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日本已召开“东方会议”，确定了对华政策的主旨：“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坂垣征四郎是这一政策狂热鼓吹者，他在1931年3月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发表题为《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讲演，大肆鼓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胡说“满蒙”对日本的“国防和国民经济生活有很深的特殊关系”，叫嚣：“我敢于毫无顾忌地公然向世界宣布，这是帝国的现实问题。”他把中国东北称作日本“国防的第一线”，认为，满蒙的资源丰富，有着国防所必须的所有资源，“是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要的地区。”并且，开发的余地很大，他还说，“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重大的关系。”
1930年9月29日，在关东军部队长会议上，坂垣征四郎又作了题为《关于满蒙问题》的讲演，进一步鼓吹侵略中国东北和蒙古“是当前的急务”。
日本关东军为了占领整个东北，亦即所谓的“满洲”，进行了紧张的策划。在进行这些罪恶策划时，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始终扮演着主要角色。坂垣征四郎先是策划制造了“万宝山事件”，该事件始末如下——
万宝山位于吉林省长春县境内。1931年春，坂垣征四郎派关东军特务化装成日本商人，窜到长春活动。他们物色了一个名叫郝永德的中国人，怂恿他成立一个“长农水稻公司”，由郝担任经理。郝永德起初胆小，担心中国政府会找他算帐，但日本特务反复为他撑腰打气，终于于4月1日正式挂牌成立了这个公司。郝永德遂以“长农水稻公司”的名义把万宝山地区的三千亩国有山地租给中国的韩国侨民。
韩国侨民租得土地后，为引伊通河水浇田，在中国农民的田里挖沟，使农田遭到破坏。中国农民吃了亏，便向长春县政府申诉。县政府遂在6月7日派专人去现场劝告韩国侨民停工。坂垣征四郎坐镇于日本驻长春领事馆内，密切注视事态发展，当下见韩国侨民停工，马上派特务去给他们打气，唆使韩国侨民继续挖沟筑坝，并派日本军警前往“保护”。
中国国民忍无可忍，自动集合五百多人前往现场填沟，双方发生冲突，日本军警公然袒护韩国侨民，对中国农民开枪，打伤数人，并抓去数十人。
照坂垣征四郎的如意算盘，事情到这当儿，中国方面肯定会出动军队，这样就有了军事进攻的借口，就可以发动“满洲事变”了。但他没有料到，中国方面只由长春县政府派了些警察去，和日本军警形成对峙，而未动手。这样一来，如果日本方面再以此为借口发动军事进攻，那侵略野心就显得太明显了。于是，坂垣征四郎只好另打主意。“万宝山事件”所引起的后果是韩国国内被日本帝国主义煽起了仇华情绪，日本特务在韩国制造杀害华侨的惨案，这年7月上旬就有一百余人被杀。坂垣征四郎接着策划了“中村事件”。
1928年前后，东北兴安岭科尔沁右旗一带土匪活动甚为猖獗。为此，东北军炮兵参谋处长关玉衡和军法处长王璞山在永平防地上书给炮兵军长邹作华，建议将编余的炮兵屯垦殖边。邹作华军长将报告转呈张学良，得到批准，并发给屯垦军经费四百万元。屯垦军以其中三十万元购买蒙旗荒地，地点选在索伦之阳，北界索岳尔济山的分水岭，沿洮儿河南至白城子，总长四百五十华里；东西夹交流河、绰尔河之间，宽约三百余里，在交、洮、绰三条河的河谷之间。这个区域草木畅茂，沃野千里，被划为“兴安屯垦区”。由于该区系军方经营，所以严禁外国人入内。兴安屯垦区成立伊始，东北长官公署曾照会驻沈阳的各国领事馆说：“兴安区乃荒僻不毛之地，山深林茂，惟恐保护不周，谢绝参观游历。凡外国人要求入区者一律不发护照。”
日间谍中村震太郎在该区活动被捕，张学良指示以秘密处死为宜，因为本区已向驻沈阳各国领事照会不保护外国人来垦区游历在案；有的说弱国外交，一经暴露，一定是会被日本政府要回去，便会再派间谍来破坏；也有的说放他走出去，在路上杀掉。关玉衡再提出第二步办法讯取中村震太郎的口供。
官佐会议结束后，即再进行审讯。在审讯中，中村震太郎不仅蛮横如故，更加变本加厉地耍野蛮，竟与在场在官兵格斗起来，激起士兵怒火。关玉衡也大怒，大声下令：“捆倒了打！”
士兵正待动手，中村震太郎竟使出日本柔道本领与他们格斗起来。关玉衡怒极，遂抽出战刀要砍中村震太郎。中村稍稍收敛。讯问结束后，在命令中村震太郎在口供笔录上划押时，中村又借机厮打，结果被愤怒的士兵用枪托打晕在地。陆鸿勋营长说，象这样只有采取秘密处死的办法了。关玉衡于是决定把谍犯一并枪决。为了严格保密，关玉衡又派团部中尉副官赵衡为监斩官。
中村震太郎等四名间谍被处决后，连同行李、马匹等物（只留下重要文件、文字）全部一并焚毁灭迹。执行后，关玉衡即携带间谍物证驰赴兴安屯垦区公署向代理督办高仁报告处理该案的结果，同时将证物等托苑崇谷至北平去呈报张学良。
关玉衡没有料到，他下令枪决中村震太郎正好是中了坂垣征四郎的圈套，这正是坂垣所希望他们做的。中村震太郎在兴安屯垦区失踪后，坂垣征四郎马上和新上任的奉天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取得联系，让其配合关东军活动。土肥原贤二了解坂垣征四郎的用意后，一面唆使日本设在东北的机关报纸《盛京时报》、《韩国时报》、《泰东日报》每天刊登中村震太郎等人在兴安垦区被关玉衡部队杀害的消息及有关的评论、社论文章，一面让日本驻奉天领事要九治郎向东北长官公署施加压力，提出要把关玉衡逮捕至奉天为中村震太郎偿命。
当时，在北平养病的张学良对此事的意见是“严加保密”，意思是不要承认杀了中村震太郎。兴安屯垦区公署确实也是这样做的。张学良这一招使坂垣征四郎感到意外，如果中国方面不承认杀了中村震太郎，而他们又拿不出证据。这就没法以此为借口发动“满洲事变”了。于是，坂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密议对策，决定由土肥原贤二亲自出马去兴安屯垦区关玉衡团驻地余王府觅中村震太郎的尸骨。
土肥原贤二向东北长官公署提出去兴安区勘察，长官公署劝其不要去。但土肥原贤二执意非亲至该区搜查不可，长官公署在制止不住的情况下，只好允许其只身前往，派了一名姓铁的参谋伴同前往和加以保护。
土肥原贤二抵达白城子车站，刚下车就受到了兴安屯垦区部队的搜查和验照，他感到不大对头，有些害怕。土肥原贤二担心自己也受到伤害，所以到了屯垦区公署便要求派兵保护他去余王府。公署代理督办高仁龙以“本区尚无此例”为由，一口拒绝。土肥原贤二无奈，只得与铁参谋两人向余王府去。途中，土肥原贤二不断受到东北军的盘问和检查，不禁胆战心惊。到了离余王府不远的葛根庙，土肥原贤二于是拿出银元和金子，想收买当地的蒙古族村民去余王府觅中村震太郎的尸骨，但蒙古族村民无一人答应，土肥原贤二无奈，只得对铁参谋说：“关玉衡鲁莽得很，回去吧！”
坂垣征四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让日本驻奉天领事要林九治郎一天三次对长官公署代理张学良行使东北军总司令官职权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提抗议，并施加压力说要派兵去兴安屯垦区拿办关玉衡，引起军事冲突，全面后果概由中国方面负责。荣臻生怕日本人真的这么做，便让关玉衡去北平从张学良的副官长汤国桢那里把有关中村震太郎间谍案的证物取回来，由他拿去给林九治郎看，以证明中村震太郎确是在中国军事禁区从事间谍活动。这样，就可以夺回主动权了。
9月17日，荣臻参谋长召见林九治郎。林九治郎见了证物及口供材料，气焰一落千丈，说：“事关军部，我得回去请示。”晚上，林九治郎重新来到长官公署，向中国方面提出四项条件：
一、道歉。（必须由兴安区长官行之。）
二、处罚责任者。（按中国法律自行处罚。）
三、赔偿一切损失。（除行李马匹作价赔偿外，须按日本陆军抚恤条例，中村大尉按阵亡抚恤行之。）
四、保证以后不得再有类似事件。
荣臻参谋长阅毕林九治郎所提出的四项条款后称：“我也得请示，等候张总司令批示再行换文。”
双方谈判至此遂告中止。
荣臻参谋长没有料到，他上了坂垣征四郎的当。林九治郎的“回去请示”，实际上是把当场拍下的证物照片（有荣参谋长在场）送回领事馆洗印后交坂垣征四郎。至此，关东军手里终于有了东北军杀死中村震太郎的证据。于是，在林九治郎和荣臻谈判后的次日——1931年9月18日，日军终于发动了蓄谋已久的“满洲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