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济王与理宗的褒贬问题，史学界根据当时的史料，有的说“理宗纪”的记述受宣缯的影响，因为他是史弥远的亲信，不可信；有的则说史嵩之修改了高斯德的原稿（原稿在李心传的手里），把他的观点窜入原稿，对理宗与济王妄加褒贬，所以“国史”也不可信。既然“国史”也不可信，那么这该怎么办呢？把“国史”原来关于理宗与济王的“褒贬”之辞全部划去，甚至把历史的记载也剜去，由他想象的“应该怎样”去写。这样就出现了《宋史·宁宗纪》末剜掉宁宗生前诏立赵昀为皇子的日期记载与诏书，把它安排到宁宗死后由史弥远“传遗诏”，并在“赞”里安排了自己的断语。这么一来，就给历史学者出了一道难题：原来的“国史”不可信，那么由“你”想象编造出来的历史是否就可信呢？不见得。反正大家都根据自己的需要写历史，历史就成了胡适先生讲的是一个百依百顺的小女孩，你想把她打扮成什么样子就成什么样子。
这还算什么历史！
其实，历史的事实还是客观存在过的。中国的史学从春秋记事起就有“铁笔写春秋”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每个王朝的史官（臣）基本上是以实写实，把历史上每天发生过的事情记录在案。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评价可以彼此各异，但发生过某一事实本身还是被记录下来的。
编写《续编两朝纲目备要》的无名氏，在观点上明显是一个道学宗师真德秀的追随者。在他编写的《续编两朝纲目备要》中，把真德秀的每篇奏言都全文抄录，一字不落，而对史弥远与其他大臣的有关奏疏一字不记，倾向性非常明显。他已经把“省级干部”真德秀提高到主宰整个宁宗王朝的理论宗主与国策主导的地位。但在记录历史事实上，他还是尊重国史的原始记载，如实地写上宁宗生前已诏赵昀与赵竑“并立”为皇子，史“德”基本没有缺失。
元代编写《宋史全文·宁宗纪》的史臣也如实地记载了宁宗生前立理宗（赵昀）为皇子的日期与诏书，并且对宁宗作了一番比较实事求是的评论，还保持着尊重事实的史“德”。
问题就出在《宋史·宁宗纪》，把宁宗生前诏立赵昀为皇子的具体日期与诏书全文从宁宗纪中剜去，并把宁宗生前立理宗赵昀为皇子的日期改为宁宗死后。
现在我们不妨来一个大胆的假设：把历史上《宋史全文》《续编两朝纲目备要》《癸辛杂识》《宋史·镇王竑传》《宋史·杨皇后传》等等所有关于“废济立理”的历史资料全不作数，那么当时记录在案的道学宗师真德秀的言论与奏议总该作数吧？
真德秀怎么讲的呢？
关于济王赵竑的情况，真德秀说：“皇子若能孝于慈母而敬大臣，则天命归之，否则深可虑也。”
这话说明什么？说明济王赵竑不孝慈母、不敬大臣。此外还有什么别的解析吗？这么一个对慈母不孝、对大臣不敬的人能作为天下主吗？道学家不是竭力主张忠孝仁爱吗？
关于理宗赵昀的继位问题，真德秀说：“古之事亲者，听于无声，视于无形，一举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况太后亲举神器以授陛下，同听万机，曾未数月，褰裳去之，如脱敝屣，隆恩厚德，与天地无极，陛下将何以报之乎？”
这话说明什么？说明理宗的皇位是“太后亲举神器以授”且“垂帘听政”的。此外还能有别的解析吗？你总不能说真德秀胡说八道吧！
综合真德秀这两句话，结论就是：济王赵竑不孝于慈母与不敬大臣；太后亲举神器授予理宗赵昀，垂帘听政。
由此应进一步得出的结论是：为济王鸣不平的道学家们实际上是在为一个“不孝”、“不敬”的逆子叫冤。他们口头上高唱忠孝仁爱，但行动上却是支持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