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初到清末，晋商在商界活跃了五个多世纪。祁县商帮是晋商的主力军之一，其开设的商铺遍布全国各大商埠，甚至远至俄罗斯的莫斯科、西伯利亚；日本的东京、大阪、神户；朝鲜的平壤、仁川、汉城，以及东南亚各地，祁县商人也由此积累了巨额的财富。长期流传于晋中地区的“金祁县、银太谷”之说，就是对祁县富裕程度的最佳写照。清咸丰三年（1853年），广西道监察御史章嗣衡的奏章中提到，“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祁县城内的张、翟、何诸姓都是富甲一方的巨贾，流传下“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千古赞誉的乔家，就更是富可敌国的豪商了。
商业活动获利丰厚，民众自然趋之若鹜，这让以儒学为正统的统治阶层颇为不满。《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朱批刘于义奏折》就记载了一段当年雍正皇帝与山西学政刘于义的对话，从侧面说明了当时山西地区商业活动的繁盛。雍正二年（1724年）五月刘于义上奏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以故士风卑靡。”雍正忿而批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朕所悉知，习俗殊属可笑！”
到清代中叶后，重贸易、轻仕进的现象在祁县一带已经相当普遍。不光一般子弟以投身商号为最佳出路，甚至一些已考取功名之士也掉头投身商海。到光绪年间，甚至出现了科举考试连额定童生人数都凑不够的尴尬局面。清光绪年间的太原人刘大鹏便在《退想斋日记》中叹道：“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且有既游庠序，竟弃儒而就商者。亦谓读书士多受饥寒，曷若为商之多得银钱，俾家道之丰裕也。当此之时，为商者十八九，读书者十一二。”时至今日，祁县本地还流传着不少表达重商轻儒态度的民谚，如“秀才进字号——改邪归正”、“家有万两银，不如茶庄上有个人”、“生子有才可经商，不羡七品空堂皇”等。据统计，在清末民初全县的2.8万户中，60%以上的家庭有过经商史。鼎盛时期，仅祁县当地的商铺数量就达1100多间，“金祁县”果然名不虚传。
现今修复后开放的乔、渠、曹、王晋商四大院中，祁县独占其二，再次印证了“金祁县”的称号。昔日祁县商人的财富虽已烟消云散，但祁县城中整条东西大街商铺林立、古风依旧，完全可以与平遥古城相媲美。其中乔家当年最重要的大德恒、大德通票号依旧伫立，长裕川茶庄那独树一帜、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更令人流连忘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