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二次革命”的福，北洋军顺势开进了南方各省，不仅江西、安徽、广东的国民党势力被清除，事实上大半个中国都已尽在袁世凯掌握之中，地方割据之势不复存在。即便是西南四省——广西、贵州、四川、云南尚未控制，但至少在表面上，大家已不敢再对中央怀有二心。
从当时的舆论来看，举国上下对于国家的趋于统一，反响相当热烈，各方对此都不吝溢美之词。袁世凯则不仅捞到了实惠，就是在声望上，也达到了个人的最高点。
9月11日，熊希龄内阁组成，这个事得从梁启超说起。
话说梁启超回国之前曾致信袁世凯，远程分析政治格局，指出当时国内政治力量大体分为三派：以袁世凯为首的实力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由清末立宪派改组而来的改良派。
梁启超没好意思说自己虽在海外，实际上却是改良派的精神领袖，但袁世凯冰雪聪明，自然很看得清这一点，尤其是对梁启超所主张的由实力派执掌政权，由改良派与革命派通过组织政党、以议会为舞台展开竞争的观点极为赞同，对他所提开明专制的观点更是激赏不已，因此等到善后大借款到位之后，老袁立刻毫不吝惜地拨出专款160万元，请梁启超以他的民主党为基础，再去合并几个政党过来，以对抗第一大党国民党。
梁启超跟钱没仇，再说他一向有意推广自己的政治理想，若能整出个国会第一大党出来，那么这个梦想就离现实不远了。
有钱好办事，加上是梁启超亲自出面，背后又有袁世凯支持，很快民主党、共和党、统一党便达成共识，于1913年5月29日合并为进步党，推选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图、汤化龙、王赓、蒲殿俊、王印川9人为理事，名誉理事则有冯国璋、周自齐、熊希龄、张绍曾、阎锡山、胡景伊、尹昌衡、蔡锷、唐继尧等，赫然已是足以和国民党相抗衡的国会第二大党。
这样到了7月份，袁世凯免去了赵秉钧的总理兼内务总长官职，授意进步党推出熊希龄出面组阁。进步党大喜，经过好一番谋划，推出了一个“第一流的人才内阁”，其中熊希龄以国务总理兼任财政总长，其他为外交孙宝琦，内务朱启钤，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教育汪大燮，司法梁启超，交通周自齐，农林、工商张謇。
——袁世凯本想请张謇出面组阁，张謇不愿，推荐了熊希龄。张謇连内阁总理都不肯当，又如何肯出任区区一个农商总长？但架不住熊希龄三天两头死缠烂打，说“是你让我出来组阁的，你得帮我的忙”，张謇却不过朋友的面子，这才答应了。
此内阁因为巨星闪耀，故又被称作“名流内阁”，很是让袁世凯得意了一阵。
没过几天，袁世凯接到了云南都督蔡锷发来的电报，蔡锷表示自己有病在身，难以胜任云南的繁巨，希望可以离职，到北京或上海养病，并推荐老部下、现任贵州都督唐继尧接任自己的位置。
袁世凯接电大喜——蔡锷，那可是他渴求已久的大人才！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1882年出生于湖南宝庆（即邵阳）一个贫寒的裁缝之家，自幼在私塾读书，16岁时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谭嗣同，深受两位老师维新思想的影响，对于当时的大清朝来说，这又是一个如假包换的不良少年。这个不良少年颇受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赏识，两人就此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百日维新失败，湖南时务学堂风流云散，蔡锷想去日本追随老师梁启超，却苦于没有盘缠，便随老师樊锥及几个同学来到北京，得到正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的大力资助后，终得以东渡留学。那个时候，居然敢资助梁启超的弟子，应该说袁世凯胆子够大。
关于这一节，后来梁启超在蔡锷的追悼会上有更详细的说法，他说蔡锷“湖南长沙出来只借得二毛钱，到了汉口借亲戚洋六元，由汉到京，袁项城借给他洋一千元，到东后以三百元为学费，其余均为交友及公益之用，而自己出来则步行，未尝坐过车子”。
蔡锷在日本先后就读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横滨东亚商业学校。1900年，他的另一位老师、也是梁启超的好友唐才常回国组织自立军计划在武汉发动起义，当时在东京的时务学堂同学多数都跟了回去，蔡锷因年龄太小而留了下来，但等大家走后，他改变了主意，一个人坐船经上海赶到了武汉。
唐才常很高兴蔡锷的到来，但考虑到他尚不满18岁，不忍让他参与此吉凶难卜之事，故意派他去湖南面见维新派清军将领黄忠浩，请黄呼应此次起义。黄将军并不看好唐才常的行动，认为只会带来无谓的牺牲，便只将蔡锷留在了家里。
起义果然失败了，之后蔡艮寅改名为锷，在黄将军的帮助下再次回到日本，并考入陆军士官学校，因成绩突出，与同学蒋方震（即蒋百里）、张孝准并称为“中国士官三杰”。
1904年蔡锷学成回国，立即成为各省争抢的对象，他先后在江西、湖南教练新军。1905年6月，广西巡抚、李鸿章的侄子李经羲派人到湖南招募500人到省城桂林，编成新军一营，以郭人漳任管带，林虎充督操官，蔡锷为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并兼任随营学堂总理。蔡锷遂辞去湖南的工作前往广西就任。
到桂林不久，恰逢袁世凯、张之洞会操彰德，各省都派了观察员前往观操，广西派去的就是蔡锷。所有观察员中，只有两个人入了袁世凯的法眼，被破格提升为审判员，一个是后来钱学森的岳父蒋百里，另一个就是蔡锷。
回来之后，蔡锷兼任了广西陆军小学总办，1907年陆小第二期招考，计划招生130人，另备取10人，有一个临桂地区的考生叫李宗仁，考取了备取第一名。
李宗仁家境贫寒，考完后就回去干活去了，在上山砍柴回家的路上听赶集回来的邻村乡亲说自己考上了，兴奋得几天都没睡好觉。
好不容易等到报到的日子，李宗仁兴冲冲步行前往桂林。当时进城尤其是上省，对贫农子弟来说是件天大的大事情。李宗仁虽只有16岁，却也知道该把自己收拾得干净点，以免被人瞧不起。于是快到桂林的时候，风尘仆仆的小李先跳到河里洗了个澡，换上一套长衫和母亲亲手缝制的新鞋新袜子，才进城去学校报到。
这个澡直接导致李宗仁迟到了10分钟。蔡锷得知此事，按照他亲手制定的规章制度，取消了小李的入学资格，只给了他一些勉励，鼓励他明年再来报考。
第二年李宗仁果然又来了，而且考上了正式名额，这一次他没敢迟到，顺利进入了陆小第三期。这一届的同学里，有后来和他并称“李白”的白崇禧，上下一届的校友里，则还有黄绍竑、李品仙等未来广西军界的风云人物。
因为以身作则治学严谨，且在骑马、游泳、体操等军体项目上都表现出过人一筹的技艺，蔡锷很快就成了同学们崇拜的偶像，比如李宗仁就曾在回忆录里如此写道：“我们的总办蔡锷将军有时来校视察，我们对他更是敬若神明。蔡氏那时不过30岁左右，可称文武双全。他骑马时，不一定自马的侧面攀鞍而上，他常喜欢用皮鞭向马身一扬，当马跑出十数步时，蔡氏始从马后飞步追上，两脚在地上一蹬，两手向前按着马臀，一纵而上。这匹昂首大马，看来已够威风，而蔡氏纵身而上的轻松矫捷，尤足惊人。我们当时仰看马上的蔡将军，真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之感。”
但就是如李宗仁这样的崇拜者，后来都参加了倒蔡运动。原来1910年，李经羲高升云贵总督，广西巡抚由湖南人沈秉堃接任。此时的陆军小学，也已升级成为陆军干部学堂，本来是按照一镇一协的编制培养军官，现在却被压缩成了一协，凭空得淘汰三分之二的人，这个事，当然是由总办蔡锷来主持。
蔡锷考大家国学，最后把广西籍的学生淘汰掉大半，剩下的多是湖南籍学生。事情做得太过明显，广西人民怒不可遏，全省上下顿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驱蔡运动，李宗仁、黄绍竤等都有参加。
这样就连沈秉堃也保不住蔡锷这位老乡了，只好任由省咨议局通过决议，免去蔡锷的总办职务，只让他接着到新军里去当个标统。
这个时候，李经羲在云贵总督任上干得也不是很爽，主要是因为督署总参议靳云鹏凡事独断专行，根本不买他的账。靳云鹏和弟弟靳云鹗都是小站出身，属于北洋系元老，又是段祺瑞的嫡系，在云南身兼督署总参议及新军第十九镇总参议，大权在握，不把新上任的总督太当回事也属正常。
这已不仅是面子问题，而完全成了路线斗争。李经羲想要搞掉靳云鹏，便找了亲信罗佩金与李根源商量办法。这二位都是在广西时就跟着老李混的人，和蔡锷也相熟，尤其是罗佩金，对蔡锷很是佩服，经他们强烈推荐，李总督当即密电蔡锷，请他来云南发展。
蔡锷在广西正不得意，遂于1910年4月来到昆明，出任十九镇第37协协统，罗佩金自愿在他手下第74标当标统，此时雷飙、刘存厚、唐继尧都还只是再下面的管带。朱德当年25岁，从四川步行来到昆明，本来想投考云南讲武堂，奈何该校不招收外地人，所以最开始只能在蔡锷手下当一名普通士兵。
武昌起义爆发之后，蔡锷、罗佩金、李根源等十余名将校谋划响应，决定推蔡锷为临时革命军总司令，于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发动起义，后世称之为“重九起义”。
起义很成功，朱德此时已升任连长，表现尤为英勇，最后是十九镇统制钟麟同被杀，李经羲被抓获，只有靳云鹏侥幸逃脱。
一片喊杀声中，蔡锷念及李经羲对己有恩，不忍下手，费了好大劲才做通了大家的工作，决定尊重李本人的意愿，送他全家乘火车离开云南，从越南转道香港到上海去当寓公。李经羲抵达火车站时，虽有人相送，还是被起义士兵强行剪去辫子，但总算保住了一条命。
云南全境平定之后，成立了军政府，蔡锷被推选为都督，这是众望所归的事情。蔡锷干得不错，一开始很受各界的拥戴。
1912年春夏之交，纷乱已久的西藏局势来到了转折时期。在英国人的煽动下，西藏当局宣告独立，并派出叛军侵扰川藏边界，先后攻陷了江卡（今西藏芒康）、盐井、乡城、稻城和理塘等地，还包围了巴塘、昌都等重镇。新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不能坐视不管，袁世凯先是派了四川都督尹昌衡率川军前往平叛，接着又令蔡锷率滇军支援。叛军打不过川滇两军，结果在英国的干涉之下，中、英、藏三方展开了谈判，旷日持久的谈判无疾而终之后，英方谈判代表麦克马洪背着中国政府，竟然在私底下和西藏地方政府换文，整出了一条莫名其妙的麦克马洪线，这是后话，在此不提。
看得出来，云南都督蔡锷对中央政府是持支持的态度，后来在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之时，他也旗帜鲜明地站在了袁世凯这一边，袁世凯对蔡锷同样是相当欣赏和器重。然而此时，因为“滇人治滇”思潮的兴起，蔡锷在云南的处境，却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因此，同时也是为了以身作则反对军人干政，蔡锷给袁世凯发了电报，要求离职养病。对于这一节，梁启超后来有如下回忆：
民国三年春天，蔡公把都督辞掉回到北京。他辞都督并非有人逼着他辞，云南人苦苦挽留，中央也不放他走，但蔡公意思一来因为怕军人揽政权，弄成藩镇割据局面，自己要以身作则来矫正他，二来因为他对外有一种怀抱，想重新训练一班军官，对付我们理想的敌国，三来也因为在云南两年太劳苦了，身子有点衰弱，要稍为休息休息。他前后写了十几封信和我商量，要我帮他忙，把官辞掉，于是我们在北京常在一块儿又一年。
这个回忆里，时间上有所偏差，事实是，1913年9月28日，袁世凯即已发布命令：“云南都督蔡锷，叠电因病请假，着给假三个月，来京调养。”同时根据蔡锷的推荐，任命云南人唐继尧署理云南都督。
唐继尧终于当上了家乡的都督，虽然前面还挂着“署理”二字，也还是非常满意。袁世凯的心情则完全不同，他一想起自己这个大总统前面的“临时”两个字，心里就觉得别扭，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