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长虹的“文学是人学”观点还表现在他作品中，自然物的人化，人性化与人情化。他在《美的颂歌》中有“飞鹤唳长空，落梅含幽怨”；在《离魂曲》中有“泣杜鹃之幽咽兮，唳玄鹤之清朗”；在《风一心》中有“树在动，风在鸣。在地上？在我心？”这些描写性的诗句，具有明显的移情特点，可见高长虹文著中的移情审美表现是受西方近现代“移情说”的一定影响。文学描写自然物的目的全在于写人，写人心，人性，人情，人格。自然进入文学艺术，必然被艺术化。其实，大地山河，风云星斗源本都是死板的东西，我们往往觉得它们有情感，有生命，有动态，这都是移情作用的结果。比如，云何尝能飞？泉何尝能跃？我们却常说云飞泉跃，山何尝能鸣？谷何尝能应？我们却常说山鸣谷应……阿米尔说得好，“一片自然风景就是一种心情”。“景正是人性格和情趣的返照”。比如，同是秋天的枫叶，在怀着悠然心情的杜牧眼里是“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在满怀离别愁绪的崔莺莺的眼里则是，“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在满腹忧国情思的戚继光眼里又是，“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这里人们很难找到完全脱离人情，人心，人性的单纯的自然和自然物形式的迹象。这就体现了“文学是人学”的另一层面意义。
高长虹《美的颂歌》中“飞鹤唳长空，落梅含幽怨”，正是作者将自己的“悲唳升空”与“凄凉幽怨”转移到“飞鹤”与“落梅”之上。《离魂曲》中的“泣杜鹃之幽咽兮，唳玄鹤之清朗”，正是作者将其“幽泣”与“清唳”之情寓移到“杜鹃”与“玄鹤”之上。高长虹《闪光》中的“月儿沉默着，风儿沉默着”，正是作者将其“默然”之情寄移在“月”与“风”之上。
高长虹“以人为本”的思想，还集中表现在他在《致雁冰》的信一文中所说的：“我是一个主张自然主义的人。”其实自然主义的根本要义，是在追求人生的真相。这虽然是对人普遍、共同、本真人性的肯定。不可否认，自然主义带有一定的变相主观主义倾向，但它较之启蒙主义进化论，更贴近人性的本真，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否定启蒙主义进化论过于强调外在客观因素倾向的。
高长虹以自然主义的创作思想方法，写下了表现人性本真特点的散论《论杂交》，从反封建的视角看，似乎带有一定的启蒙主义。但从进化论之人性嬗变的决定因素是社会客观条件的观点看，《论杂交》的创作思想是与其相悖的。他在《论杂交》中这样写道：“我认为杂交对女子解放是有可惊人帮助的。”“杂交之与女子的关系，虽说就是解放的唯一途径，也不是过甚之辞吧！”显然，这是对妇女地位改变之客观社会条件因素的否定，而是确认人性使然，这是一种对本真基本人性作用膨胀性的夸大，也是对进化论的严重挑战。这显然带有客观唯心主义的色彩。他说：“人只是人，不是一个绝对逻辑或形而上学的照相机。”（《论杂交》）如果从反封建统治追求人的个性解放，追求人的自由，这一角度来看，确是有积极进步意义的。但他说的这句话却含有本真人性与自然秉性，不会因外在客观因素绝对影响而改变。否定人的变化与外在客观条件有绝对逻辑必然因果关系。这是对进化论的否定。
仔细阅读分析高长虹的散论《论杂交》，正是人本个性与社会性（阶级性）的统一。高长虹在《福音》中提到，“你何不再向自己发一道命令，去爱人类呢？”高长虹在文章中这种强调对人类的大爱，表明他，认识到了人的个性与社会性的互动意义。真的文学的本质，是在于具体的类型与伟大的个性的表示中，是人的社会性与个性的最高层次上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