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弥远是史浩五十九岁时生的第三个儿子，长得眉清目秀、天庭开阔、聪慧异常。史浩常说这孩子长得同自己一模一样。由于家庭条件很好，所以其父从小就聘请名师杨简对他进行教育。弥远的政治悟性很高，读《周礼》时说：这是一部周公治国平天下的书。如果安排官吏、布置任务，各官都能胜其所任，政治教化与礼法刑政的设置都能适合时势事理，何愁天下不太平呢？岂独周乎？读《春秋》时则说：这是一部关于天子如何执行赏罚的书。统治天下的人，赏罚的大权必须由“上”自己掌握，不能失之于“下”。天子如果自己不掌握赏罚的大权，那么也就没有权了，这才是天子的“春秋”。他熟悉历史，谈起话来谈古论今，头头是道。史浩常常赞叹：这小子将来可是一个“廊庙”之器（朝中的栋梁之臣）啊！所以随时随地对他进行怎样才能担当天下之重任的教育，把自己的学识与从政经验传授给他，从而使他在如何从政为人方面“得天独厚”。
史弥远生长在公侯宰相之家，家庭富贵鼎盛，他完全可以养尊处优，锦衣玉食。但他却完全不同于那些出身豪门的纨绔公子。他穿着朴素，不求美食，犹如出身寒门的子弟。他是史浩的第二个妻子所生，俗称“庶”出，同长兄弥大生的儿子史守之仅差两岁，叔侄同门。他性格内向，沉稳寡言，不骄不躁。十三岁那年，按规定可以享受“京秩”，但他却提出让给“仲父”，他父亲觉得很惊奇。十六岁时补承事郎。十八岁时转宣议郎，铨试时（量才授官的考试）得了第一，调任建康府粮料院，沿海制置司干办公事。二十四岁时考中进士，到二十七岁，授大理司直，二十八岁迁太社令，二十九岁迁太常寺主簿。该年四月，父亲史浩去世，弥远在家守丧三年，至二十九岁复为大理司直。不久改任诸王府大小学教授。宁宗即位之后第二年（庆元二年），当时史弥远三十三岁，在论对目前应如何治国时，他提出，当前的国策应该选拔和表扬廉洁的官吏，疏浚河道，巩固堤防，充实仓库，公平赋税，鼓励农业，禁止末作，做好防涝防旱的准备；修筑城墙，增强武器装备，挑选良将，训练士卒，搞好粮食储备，加强边防警戒，做好战备。宰相京镗看了后，对这一高瞻远瞩的国家战略思想十分赞赏，当即对弥远说：你的才干远远超过了我，我的子孙后代就托付于你了！（京镗是韩侂胄的高参，在韩侂胄与赵汝愚的夺权斗争中起了很大作用。京镗由刑部尚书迁签书枢密院事、参知政事。赵汝愚罢相后，遣知枢密院事，庆元二年〔1196〕为右丞相。）
由于史弥远得到京镗的重视，三十五岁被授枢密院编修、工部郎官，改刑部郎官。从“郎官”开始，弥远总算进入“京官”的行列。三十七岁那年，史弥远出任池州的知州。四年后，四十一岁提举浙西常平，负责浙西粮食的平价以籴、平价以粜等惠民利民工作。开禧元年，四十二岁的史弥远调回京城，授司封郎官，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迁秘书少监，迁起居郎。开禧二年，兼资善堂直讲。这一年对史弥远来说，是人生道路上很关键的一年。这一年韩侂胄已集军政财文大权于一身，坚意要出兵北伐，把所有反对他冒险出兵的大小官吏，包括像钱象祖这样的参知政事，统统排挤打击出局。宁宗实际上已被侂胄架空，大有沦为傀儡之势。在这种形势下，宁宗召群臣集议该不该出兵北伐，有谁敢来冒此风险，自己找死呢？只有史弥远一个人挺身而出，进言说：
今之议者，以为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此为将之事，施于一胜一负之间，则可以争雄而捷出。若夫事关国体、宗庙社稷，所系甚重，讵可举数千万之命轻于一掷乎？京师根本之地，今出戍既多，留卫者寡，万一盗贼窃发，谁其御之？若夫沿江屯驻之兵，各当一面，皆所以拱护行都，尤当整备，继今勿轻调发，则内外表里俱有封圻。毋惑浮言以挠吾之规，毋贪小利以滋敌之衅，使民力愈宽，国势愈壮，迟之岁月，以俟大举，实宗社无疆之福。
进言前弥远的朋友提醒他说，你这样做必然得罪韩侂胄，你不想想太夫人年事已高，这岂不让老夫人担忧吗？弥远回答说：“时事如此，言入而益于国，利于人，我得罪甘心焉。”
唐太宗云：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这件事，使宁宗看到了满朝文武之中，谁是能仗义执言，不怕韩侂胄威权的人。
于是，宁宗立即封史弥远为鄞县男兼权刑部侍郎。第二年（开禧三年），又遣弥远为礼部侍郎兼刑部侍郎（从三品）。
开禧三年（1207），由于韩侂胄贸然北伐失败，国家主力部队大部分受损。金兵占领了蜀口、京湖、两淮大片领土。金兵所到之处，打、杀、抢、烧，兵民死亡以千万计，国家军费开支超亿。诚如王居安所言：“自兵端一启，南北生灵，壮者死锋刃，弱者填沟壑。荆襄、两淮之地，暴尸盈野，号哭震天。军需百费，科扰州县，海内骚然。”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韩侂胄急于求和，一连8次派人赴金营（濠州）协商和议的条件。金人提出割地、赔款、惩办发动战争的首谋等条件，韩侂胄把苏师旦等三人推出去作为战争的首谋，并答应函苏师旦的首级以谢金人，争取达成和议。但金人硬是要韩侂胄的首级。韩侂胄无路可退，为了保全自己，不惜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执意要把战争继续下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宫中密谋如何“去凶”，即除去韩侂胄。谋划既定，要找一个最可靠的人联络宫外的人具体执行，这样就找到了史弥远。史弥远领了“密旨”，即可以调动军队的“虎符”，找参知政事钱象祖和李壁。钱象祖就拿了“虎符”找主管殿前司的夏震。夏震接到“虎符”就调动护圣亲兵五百人，于十一月乙亥日清晨，守候在宫门，趁韩侂胄上朝之机，截轿诛韩侂胄于玉津园。这事《宋史·宁宗纪》记载如下：
十一月甲戌，诏韩侂胄轻启兵端，罢平章军国事，陈自强驸充位，罢右丞相。乙亥，礼部侍郎史弥远等以密旨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诛韩侂胄于玉津园。以钱象祖兼知枢密院事，李壁兼同知枢密院事，以诛韩侂胄诏天下。
韩侂胄被诛当天早朝，钱象祖、李壁立即赴延和殿向宁宗汇报韩侂胄已诛。宁宗当天就给钱、李等有功之臣加官。两人本来都只是参知政事，同时加“知枢密院事”。史弥远则由礼部侍郎升签书枢密院事（连升两级）。弥远不接受，宁宗就改弥远为礼部尚书。仅过一个月，钱象祖升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史弥远则从礼部尚书晋升为同知枢密院事。再过一个月（嘉定元年正月），弥远晋升为知枢密院事；六月，史弥远兼参知政事。十月，钱象祖为左丞相，史弥远则晋升为右丞相。
在韩侂胄被诛，史弥远任礼部尚书至右丞相这一年时间内，南宋朝廷做了四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与金国签订“嘉定和议”。这事是由宁宗自己直接处理的，出面代表南宋朝廷的是当时的右丞相钱象祖，史弥远是礼部尚书。开禧三年十一月初韩侂胄被诛。十二月初，以许奕为金国通问使，金国表示愿意归还大散关、隔牙关和濠州，和议有望。这时朝中初露麻痹松懈情绪。史弥远看到这个苗头，立即向宁宗上疏言：
今两淮、襄、汉沿边之地，疮痍未瘳，军实未充。当勉励将帅，尽吾委寄之诚；简阅（检查挑选）士卒，核其尺籍之缺；缮城堡，葺器械，储糗粮。当聘使既通之后，常如干戈未定之日，推择帅守以壮藩屏之势，奖拔智勇以备缓急之求。
这疏言在和议未订之前，属于未雨绸缪，显示出史弥远作为一个政治家、战略家的高度的敏感性与前瞻性。
嘉定元年（1208）一月，金国提出要韩侂胄的首级。宁宗不同意。三月，金国提出用韩侂胄的首级换淮、陕侵地，宁宗同意了，和议终于达成。
第二件大事就是清除韩侂胄党。这件事自韩侂胄被诛那天开始，由宁宗自己把关，中央各部具体执行，抄的抄，查的查，罢的罢，管的管，杀的杀，一时成了一个政治运动。
第三件大事是为“庆元党案”平反。这事对史弥远非常有利。因为“伪学党”中的重要人物如朱熹、赵汝愚、周必大、楼钥、杨简等人与史浩交谊甚深，杨简是史弥远的老师，为这批人平反与重新入朝，为史弥远执政提供了强大的政治组织基础。
第四件大事是重组中央执政班子。这事是宁宗亲自把关的。由于以诛杀韩侂胄的功臣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中央执政班子”带有过渡性质，其中难免混入一些与韩侂胄有亲密关系或牵连的投机分子。在新的中央执政班子中，唯一在诛韩过程中起过重大作用，而又与韩侂胄没有任何牵连的人就是史弥远。所以，他在这场“政治淘汰赛”中一枝独秀，仅仅在一年之内，就由一个副部级的礼部侍郎迁至正部级的礼部尚书，由礼部尚书至同知枢密院事，又由同知枢密院事遣知枢密院事，再从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最后升为右丞相，到了当朝一品。
以上四件大事，都是宁宗自己的决策，史弥远则以既反对冒险又力主充实军备而步入中枢。宁宗这四大决策，是由当时的形势决定的，是顺应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走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