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皇子赵竑（即济王），人们差不多都会予以同情，因为他反对史弥远与杨皇后。几百年来，人们差不多已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认为只要反对史弥远就是好样的。
这种思维定式是以道学宗师真德秀为代表的道学家一手造成的。因为真德秀是济王赵竑的老师，在理宗宝庆元年（1225）湖州事变后，主张给济王封赠立嗣，后因为济王鸣冤而被贬。1233年弥远死后，真德秀等得势，端平二年（1235）三月当上了参知政事。他们一上来就为济王“翻案”。端平元年（1234）元月己卯日为济王恢复原来的官爵。由此开始，几百年来道学家始终占据舆论的统治地位，在政治上为济王的“封赠”一加再加，直到40年后的景定五年（1264）十一月，借封赠济王来巩固自己社会地位的“翻案”工作还在继续。度宗刚即位（十月），即立即复“济王竑原赠少师、节度使，追封镇王，谥昭肃”。恭帝德祐元年（1275）四月乙丑，提领户部财用兼修国史常楙，请为济王赵竑立嗣。十月戊午，“常楙和中书舍人王应麟请更封大国，表墓赐谥，命大宗正司议选择立后，迎善气，销噩运，莫先于此。下礼部议，赠太师、尚书令，依旧节度使，升封镇王，谥昭肃。以田万亩赐其家，遣应麟致祭”。
南宋是1279年灭亡的。1275年10月（德祐元年）距“湖州事变”（1225年）已过去半个世纪。南宋末年，以真德秀为道学宗师的道学家们，竟把这将近五十年的宋室君臣一步步走向灭亡的根源归结为“济王不得其死”的“冤气”导致上天的惩罚。由这样一批文人掌握政治思想的主导权，哪有不灭亡之理！由于其文化专制主义的控制，谁反对他们的观点就打倒谁。如殿院蒋岘说：“济邸之于陛下，本非同气之亲，非兄弟而强为兄弟。”“天不能命，神不能语，巫而诬焉。”于是，太武二百余学生相率上书力攻蒋岘，岘遂被罢官。正是这种政治文化的高压政策，使道学家为“济王鸣冤”的思想得以世代相传，以至于济王的形象被越塑越美，而作为真德秀对立面的史弥远等人则被越描越黑。
下面是历史记载的演变：
在《宋史》里，关于济王赵竑不满史弥远与杨皇后的记载只见于《杨皇后传》，说：后既诛侂胄，弥远日益贵用事。嘉定十四年，帝以国嗣未定，养宗室子贵和，立为皇子，赐名竑。弥远为丞相，既信任于后，遂专国政，竑渐不平。
这时关于赵竑为什么反对杨皇后与弥远的记载还不具体，皇子对弥远不满的原因也很模糊，只是笼统地讲“既信任于后，遂专国政，竑渐不平”。
但到了明代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就“发展”了，将其“具体化”了。
《宋史纪事本末》的《史弥远废立》一文把《宋史》的记载改为：
“时，杨皇后专国政，弥远用事久，宰执、侍从、台谏、藩阃皆所引荐，莫敢谁何，权势熏灼。”（画线部分的内容由陈邦瞻加）
这样一来，就把济王赵竑反对史弥远的“理由”充分化了。这个“充分化”的理由就是明代人陈邦瞻的杰作。
到清代著名史学家毕沅编写《续资治通鉴》时就不再转述《宋史》的表述，而是引用陈邦瞻的“创作”了。
继清代以后，史学界就以明人陈邦瞻的立论为经典，把济王赵竑为什么反对杨后与史弥远的形象越塑越清晰，越塑越高大。济王赵竑成了一个正面的要求民主、反对专政的形象。
人们的认识往往是“先入为主”。既然历代的史学家都这么评论济王与史弥远，后人也就当做真理加以接受，很少有人去追究一下：赵竑反对杨皇后与史弥远“专国政”，究竟他（她）们干了些什么事？
如果我们深入追究一下其具体干的事情，就不能不产生一个疑问：济王赵竑这个人究竟是什么来路？他凭什么要反对杨皇后与史弥远？难道他被立为皇子的时候，不正是“杨皇后专国政，弥远用事久”的时候吗？如此说来，杨皇后与史弥远应该是拥立自己为皇子的“恩人”，为什么济王不但不感恩，反而要恩将仇报呢？
还是让我们来看看杨皇后和史弥远“专国政”的所作所为吧。
史实告诉我们：所谓的“杨皇后专国政，史弥远用事久”，干的主要是以下几件大事：
一是为“伪道学”平反，拨乱反正。
二是治好战争创伤，恢复江淮广大地区人民的生产与生活。
三是平定江淮与湘赣的“群盗”，建立了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
四是开禧以后，水、旱、虫、火等灾连绵不断，年年领导全国抗灾、救灾。
五是整顿军队，加强战备，整肃吏治，严惩贪官污吏。
六是组织抗金，拒金求和，赵竑立为皇子时抗金已进行了四年，四川方面虽败多胜少，但江淮前线却胜多败少。
七是收李全，恢复河北山东（嘉定十二年）。“举七十城之全齐，归三百年之旧主。”
八是赏信罚明，举廉吏与奖有功将帅，健全“官吏”队伍，提拔了一大批精明能干的将帅与官吏。
这就是史弥远“用事久”的一些具体内容。离开史弥远“用事久”期间这些具体的国事，抽象地谈对“用事久”不平，就很难看清问题的实质。其实，封建社会的制度本身就只能“专权用事”，谁来都一样。问题在于专的什么权，干的什么事。
赵竑是在韩侂胄专政时被选来作为沂王的嗣子的。据史载：开禧二年（1206）五月初一，“吴兴郡王抦卒，追封沂王，谥靖惠”。五月甲午日，诏以宗室均为沂王嗣，赐名贵和。均父希瞿，太祖九世孙也。赵竑的年龄史书没有记载。如果为沂王嗣时是十岁，那么他被选为“皇子”（由王子变为皇子）时已二十五岁了。嘉定十三年，皇太子询薨。十四年（1221）六月诏贵和为皇子。
宁宗是嘉定十年五月下诏伐金的，十四年六月诏贵和为皇子。他当皇子前四年（也就是说二十一至二十五岁这四年）是抗战前线战争最紧张激烈的时候，难道这样的大事他都不知道？这几年也正是前线捷报频传，“举七十城之全齐，归三百年之旧主”的时候，这是当时传闻天下的豪言壮语，赵竑这位“皇子”总应该知道吧？而当时能争取到这样的局面正是他们讲的杨后与史弥远“专国政”的结果。对这样的国事赵竑这位“皇子”居然心怀“不平”，那这位皇子到底是想干什么呢？
我看，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赵竑（济王）是一个权力欲很强，急于想登上皇帝宝座而又城府不深、不善于掩饰自己的人。在他眼里只有皇位与权力。不管杨皇后、史弥远对他是有恩或工作干得多好，他都得灭你。你干得越好对他越不利。因此他把史弥远和专国政的杨皇后视为眼中钉，并且赤裸裸地表现出来。这是典型的为“权”而斗，为“权”而“心怀不平”。
顺便说一下，关于济王竑为什么要反对史弥远的问题，《钱塘遗事》说是他为真德秀和魏了翁抱不平：“弥远为相十七年，如真德秀、魏了翁皆遭斥逐。济王嫉之，一日书于几上，曰‘弥远当决配八千里’。左右以告弥远，弥远衔之。”
说真德秀和魏了翁是被史弥远“斥逐”，这与历史事实不符。
弥远在宁宗朝为相十七年，没有“斥逐”真德秀与魏了翁。
真德秀从嘉定元年迁博士开始，年年升官，六年时间就从从八品升到从五品。嘉定二年迁校书郎（从八品），三年秘书郎（正八品），四年著作佐郎，五年军器少监（从六品）升权直，六年起居舍人兼太常少卿（从五品），七年出使金国。嘉定八年，是他自己不愿为从官，在宁宗面前讨了个差使，赴任江东计度转运副使，后又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嘉定十二年，真德秀以集英殿修撰知隆兴府，以母丧回家守丧三年；十五年以宝谟阁待制（从四品）湖南安抚使知潭州。
魏了翁是四川邛州蒲江人，史弥远任相前是校书郎知嘉定府，嘉定元年因丧父在家守丧，筑室白鹤山下。免丧后差知汉州，因境内桥坏压死人降一秩，数月后知眉州；嘉定四年任潼州路提点刑狱；八年兼提举常平等事，迁转运判官；九年兼知遂宁府；十一年因丧母在家守丧。免丧后迁直秘阁知泸州，主管潼州路安抚司公事，差知潼川府；十五年被召入京，进兵部郎中，改司封郎中兼国史编修官。
从以上两人的经历可见，真德秀在自己主动请求到地方任职之后，已官至湖南安抚使；魏了翁因两次在家守丧，并有一次事故问责降官一秩，但也官至潼州路安抚司公事、知潼川府。按理说，这两人没有受“斥逐”。
但这则记事倒启发人们思考一个问题，即济王赵竑当年赤裸裸地反对史弥远，这是否与真德秀有关？真德秀当时仍兼宫教，所以他一直是济王赵竑的老师。亦正有此因，所以才有理宗宝庆元年湖州事变后，真德秀、魏了翁带头起来为济王鸣冤之举。我们是否可以把这则记录理解为当时真、魏与济王本来就是一伙的。如果济王上台，把史弥远“决配八千里”，代替史弥远这个位子的就是真德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