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1956年考进北京大学的，专业是哲学。当时正好是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的时候。北大校长马寅初先生发表了他著名的“人口论”，哲学系主任郑昕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轰动中外的《开放唯心主义》。由于国家提倡不同学派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都可以喤喤而鸣，古老秀丽的燕园沸腾了。北大校园的学术活动非常活跃，各系的学术报告很多，争论也十分热烈。如生物学方面有米丘林学派（主张物种的变异由外界环境决定的外因论）与摩尔根学派（主张物种的遗传与变异是由“基因”决定的内因论）之间的争论。美学方面有朱光潜教授的“美是主观的”（情人眼里出西施）主观唯心论，蔡仪教授的“美是客观的”（桂林山水甲天下）唯物论，李泽厚（当时还是个青年学者）先生的“美是客观的，但美感是主观的”辩证论之间的争论。历史学方面则有主张历史研究必须站在客观、公正、中间的立场，从历史事实引出结论的“以史带论”论，与主张史学者应从需要出发，为政治服务的“以论带史”论之间的争论。社会学方面则有主张中国应控制人口、实行计划生育的“人口论”，与主张人有两只手，中国人口再多也没关系的“人手论”之间的争论等等。在哲学方面印象最深刻的是冯定教授提出的“矛盾三方论”。他在临湖轩对我们部分哲学系的学生说：现在都讲矛盾“双方”，你们是否可以研究研究矛盾有“三方”，如上游、下游，还有中游；左派、右派，还有中间派；阳电子、阴电子，还有中子等等。总之校园内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百家争鸣景象。虽然这段时间不长，但学术界诸多学者这种敢于开拓创新、挑战权威、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光辉形象，却在我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响着我的一生。
当年的北大哲学系，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的教导，校方明确规定，哲学系的学生可以在校内各系任意选修或旁听课程：研究自然辩证法的可以选听生物、数学、物理、化学、地理等系的课；搞历史唯物论或西方哲学史的可以选听中文、历史、经济、法律、东语、西语等系的课。要选听什么，只要向系办公室报个名就行。由于我的研究方向是历史唯物论，所以选了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西欧文学史、文艺学引论、国家法历史、国家法理论、资本论等课程。这些知识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无用，但对科研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基础知识。
我于1961年毕业，长期从事哲学教学和中国古代兵家韬略的研究。1993年以后才开始研究历史，研究的重点是南宋史家三相——史浩、史弥远、史嵩之。
开始，我接受的是教科书和课堂上老师的观点，即《宋史》的观点，认为史家三相都是错误的主和派。后来发现最早提出为岳飞平反的人竟是史浩，这引起了我的警觉。后来进一步发现《宋史》的《张浚传》多处失实，尤其是掩盖了他符离大溃、急于求和的真相。张浚并不像教科书讲的那样伟大。因此我写了《为岳飞平反的宰相——史浩》一文（2000年发表于《浙江师范大学学报》）。文中提出南宋朝里并不是简单地二分为主战和主和两派，而是三分为以张浚为代表的冒险主义、汤思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史浩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三派，并提出“《宋史·张浚传》严重失实”的问题。后来，我陆续发现《宋史》中许多于理不通的论述，如说史嵩之是个主和派，甚至说他是个投降派。我就感到奇怪，史嵩之在进京当宰相之前，一直领兵在京湖前线打仗，先是同金国打，以后又同蒙古打。一个年年在前线领兵打仗的人怎能说是“主和派”呢？更使我感到奇怪的是，作为一部正史，居然把谣言作为真理传播。如“三学”上书，说史嵩之知道父亲已死的消息仍留恋相位不立即回家，因此大举声讨。再如，嘉定二年临安学潮，把学生鼓动起来反对赵师睪的也夹杂着谣言，说赵人格卑劣，为博韩侂胄的欢喜而学“犬吠村庄”。又如，宝庆元年邓若水上封事中讲的史弥远“弑皇子”“杀皇孙”。而这些谣言都被《宋史》作为确有其事的信史写入传记。还有些人和事，《宋史》的编者作了任意的歪曲与修改。
在研读《宋史》的过程中，尽管发现上述一些歪曲历史真相的问题，但我仍以为这可能只是个别现象。但随着研读的深入，在对比、研究诸多史料书籍的过程中，我发现，《宋史》的这种现象并不是“个别”现象、一般性的谬误，而是蓄意封杀或歪曲真相，以双重标准，党同伐异。
《宋史》为了把当年道学宗师真德秀的政敌史弥远妖魔化，不但掩盖了史弥远领导南宋军民进行了长达八年抗金的功绩，歪曲了“废济王、立理宗”的历史真相，而且把史弥远在理宗朝为相九年、辅助理宗做好方方面面工作的历史记录几乎全部封杀，这种做法实在令人触目惊心。但鉴于几百年来的传统观点的重压，思想上总在犹豫，迟迟下不了决心去揭示真相。在史美德、史美露诸君的鼓励下，才决定写这部《是奸相还是能臣——史弥远历史真相研究》。在此我想说明，由于七百年来史弥远一直被说成奸相，他的历史资料多被封杀与歪曲，如他写的庆传录已不见于四明史氏宗谱。所以我的研究只不过开了个头，要全面揭示史弥远的真相，尚待同仁深入研究。
本书的观点，2008年冬至在溧阳召开的中华史氏历史文化研讨会上作过表述，得到会长史火星、史福田和史富泉等先生的大力支持。部分篇章已由史英豪先生在《史氏春秋网站》发表。书稿完成后，承蒙北大1962届沈志恩校友，原浙江师范大学校长、浙江省社会科学各界联合会党组书记薛克诚教授，中国科技大学传媒系主任周荣庭教授等审读。他们从书名、篇名、标题到全书的篇章结构，从观点、材料的正确性到论证说理的充分性，从学术要求的严谨性到可读性等方面提出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浙江宁波东钱湖文史研究会会长仇国华先生通读全稿，将部分书稿内容在《钱湖文史》上刊出，并为本书题词。又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国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今日中国论坛》的总编段若非阅读全稿并作序。宁波杨古城先生为本书题词，史贤龙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特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古往今来，要突破某一传统观点，往往会遇到种种困难。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山西省教育厅巡视员史富泉先生及夫人赵连娣女士、山西人民出版社社长李广洁先生的帮助，得到了中华史氏历史文化研究会和史美德宗亲的帮助，在此特表深切的谢意！
史美珩
2010年12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