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克 美
整理|林 之
从17岁到70岁，从锄奸科长、敌工部长、保卫部长、公安厅长，到公安部长，父亲这一生，就像一根始终绷紧的弦。秘密，伴随他一生，从来都是守口如瓶。
终于，在晚年，他翻开自己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了他的传奇人生。当然，这也是因为，公安部为保存珍贵史料，指定他撰写自己的回忆录。我想，如果不是组织要求，他依然不会开口说，会让那些秘密如风一般吹过，不留痕迹。
你王芳头上刚刚长了一棵草，什么时候山东的绿化搞好了，你再改名字。
父亲的名字有一段故事，与领袖有关，这已经不是秘密了，但我也不是从他嘴里得知的。
1938年的春节，对父亲来说真是难耐，年前，他组织了30几个进步青年，准备投奔八路军去抗日，可是，快过大年了，许多伙伴都要求过了年再走，父亲只能焦急地等待。正月初三，他等不及了，带着12个人直奔八路军。
新泰第一小学17岁的代课教员王春芳，成了八路军里的一个班长。他把自己名字里的“春”字去掉，改成了王芳。留芳———为了勉励自己，做人要留下一个好名声。
我要说的父亲名字的故事不是这一次，而是发生在1953年的事。
1953年12月27日，毛主席来到杭州。26日，主席在火车上度过自己60岁生日。30日晚，依照江青的建议，省委领导借庆祝元旦的名义，请主席吃饭。
我父亲与主席同坐一桌。快结束时，主席面前还有四杯茅台，主席点名要“王厅长喝掉它”。自然推辞不得，好在父亲的酒量很好。
酒助谈兴，罗瑞卿指着父亲笑说：“一个山东大汉，名字怎么像女人？”父亲当即表示可以改名，简单，把草字头去掉就行。
可是主席不同意：“山东绿化这么差，到处荒山秃岭，山上不长树，有的连草都不长，你王芳头上刚刚长了一棵草，就要除掉它。什么时候山东的绿化搞好了，你再改名字。”
谁也没想到，王家老六成了当地的名人——日本人悬赏捉拿的“小白龙”。
我爷爷靠勤劳和能干攒下了一份大家业，在村里很有威望。我爸爸排行老六，上面五个哥哥，都是从小跟着大人下地干活，读过私塾的爷爷觉得，家里应该有一个读书人，这个老六，看着瘦瘦长长的，不像是干庄稼活的料，让他去读点书吧，将来说不定还可以当个教书先生。
于是，王春芳6岁开始读私塾，每天念四书五经。北伐军打到山东，废私塾，兴学堂，王春芳又进了洋学堂，学习国文和算术。当年的童子功真是厉害，几十年后，父亲依然可以背出孙中山的“总理遗言”。
东都镇上的人谁也没想到，几年后，王家老六成了当地的名人———日本人悬赏捉拿的“小白龙”。
在八路军里，只读了一年中学的父亲也算是个文化人了，半年后就被任命为支队锄奸科长。那时，山东局势很复杂，八路军、国民党、日本人，还有助纣为虐的伪政府，敌中有我，我中有敌，锄奸科就是专门清查敌特、惩处汉奸的。
日军对根据地进行封锁和扫荡，八路军也要深入游击区和敌占区。我父亲这个锄奸科长胆大心细，从来没有出过事。
没几年，20岁的敌工部长王芳，大名已经在东都镇一带传开了。镇上的人都叫他“六爷”。东都镇上的“防共指挥团”日夜巡逻放哨，但挡不住“六爷”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来东都镇。
父亲喜欢穿白褂，骑白马，在乡亲们眼里，这个八路潇洒、神气。小白龙，是日伪军送给父亲的绰号，里面显然带着一丝敬畏，也很有几分美誉度。你想，枪林弹雨构成的是一幅灰暗的画面，而小白龙，自然就是其中的一抹亮色。当时济南特务机关有一个“生擒小白龙计划”，谁捉到小白龙，送到日本人手里，赏银5000大洋，谁及时报告消息，捉到后赏银2000大洋。这是现在许多电视连续剧里常见的情节。
我额头上又没有写着王芳二字，这里不仅不危险，可能还是最安全的地方。
那是1941 年的大扫荡，一天，六爷又来到东都镇，要见一个秘密特工郭善堂。
20世纪40年代，山东有个著名的“日本大特务”，深得日军驻山东部队参谋长山田的赏识，日军在山东的四家特务机构竞相拉拢他。当地老百姓人尽皆知，不少人想寻机除掉他。而此人，正是鲁中军区敌工部长王芳单线联系的特工，真名郭善堂。
见面地点是东都镇上的一家饭馆。
已是晚上，饭馆里生意不错。郭善堂下楼时见王芳已然来到面前，大吃一惊，说：“楼上还有两个日本人在打牌呢，这样太危险了，赶紧换地方。”
我父亲拉开凳子坐下说，“不必，我额头上又没有写着王芳二字，这里不仅不危险，可能还是最安全的地方。楼上，他们打他们的牌；楼下，我们谈我们的工作。”接着又让饭馆老板上楼陪鬼子打牌，以观动静。
这饭馆老板也不是一般人，正是我的五叔王春风，他的公开身份是东都镇伪保长，暗中却是敌工部的特工人员，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收集情报，进行秘密联络，还收购炸药、药品。
这一切尽管做得很秘密，并未被敌人发现破绽，但就是王芳的哥哥这一身份，已让敌人心存疑虑。1943年，宪兵队逮捕了五叔，严刑逼供，一无所获。五叔死于敌人的电刑。解放后，五叔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郭善堂自那晚在东都镇领受任务后，就成了公开投敌的“汉奸”，利用我父亲交给的真真假假的八路军情报，大获日本人信任，后来打入日军驻山东部队最高领导机关，成功收集了大量重要情报。
“文革”中，郭善堂毫无悬念地因为“汉奸”罪名被关押。1974年，我父亲经毛主席亲自批示出狱时，郭善堂仍然被关在狱中。还好，我父亲活着出来了，要不然，真的没有人能直接证明郭善堂那段历尽艰辛的“潜伏”历史了。
前些年，有略知一二的人找上门来，想把父亲的经历写成小说，拍成电视连续剧，都被父亲谢绝了。在谍战片盛行的今日，人们认的是抓人眼球的剧情，而在父亲一代人心里，那是不能亵渎的理想。
母亲一看他的脸色，赶紧说：“没事没事，我们结婚，请表哥你来参加婚礼。”
1948年8月，这是一个美好的夏天，我的父亲和母亲举行了婚礼。没有酒席，没有糖果，就是大家一起在机关食堂里吃饭，以茶代酒。
这天，65团七连指导员支福田接到通知：立刻到保卫部去一趟。
支福田骑马上路，不敢耽搁，心里却十分紧张，被保卫部找去谈话没好事，是因为自己的地主家庭出身？还是部队管理出了问题？一路上心里来来回回地琢磨，以至于站在保卫部长王芳面前时，说话都有点哆嗦了。
我的母亲也在一旁，一看表哥支福田的脸色，赶紧说：“没事没事，我们结婚，请表哥你来参加婚礼。”支福田这才放下一颗悬着的心。
也难怪支福田要紧张，这些枪林弹雨都不怕的人，就怕自己队伍里搞运动，整风肃反之类的运动，他曾亲眼看到有人被叫去谈话，就一去不回了。
1940年山东有过一次“肃托”运动，许多人被怀疑是反党的“托派”分子。所谓“托派”，它的名称来源于苏联领导人托洛茨基。那些没有文化的“土八路”，可能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父亲当时担任四支队锄奸科长，也是支队“肃托”运动的负责人。几十年后，他依然记得，那些打仗不怕死的干部，站在锄奸干部面前时，竟然吓得额头冒汗，舌头发僵。
有一次，从其他支队转来几份揭发材料，检举一名营级干部的“托派”行为，我父亲亲自审问。
那人大概是过分紧张，说话颠三倒四，一会儿承认自己是“托派”分子，一会儿又推翻。父亲那时年轻性急，很是恼火，打了他两记耳光，说：“简直是胡闹，不是‘托派’为什么要承认？”后来经过仔细甄别，根本没有“托派”问题。
当时很多地方的“肃托”扩大化，伤及许多无辜者，但四支队没有让一个同志受到无辜伤害，这也是父亲晚年回忆中，最欣慰的一件事。
新建了一百多个以警卫为目的商业点，可以说，公安厅在西湖边布下一张安全网。
在公安系统，任浙江省公安厅长多年的父亲被称作毛主席的“大警卫员”。主席很喜欢杭州，一生来杭州50多次，有时一住好几个月。主席每次来到杭州总是说：“到家了！”
当时规定，省委领导“不接不送，不叫不到，不给不要”。每次主席来杭，都是我父亲和几个警卫人员去车站接送，警卫和日常事务，也都是我父亲负责，省里从不插手。常常一连几天机关里看不到他这个人，有知道内情的老部下就朝西湖南岸的汪庄看，那根大烟囱冒烟了，准是有人来了。
多年以后，我跟父亲在汪庄散步，走过一个尖尖的塔，他告诉我，这是一个烟囱。这个烟囱特别大，高高的，它一冒烟，人家就知道汪庄有人来了，所以我把它改成了塔，这样别人就不注意了。
解放初，警卫工作条件很差，基本就是“一杆枪、两条腿，凭着一颗赤诚心；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保证首长的安全”。
解放初的西湖边，治安堪称复杂，许多寺庙里有隐藏的国民党特务，许多茶室和商店由流氓混混把持。为了确保安全，当时用赎买的方式将西湖风景区里的主要商店、茶室收归国有，新建了一百多个以警卫为目的商业点，挑选了数百个退伍军人、积极分子，经过培训后去做营业员。
可以说，公安厅在西湖边布下一张安全网。
主席登山有个老习惯，不走回头路。上到五云山顶，天似乎一下子就黑了。
西湖群山是许多杭州人的最爱，但诸位有所不知，最早的爬山爱好者中有一位领袖———毛泽东。北高峰、玉皇山、五云山、狮子峰、天竺山？ ？他几乎把西湖周边的山都爬遍了。有诗为证：“五云山上五云飞，远接群峰近拂堤。若问杭州何处好？此中听得野莺啼。”
警卫工作，看似都是些吃喝住行的小事，但主席身上没小事。几乎每一座山我父亲都亲自走过一遍，以防主席突然兴之所至。
主席爬山从来是随性的。一天下午，主席从办公室里出来，说要出去走走。此刻已是4点半了，往哪里去？父亲决定到钱塘江边的钱江果园去，正是梨花盛开的季节，路不远，山不高，可以赶在天黑前回来。
主席有个老习惯，不走回头路，我父亲早已根据主席的习惯计划好线路，从果园的西侧上，东侧下，打道回府，6点钟可以到家。
父亲在前面带路，正要下坡，主席停住脚步，笑着说：“要回家？还早啊！”说着迈开大步，兴头十足地朝狮子峰方向走去。谁敢扫主席的兴哪，大家只好紧跟。主席一高兴，路就走远了，一直走到了狮子峰的山顶。那里有几千亩茶山，端的是茶香醉人。主席停不下脚步了，又朝着五云山方向走去。父亲知道坏了，五云山海拔300多米，上了山，若是不走回头路，那下山的路可就长了。
果然，上到山顶，还没等照相，太阳就落下了，天似乎一下子就黑了。主席却还说，“不忙。”悠悠然地点起一支烟，俯瞰着苍茫暮色。说不定就是这会儿，主席有了前面那首诗的腹稿。
我父亲表面不动声色，心里已是开了锅，心想，山下不知怎么乱呢。
到了6点，该吃晚饭了，可是主席不见了。问罗瑞卿，问杨尚昆，谁都不知道。派出几路人马寻找，没有任何消息，这两人是急得直冒冷汗。
那一刻，山上的人正从五云山朝着天竺山走去。
天已全黑了，荒山野岭中，只有农人打柴的小径。下一个陡坡时，我父亲走在前面，凭着脚底的感觉一步步踩稳，主席在后面还打趣道：“这里没有路，我们给杭州人民走出一条路来。”
终于走到天竺山，父亲赶忙派人到上天竺的浙江公安干校去打电话。
到家已是晚上8 点半。这天，因为主席“失踪”4 个小时，我父亲挨了一顿骂。
警卫工作难做，为了主席的安全，最好是清理每一条路线，事先对游人做疏散和布控。但是又要不露声色，不能让主席感觉脱离群众。其实主席心里门儿清。1955年，主席写了一首《五律·看山》，都说是主席对杭州湖光山色的赞美。我父亲说，其实是主席在批评警卫工作。
那次陪主席上北高峰，下山已是傍晚，正是农家点火做饭的时间，可是路过的农家门户紧闭，不见一人。主席站在大松树下休息，突然房后跳出一只大公鸡，朝他们走来。主席笑了，对父亲说：“厅长厅长，你把群众管住了，却没有把大公鸡管住。是这只大公鸡不听你管，还是你管不住它？”
那首诗里写的“一片飘飖下，欢迎有晚鹰”，只有父亲心里明白，就是在说，那天门户紧闭的农舍旁，只有一只大公鸡来欢迎他。
有5年时间，我们家谁也不知道父亲在哪里，是否还活着。
1968年2月28日，父亲突然被专机押送北京，秘密关押了7年，罪名有收集江青的黑材料、装窃听器等好几项。但父亲心里明白，关键的恐怕只有一件事，那是1954年的旧事，他当时犯了一个无法避免的错误。
1954年3月，江青随主席来杭州。主席走后，江青继续住在杭州。
3月下旬，江青接到一封匿名信，内容是写30年代她在上海时的一些历史问题，显然，写信人是对江青的骄横作风不满，在警告她，不要太张狂，有人了解你的底细。
第二天，江青专门找我父亲谈了一个上午，要求破案，找出写信人。
后来这封匿名信升级为“18号案件”，由公安部负责，作为特大案件侦查，秘密收集了800多人的笔迹进行鉴定。但没有结果。
1961年，中共元老林伯渠病逝，他的妻子朱明给中央写了封信，反应林伯渠死后一些遗留问题。谁知这封信却引出了7年前的“18号案”———两封信的笔迹一模一样。
朱明在承认是她写的那封匿名信后自杀。
我父亲因为看过这封信，认识其中一些人，引来这一场牢狱之灾。
父亲明白，这是一场躲不过也说不清的灾难，最好的办法就是沉默。在狱中，他用沉默对付所有的审问。有5年时间，我们家谁也不知道父亲在哪里，是否还活着，一直到1972年，母亲才被允许进京探望。
1974年冬天，母亲带着我两个兄弟，第二次去北京探监。到北京已是晚上9点，气温降到零下10度。母亲找到公安部招待所，拿出介绍信想登记住宿。
登记处的人冷着脸说：“我们有规定，不能招待罪犯家属，请你们马上离开。”
这是一个最冷的冬夜。11岁时就跟随祖母坐了半年日本鬼子牢房的母亲，是个开朗坚强的女性，那天晚上，在星光下，看着公安部招待所那块大字招牌，她流下眼泪，感到从未有过的寒冷。那天晚上，母子三人就坐在公安部的大门外，熬到天亮。
晚年，读书写字成了他的最爱。有老部下向他讨字，他大笔一挥：“淡泊”。
父亲没想到，69岁时会重返公安战线。
大概是心中的秘密太多了，父亲成了一个寡言的人。
很多年来，我们家最热闹的地方是饭桌上，五个孩子带来各种各样的信息，还有我们对社会现象的评论和抨击。饭桌上的话，难免有过头的，母亲会大声斥责。而父亲，则从来是一个倾听者，不发一言，不作任何评论，任我们随心所欲地发表自己的见解。我们家的饭桌，似乎也成了他的一个信息来源。
有次饭桌上，我说起外面听来的一些情况，刚刚开口，父亲举起筷子，点着盘子说，少说话，多吃菜。等到吃完了饭，我和他到院子里去散步，走到无人处，父亲停下脚步，对着我说，“你刚才想说什么？现在可以说了。”
父亲，一个令敌人胆寒的山东大汉，但在我的眼里，他的脾气极好，我从来没见过他发脾气。我母亲性格直率、刚烈，多半也是让父亲宠出来的。
小时候我不愿去幼儿园，有一天把母亲惹火了，拿着菜刀追着我喊“要杀了你”，我一边逃一边大喊“爸爸———”，父亲把我藏在他的身后。那一天我就乖乖地坐在他的办公室外间，一声不响，拿着一本不知什么画报，来来回回翻了一天。
长期的工作习惯，使父亲练就了这个角色所需要的所有谨慎，但在我眼里，他不是一个拘泥小节的人。记得有一次，我周末玩疯了，忘了做作业，晚上困得不行了，母亲还逼着我把作业做完再睡。父亲看我拿着笔打瞌睡，就跟母亲说，算了，让她去睡觉吧，我替她做。
偶尔，严谨克己的父亲也会露出幽默的一面。母亲喜欢打牌，她是洗牌高手，不知怎么弄的，大小王常常在她的手里。父亲不打牌，偶尔他会来观战，背着手站在母亲的身后看，然后做诧异状：“咦，刘馨，你的司令呢？”
他会打麻将，但除了陪首长玩玩，他一般不打。有一次，他的手气极好，摸到了四个“百搭”，从此他再也不玩麻将了。他说，任何事情都有盛衰，麻将桌上，摸到四个百搭，那是盛极之时，再往后就是衰落了，任何事情都是同理。
晚年，读书写字成了他的最爱。有老部下来看他，向他讨字，他大笔一挥，两个大字：“淡泊”。
有了这两个字，他这一生才真正归于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