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德秀等人说李知孝等是小人、“鹰犬”，而李知孝等人则说真德秀等人是伪君子、真小人。《宋史》的论、赞都是道学家欧阳玄执笔的，当然讲真德秀等人是君子，李知孝等人是小人，这是700年来的“天下之公论”。
如果我们稍稍注意一下这个矛盾双方的立场，就不难发现，这个君子小人的分野，实际上是以政见异同，即是否拥护济王为标准的。一方以拥护济王为君子，反对济王为小人；而另一方则以拥护济王为小人，反对济王为君子。
那么究竟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呢？
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从理宗即位讲起。
一、理宗即位，真德秀等坚决拥护，不存在君子小人之争
真德秀曾是沂王府的教授，是“王子”贵和的老师。嘉定十四年（1221），贵和被诏为“皇子”改名为竑后，忘乎所以，对杨皇后与宰相史弥远极其不满，因此真德秀一再劝诫皇子竑：“皇子若能孝于慈母而敬大臣，则天命归之，否则深可虑也。”
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八月壬辰，宁宗立贵诚为皇子，改名为昀，与皇子竑并立。闰八月丁酉，宁宗崩，理宗即位，杨皇后垂帘听政。九月己卯，以真德秀及礼部侍郎程泌、吏部侍郎朱著并兼侍读，寻又以真德秀直学士院，召魏了翁为起居郎。
德秀入对，劝帝容受直言，召用贤臣，固结人心为本。
他又向理宗进言：“古之事亲者，听于无声，视于无形，一举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况太后亲举神器以授陛下，同听万机……隆恩厚德，与天地无极。”
从上述三条资料可见，真德秀作为沂王府的教授，是深知皇子竑（即济王）的德性的。他早预料到“天命”不一定归竑。他非常清楚，理宗的即位，是“太后亲举神器以授”且垂帘听政，这个皇位是合情、合理、合法的。理宗即位后，他立即被召为侍读、直学士院、礼部侍郎，这说明他是拥护理宗的（见《立理篇》德秀《贺今上皇帝即位表》）。魏了翁等均如此。
二、济王事件，真德秀等态度突然大变，出现了君子小人之争
理宗即位后，政局平稳。但过了五个月，发生了湖州事变，以下为讲述这一事变经过的几则资料。
资料1，宋人周密的《巴陵本末》载：
穆陵（指理宗）既正九五之位，皇兄济王竑出封宛陵，辞不就。史丞相同叔以其有逼近之嫌，遂徙寓于霅城之西。宝庆元年乙酉正月八日，含山狂士潘甫与弟壬、丙率太湖亡命数十人，各以红半袖为号，乘夜逾城而入，至邸索王，声言义举推戴。王闻变，易敝衣，匿水窦中，久而得之。拥至州治，旋往东岳行祠，取龙椅置设厅，以黄袍加之。王号泣不从，胁之以兵，不获已，与之约曰：“汝能勿伤太后，官家否？”众诺。遂发军资库出金帛楮卷犒军。命守臣谢周卿率见任及寄居官立班，且揭李全榜于州门，声言史丞相私意援立等罪。且称见率精兵二十万，水陆并进。时皆耸动，以为山东狡谋。比晓，则执兵者大半皆太湖渔人，巡尉司蛮卒辈多识之，始疑其伪。王乃与郡将谋，帅州兵剿之，其数元不满百也，潘壬竟逸去。（后明亮获之楚州河岸。）寓公王元春遂以轻舟告变于朝，急调殿司将彭任赴之，兵至，贼已就诛矣。
越一日，史丞相遣其客余天锡来，且颁宣医视疾之旨。时王本无疾，实使之自为之计，遂缢于州治之便室，舁归故第治丧。（本州有老徐驻泊云：尝往视疾，至则已死矣。见其已用锦被覆于地，口鼻皆流血，沾渍衣裳，审尔，则非缢死矣。）始欲治葬于西山寺，其后遂藁葬西溪焉。
初，朝廷得报，谓出山东谋，史揆惧甚，既而事败，李全亦自通于朝，以为初不与闻，疑虑始释。遂下诏贬王为巴陵县公，夫人吴氏赐度牒为女冠，移居绍兴，改湖州为安吉州。王元春以告变功，遂知乡郡。时秀王第十三子师弥，逃离菁山园庙，亦奖其能守园陵，躐等升嗣袭。
周密这则《巴陵本末》是最“权威”的资料，《宋史》的《镇王竑传》与《理宗纪》就是根据这则记载编写的。
有一点值得注意：这则记载说明，济王在事发后并没有“遣”人去临安（杭州）报信。是“寓公”，即寓居在湖州的一个人，名叫王元春，主动驾轻舟向朝廷飞报湖州事变的消息的。因此王元春以“告变功”做了高官（知乡郡）。但《宋史》的《济王竑传》与《续资治通鉴》都把这事写成济王“遣王元春告于朝”。
资料2，《宋史·李全传》载：
宝庆元年，湖州人潘甫与其从弟丙、壬起兵，密告全党（李全的同党）于山阳，全党欲坐致成败，然（同意、赞成）其谋而不助之力。甫归，阴勒部曲及聚贩盐盗至千余，结束如北军，率众扬言自山阳来拥立济王，事见《镇王竑传》。
该资料讲潘甫去山阳（淮安）会见的是李全的同党，没有明确说是李全。
资料3，《宋史·镇王竑传》载：
宝庆元年正月庚午，湖州人潘壬与其弟丙谋立竑，竑闻变匿水窦中、壬等得之，拥至州治，以黄袍加身。竑号泣不从，不获已，与之约曰：“汝能勿伤太后、官家乎？”众许诺。遂发军资库金帛、会子犒军，命守臣谢周卿率官属入贺，伪为李全榜揭于门，数弥远废立罪，云“今领精兵二十万，水陆进讨”。比明视之，皆太湖渔人及巡尉兵卒，不满百人耳。竑知其谋不成，率州兵讨之。遣王元春告于朝。弥远命殿前司将彭任讨之，至则事平。弥远令客秦天锡托召医治竑疾，竑本无疾。丙戌，天锡旨竑，谕旨逼竑缢于州治。诏贬为巴陵郡公。
此时杨太后垂帘听政。
关于“湖州事变”的记载仅此几则，后人都是据这几则记载特别是《宋史》记载阐述的，包括当今《湖州府志》。其实《宋史全文》中还有一段用小字记的文字，说潘甫潘壬兄弟是湖州的大富豪，富可敌国。他们想和李全联合拥济王为帝。潘壬派人给在淮安的李全送信，约定于某月某日起兵。结果这送信人被巡逻兵截获，把人与信送交史弥远。史弥远就把日期改了，把某月十七日改为某月二十七日，仍要这人送去。最后史弥远就派兵按他设定的日期把潘壬、济王镇压掉了。这则记载不在《宋史全文》的正文里。《宋史全文》只记：“丙子，湖州申济王惊悸得疾，特赐钱三千缗，命守臣选医诊治，早薨，赐赙赠银绢千匹两，会子万缗充宣葬。”
这事对社会震动很大。济王黄袍加身，说理宗不是正统的皇位继承人，二十万大军声讨史弥远“擅自废立”。这样，统一的“理宗王朝”终于产生了分裂，早就存在的反对派浮出水面。首先起来发难的是真德秀，说济王不得其死，应该给他从优封赠，给他立子继嗣。他认为君王应以仁义治国，以二帝三王（尧、舜、禹、汤、文王）为榜样，秦汉以来的君王都不值得效法。他对理宗讲：（宝庆元年元月）“我朝立国，根本仁义，先正名分……霅川（湖州）之变，非济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后闻捕盗之谋，情状本末，灼然可见。”“观舜所以处象，则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当以二帝三王为师，秦、汉以下人君，举动皆不合理，难以为法。”
紧接着，起居郎魏了翁、考功郎洪咨夔相继为济王鸣冤，大理寺评事胡梦昱更是言词“狂悖”，至于狂悖到什么程度，《宋史》没有披露。
最早披露其内容的是宋周密的《齐东野语》：
大理评事庐陵胡梦昱季晦，应诏上书，引晋申生为厉，汉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凡万余言，讦直无忌，遂窜象州，翁定、杜丰、胡炎，皆有诗送之。
明代陈邦瞻在《史弥远废立》一文中有所说明。他说：
梦昱上言：济王不当废，引晋太子申生、汉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为证，言甚切直。
《宋季三朝政要》卷一有载：“大理评事胡梦昱应诏上书，言济王不当废，引用晋太子申生、汉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凡百余言，讦直无忌，弥远怒窜梦昱于象州。”后梦昱困死贬所。
晋太子申生、汉戾太子这两个典故是大家熟知的，晋献公听信了骊姬的谗言害死自己的儿子申生，汉武帝听信了江充的谗言，逼得戾太子举兵诛江充，兵败自杀。秦王廷美是赵匡胤、赵匡义的弟弟，因言盼皇上早日“晏驾”（死）而被贬。
胡梦昱这篇“切直”的上书，把宁宗比成昏君晋献公和汉武帝，把杨后与史弥远比成骊姬和江充，这无异于当面向理宗喊话：你有什么资格坐这皇位？你这皇位应该是济王的。是宁宗这昏君听信谗言害死自己的儿子，杨后就是当年的骊姬，史弥远就是当年的江充。杨后与史弥远罪该万死，你这皇位应该还给济王！
胡梦昱这个“直言”，同进士邓若水的“上书”如出一辙。但比邓若水的“上书”更形象。邓若水的“上书”，关键语是以下几句：
济王当继大位者也……史弥远不利其立，夜矫先帝之命，弃逐济王……济王竟不幸死于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篡乎？非攘夺乎……宣缯、薛极、弥远之肺腑也，王愈，其耳目也，盛章、李知孝，其鹰犬也，冯榯，其爪牙也……弥远之徒，死有余罪。
杀掉杨后、史弥远，你理宗要么退位、要么傀儡，这就是反对派的底牌。要实现这个“底牌”目标，第一步，劝理宗先给济王优赠，说明其无罪。这就内在地肯定了济王的“合法地位”，“造反有理”，说明理宗是非法的。否则何用封赠？第二，给济王找个人来继嗣。只要找来一个济王的嗣子，那么大家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团结在他的周围，向理宗讨回他父亲应当继承的皇位。而要实现上述目标，必须把史弥远这一伙揆以《春秋》大法。因为他擅自废立，又弑了济王，罪该万死。所以，这实际上是一场关于理宗的合法地位的斗争，是一场拥护济王的势力向理宗夺权的政治斗争。
当时理宗只有二十一岁，真德秀又曾经是王府的教授，所以他对真德秀那番“教诲”，即要以仁义治国，要讲三纲五常兄弟情谊，要给济王褒赠并给以立嗣等等“教导”，卖的什么药看得不那么深、那么透，但杨太后和史弥远等人却看得很清楚。从史料记载可以看到，史弥远针锋相对地批驳了真德秀的“秦汉以下人君，举动皆不合理，难以为法”的理论，粉碎了真德秀等人的图谋。宝庆二年八月乙巳，他上言道：“昔秦王廷美以昵比凶恶，群臣就请行法，遂勒归私第，寻降涪陵县公，房州安置……臣等如详秦王以言语不顺，尚坐追降窜责。今济王逆节著名，负先帝教育之大恩，忘陛下友爱之至德，参之公论，揆之国法，死有余罪。臣等仰体宸旨详议审处，欲乞将济王追降巴陵县公，庶几上全仁恩，下伸公议。从之。”
出于捍卫理宗的合法皇位，李知孝奏请正济王之罪，说“陛下隆骨肉之爱，自是美事，但叛逆之臣，不正典型，非所以训”。章三上，理宗没有同意，说应“重于施行”，与大臣商榷。
据史载，宝庆元年八月，莫泽奏“真德秀舛论纲常，简节圣语，谍示言路，曲为济王之地”。上曰：“德秀在长沙颇有士誉，朕故召之。”宝庆二年二月，梁成大直言真德秀的五个大恶：“其奏济王事，乞追封以盖逆状，趣立嗣以招祸端，改节圣语，谤讪朝廷，无将之心，与魏了翁同罪。”
就这样，朝中以真德秀为一方，杨太后、史弥远为一方，围绕着理宗皇位的合法性问题进行了公开的较量。
试想：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本来，按习惯来说，自春秋之后，君子与小人是两个按道德划分的概念，有德者谓君子，无德者谓小人。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集团之间的矛盾，各为特定的利益所驱使，你拥护谁，他反对谁，很难分清是非。你我各为其主，无所谓君子小人。重要的是，人要有“人德”，不能口是心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朝秦暮楚。我们怎能以“政见”的异同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呢？如果以此为准，那么真德秀先前拥护理宗的行为若视为是“君子”，那么后来他为济王鸣冤应该是“小人”，反之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