才能。我发现自己没有作曲的才能但有思考的才能。在你改变不了现状，改变不了学校，改变不了教育体制的时候，你不妨改变自己，学会在逆境中寻找自我。”
徐小平小资料：
徐小平，1956年生于江苏泰兴，著名留学、签证、职业规划和人生发展咨询专家。1978年，徐小平来到中央音乐学院开始了自己为期5年的大学生活，1983年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理论系毕业后去北大做老师，1988年出国，1995受俞敏洪邀请回国，加入新东方学校。他是“北京新东方学校”创始人之一，曾任新东方学校副校长、新东方枫叶东方出国咨询董事长、总经理，现任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新东方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是新东方留学、签证与出国咨询事业的创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