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弥远担任宰相期间，碰到的第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就是开禧年间遗留下来的天灾人祸问题。开禧元年是个大灾之年，江浙、福建、两广诸州旱灾，两淮、京西、湖北诸州水灾，开禧三年与嘉定元年、二年一连三年灾情严重，如开禧三年浙西发生旱、蝗灾，沿江诸州水。韩侂胄是在连续几个大灾之年后发动“北伐”的。在北伐战争中，两淮地区的人民群众饱受战乱的蹂躏。史弥远任相后的嘉定二年、三年都发生过严重的蝗灾、旱灾和水灾。天灾与人祸加在一起，终于导致社会动乱。嘉定二年（1209），江苏的扬州、楚州（淮安），湖南的郴州、衡州和江西的吉州、南安发生了大规模的“匪盗”。其中势力最大的一支是湖南郴州黑风峒的李元砺，由几万人发展到十几万人。
如何处理这些“匪盗”？是像高宗那样派最精锐的国家主力部队岳飞（赴湖南）、韩世忠（赴福建）进军剿灭，还是用什么其他方法？
嘉定三年（1210年）春正月甲辰发布的《招谕群盗诏》和《戒监司守令诏》可以说是宁宗处理“民变”动乱事件的总的指导思想和总方针、总政策。
《招谕群盗诏》：
朕以眇（意低微）身，君临方夏，明有未烛，德有未孚。顷缘奸臣妄开边衅，科役繁重，人不聊生，旱蝗频仍，更不加恤，使吾赤子皆转徙以无依，而彼奸民因诱情以为暴。靖言致寇，敢昧责躬。近而淮、楚两郡之间，远则江、湖数邑之地，生齿遭其蹂躏，室庐致于毁焚。惕若兴怀，为之旰食。今禁旅扬威而并进，乡豪戮力以争先，震叠无前，荡平有日。言念胁从之众，岂皆好乱之氓？与其假息以偷生，孰若转祸而为福？今则宏开禁纲，诞布宽书，推予不杀之仁，畀尔更生之路，倘复旧业，即为良民。尚惟郡县字人之官，共宣朝廷惠下之泽，亟苏民瘼，庸副朕心。其楚、衡、郴、吉州、南安等处盗贼，惟捕渠魁外，其余胁从并行原贷，许以自新。
这个诏书，不像有些帝王那样，一开头就大肆宣扬自己治国有方、皇恩浩荡，而是劈头就讲自己身家低微，却君临天下，有许多事情不明，君德上有所欠缺，把产生“群盗”的原因首先归罪于自己。接着实事求是地讲产生社会动乱的原因一是“战祸”，老百姓负担沉重，民不聊生；二是水灾、旱灾与蝗灾接连不断，灾荒饥民得不到妥善救济，致使“吾赤子转徙而无依”，从而被奸民“诱而为盗”。这样就为参与为盗的群众从根源上“开脱”了罪责。
接着，诏书讲了匪盗的危害，淮、楚、江、湖广大地区“生齿遭其蹂躏，室庐至于焚毁”，所以朝廷必须出兵，平定祸乱，并指出这是指日可待的事。但考虑到参与匪盗行列的许多成员原是良民，是“胁”从为盗的，所以朝廷大开“不杀之仁”的仁政，推行渠魁必办、胁从不问、自新复业、即为良民的方针。
作为一个封建的帝王与大臣，能在老百姓面前这样开诚布公，检讨自己工作上的不足，并推行御民以宽、许以自新、改恶从善、既往不咎的方针是难能可贵的。
《戒监司守令诏》：
岁比旱、蝗，民食不登，捐瘠流亡，良可哀痛。朕蠲租发廪，日夕惴惴，唯恐赈恤弗及，亦冀在位有以分朕之忧。而监司、守令鲁莽具文，未副朕志，其能按察而无拘挛（luán意束缚）欤（yu语气词“吗”）？抚字而无刻剥欤？不然，何吾民不安业而忍为盗贼之归也！继自今以体国为心，以举职为能，旌褒选擢，朕不汝靳。其或缘奸作邪，营私自丰，俾上德壅于下，下怨丛于上，厥有常宪，斯言不渝。毋忽。
这诏书一开头就讲近几年旱灾与蝗灾频仍，老百姓口粮无着，死亡流离，“良可哀痛”。为此，朝廷已免除灾区的赋税，开仓放粮与发放救济款，但心中仍日日惴惴不安，唯恐赈恤不及，真希望你们这些在位的官吏给我分忧（关心民众疾苦的心情溢于言表）。但下面的监司和守令们是否都按照我的旨意办事了呢？难道你们中没有克扣政令、刻剥抚恤的救灾粮和救灾款的人吗？否则的话为什么我的老百姓不安于自己的职业而去做强盗呢？
所以诏书最后提出：监司与守令要以体谅国家的安危为心，以尽心尽责于自己的职务为“能”，做出成绩的给以奖励与提拔重用，如有缘奸作邪，营私舞弊，招致天怨人怒的，一定按律严惩。
综观上述两个诏书，一个是对老百姓的，宽；一个是对官吏的，严。严于责己，宽于对民。这不是坐而论道的理论文章，而是具有强制力的国家大政方针。它充分体现了传统的君主的以民为本、御民以宽的为政之道。史弥远正是这个大政方针的忠实执行者。
史弥远之所以能坚决执行以民为本、御民以宽的方针政策，这和他父亲史浩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孝宗淳熙五年史浩第二次当宰相，京城里因士兵抢夺民财，兵民之间发生了武斗，抓了许多人。史浩知道后就说：把所抓捕的群众放掉，只留军民双方为首的各一人，送司法机关审治。审理结果，军人的一个头头和市民的一个头头陆庆童同时被判处死刑。史浩对孝宗说，这事情是先由军队掠人夺货闹起来的，军法从事是应当的；而市民陆庆童是因为你军人不法而起来抗争的，怎么同军人同罪呢？陛下恐得罪军人因此就判陆庆童死罪，老百姓心里不平也是可畏的。孝宗听了史浩的话大怒，气愤地说：你这不是把我比成秦二世了吗？史浩听后平心静气地说：自古以来老百姓怨恨皇帝的可多了。如果真正惹怒了民众，我和你都亡，岂止秦二世呢？史浩因此立即辞去宰相职务。
相比起孝宗来说，宁宗的“民为邦本”观念可强得多了。遇到了这样一个皇帝，这也是史弥远的幸运。
必须指出：宁宗和史弥远在贯彻上述方针问题上是诚实的，说到做到。他们没有对老百姓搞欺骗。他们不像其他一些帝王将相把御民以宽的“仁义”作为一种欺骗老百姓的策略。即使像辛弃疾这样的杰出人士也不能真正做到对老百姓讲诚信。据史载，淳熙二年闰九月，他在湖南“诱杀”茶寇赖文政，明明答应对方放下武器，接受招安就一律不杀，准予回家为民，但对方真的相信他的诺言放下武器，他就进行血腥屠杀，正如王蔺说的“杀人如草芥”。当别人给他指出你这样言而无信，是不道德时，他居然为自己辩护说，他们都是反叛朝廷的强盗，同这种人讲什么信用道德！
两相比较，宁宗与史弥远的为皇为官之德还是比较厚道、仁慈的。亦正因为他们能“取信于民”，所以江、淮、湘、赣广大地区的“匪盗为患”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这样一种处理“民变”的思想与方法，对后世的执政者不是也有借鉴意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