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皆知：王子、皇子、太子三者是有严格区别的。王子是由皇帝封“王”的那些王的儿子，一般是郡级，王的女儿叫郡主。皇子是皇帝亲生的儿子，或皇帝无子时找一个或两个来作为自己的儿子，叫皇子，女儿叫公主。太子是从皇子中选出来准备当皇帝的那个皇子，又称皇储、国嗣、国储、储君。皇子可以好几个，但太子只能是一个。宁宗生前立了两个皇子赵竑与赵昀，但从来没有将其中的任何一个立为太子。本来，凡是皇帝亲生的儿子都是皇子，是用不着“立”的。但是如果皇帝无子，要从宗室中找一个人或几个人来当自己的儿子，这就得“诏告天下”，并“上告祖宗”，自某年某月某日起，皇帝立某某为“皇子”。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皇子”就是“太子”。要承认这“皇子”是“太子”，还得再进行立太子的仪式，昭告天下与太庙。像景献太子那样，庆元四年（1198）入宫，改名为曮，并非皇子；嘉泰二年（1202）封卫国公、封荣王，亦不是皇子；开禧元年（1205）才诏立曮为皇子；直到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才立为太子。所以皇子与太子是不能混淆的。
高宗选太子的情况也清楚地表明这点。由于高宗不能生育，所以早在绍兴初年就开始考虑继位人问题。先是选太祖赵匡胤后代（伯字辈）中的伯琮育于宫中（绍兴三年二月），赐名瑗，贵州防御使；接着又选另一个宗子伯玖育于宫中（绍兴四年五月），赐名璩，和州防御使（绍兴六年一月）。绍兴五年封瑗为建国公，九年封璩为崇国公。十二年晋瑗为普安郡王，十五年晋璩为恩平郡王。这时两人虽都是郡王，但高宗并没有把这两人都立为皇子，因为他要进一步考查，从中选一个自己满意的为皇子。他用了一个传统的“试之以色，以观其贞”的女色考验法，给普安、恩平两王各送去十名宫女。这时王府教授史浩提醒普安，说这些宫女都是服侍皇上的，你要像恭候庶母那样对待她们。皇上这次送宫女给你们是在考查你们的品行。普安听从老师史浩的教诲，对这十名宫女秋毫无犯。一个月后高宗召回宫女，结果从普安这里回去的宫女“完璧归赵”；而从恩平那里回去的十名宫女却都被“侵犯”了。高宗因此认定普安比恩平好，从而选普安为自己的皇子。绍兴三十年二月，诏普安郡王为皇子，改名为玮，晋封建王；而加冕恩平郡王开府仪同三司，判大宗正，称皇侄。高宗虽然已定建王为自己的皇子，但在没有封他为太子之前，还不能绝对肯定由建王接班。中间如果出现他不满意的事情，他随时可以另立皇子与太子。所以当绍兴三十一年金兵南下，高宗下诏亲征而两淮失守，建王上书自告奋勇要统帅三军出征时，史浩大惊，因为建王这种做法可犯了高宗猜疑的大忌，即猜忌建王“抢班夺权”。他以历史上唐玄宗因安史之乱逃避到成都，而儿子唐肃宗在灵武即位的例子启发建王，说儿臣不应率领大军离开父亲。因此，他立即为建王写了一封奏书，检讨自己要领兵出征的鲁莽，表示自己要做父皇身边的卫从以尽儿子的责任。这奏书通过中宫到达高宗的手里。当时高宗正为建王要领兵出征一事发怒，看到了建王第二封检讨自己鲁莽的奏书后怒气顿消，问这封奏书是谁起草。侍从回答说是史浩。高宗叹道：真皇子师也。这么一来，建王总算稳住了继承皇位的地位，否则很难想象会发生什么变故。但高宗并没有因此就立即下诏建王为太子。直到绍兴三十二年五月甲子，高宗让位前十天才诏立建王为太子，十天后（六月乙亥）下御札：“皇太子即皇帝位。”
历史上皇子与太子的区别就是这样。
宋代的历史资料里，只有无名氏的《东南纪闻》里曾有人称赵竑为“太子”，称赵昀也是“太子”。因为该书记的是老百姓的传闻，不是史学家的著作，老百姓往往分不清皇子与太子的区别。中国官方历史上公然称赵竑为“皇储”、“太子”的，那是始于《宋史》的编撰者欧阳玄。
欧阳玄在《宁宗纪》的“赞”里讲：“弥远擅权，幸帝耄荒，窃弄威福。至于皇储国统，乘机伺间，亦得遂其废立之私。”竟把赵竑说成是“皇储”，这样，济王赵竑就变成“太子”了！
七百多年来，我国的史学界对欧阳玄这话深信不疑，认为史弥远废的是“太子”。这实在是有违史实的杜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