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本名汪兆铭，字季新，精卫是他的笔名，意思是革命者参加革命，应有精卫填海的意志。此君祖籍浙江，1883年出生于广东三水县，十几岁的时候父母双亡。20岁的时候，他与胡汉民、朱执信等人考取岑春煊主持下的留日法政速成科官费生。留日期间，汪精卫接受了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一心想着推翻清朝，以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国。
1905年7月，汪精卫在日本结识了孙中山，并参与创建同盟会，被推选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1906年6月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毕业后，他拒绝了岑春煊令其回国为政府服务的要求，留在日本继续革命，同时找了份翻译工作，月薪五六十元，生活过得很是小康。为了不连累家人，汪精卫特意写信声明与家乡的长兄汪兆镛等断绝家庭关系，并解除了与刘氏的婚约。
1907年3月，日本政府迫于清政府的压力，驱逐孙中山出境，汪精卫随孙赴南洋，筹设同盟会分会。走之前，日本朋友公开捐赠了2万日元给孙中山。这笔钱，大约相当于当时日本工薪阶层8年左右的收入。
孙中山给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留下2000元作为经费，剩下的钱全部带走了。但《民报》主编章太炎认为，日本人的赠款，是捐赠给革命党的革命经费，你孙中山怎能独自带走？不只是抱怨，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报》的经费日益拮据，到了第二年冬天，章太炎怒了，公开与孙中山决裂，声言孙之“私留赠款”之举，“实在有损我同盟会之威信，而使日人启其轻侮之心”，随后便与陶成章等人高调退出同盟会，继续以他们以前的“光复会”名义展开活动——秋瑾、徐锡麟等以身殉国的光辉人物，都是早期光复会的领袖。
与此同时，随着同盟会各地成员发动的六次武装起义相继失败，大批革命党人英勇牺牲，声名卓著的梁启超也站出来针对革命党的领袖人物展开了激烈地批评，认为他们自己躲在海外安享逍遥自在，却唆使他人在国内搞暴力革命送死，不过是“远距离革命家”而已。此一说法，顿时在海外华人中引起极大反响，就连同盟会内部也出现了反对孙中山的风潮，搞得革命领袖们很是尴尬。
这个时候，汪精卫站了出来，表示自己将回国前往北京刺杀清廷高官，无论成败，都将以自己的鲜血洗刷同盟会领袖“远距离革命家”之骂名，重新唤醒广大民众的革命热情。在《致南洋同志书》中，汪精卫写道：
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
弟不敏，先诸同志而死，不获共尝将来之艰难，诚所愧恧。弟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谁都知道，这绝对是一次必死的行程，而坚决要求跟他同去的，是一个18岁的小女孩，她叫陈璧君。
陈璧君字冰如，祖籍广东新会，1891年11月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乔治市的一个富豪之家。不同于通常的富家小姐，陈璧君对明星偶像、名牌服装之类的不太感兴趣，却很热衷于政治，大量阅读进步书报，一心想要投身革命。
陈璧君经常看的报纸里有一份是《民报》，她深深为一个笔名叫“精卫”者的文章所折服，如《民族的国民》《驳革命可以瓜分说》，很想见见这个作者。
1907年初，孙中山来到槟城建立同盟会分会，陈璧君以15岁的年龄成为最年轻的会员。其父陈耕基是南洋富商，对此极力反对，好在母亲卫月朗很开明，不仅支持女儿，后来自己也加入了同盟会，父亲便顺理成章成了同盟会的支持者。身为富商，其支持自然不会只停留在口头上。
入会之后大家成了革命同志，陈璧君终于通过槟城分会会长吴世荣见到了汪精卫。这一见可不得了，比一见钟情还要来得更汹涌澎湃。原来汪精卫不仅文章写得好，口才了得，还是一个大帅哥——后来有过多个“民国四大美男子”的版本，可任何一个版本都少不了汪精卫，且多数时候排名第一，这该是怎样的一种帅啊！总之，16岁的陈璧君就此堕入情网，是一件命中注定的事情，绝无半点悬念。
只是小姑娘此前由父亲做主，已与当地某华侨巨商之子订婚，且婚期在即。当然，该公子哥对革命无丝毫兴趣，两人之间没什么共同语言。陈璧君小小年纪却是个很有决断的人，深知攘外必先安内的道理，既然已经爱上汪精卫，便自作主张和未婚夫退了婚，父亲百般反对也无可奈何。
退婚之后，陈璧君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汪精卫写了一封情书，却遭到婉言回绝。汪精卫倒不是嫌她长得不好看，而是觉得革命者居无定所，四海为家，生活无着落，生命无保证，随便结婚是件不负责任的事情，故曾经发誓：“革命不成功就不结婚！”
陈璧君正是情窦初开的年龄，汪精卫越如此表示，让她爱得越深。到了1909年10月，汪精卫重返日本，秘密主编《民报》，将满18岁的陈璧君想都没想就跟了过来，参与编辑工作。
这期间同盟会的事业业已陷入低潮，于是汪精卫在秘密复刊了两期《民报》、并发表了著名的《革命之决心》之后，慷慨激昂地决定前往北京行刺。他深知自己弱不禁风且不擅刀枪，遂决定用炸弹去炸。
这不是一个人能干的事，得组建个暗杀团。汪精卫首先找到了黄树中，黄树中是四川人，也是同盟会元老，很乐意共同赴死；汪精卫再找到同盟会中会制作炸弹的专家喻培伦，喻培伦同样一诺无辞。
这时陈璧君得到了消息，坚决要求同去，汪精卫不肯，奈何小姑娘心意已决，非去不可，也就只好同意了。这时有人在一旁半开玩笑地说：“陈小姐当然不怕死。你有英国护照，关键时刻你只要把它亮出来，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
话还没说完，陈璧君早已掏出护照，当场把它撕成了碎片，搞得那人很不好意思。
按照计划，汪精卫和黄树中先带着炸药到北京打前阵，准备工作做好后，再通知喻培伦、陈璧君前往调试安装。1910年初，汪、黄二人乘坐英国轮船抵达天津，同盟会美女郑毓秀亲往码头迎接。
郑毓秀和陈璧君同岁，出生于广东新安县西乡镇屋下村，属于现在的深圳辖区。她花容月貌，精通外语，自幼思想激进，拒绝缠足，满怀革命之心，曾赴日本追随革命党人，并于1908年经廖仲恺介绍加入同盟会，负责针对清廷的情报搜集和暗杀活动。此时年方18岁的她，公开身份是天津赫赫有名的交际花。
既是交际花，自然阅人无数，但即使这样，初识大帅哥汪精卫，郑小姐还是免不了一见倾心，想方设法地以学写诗为借口，千方百计要接近汪帅哥。奈何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汪精卫正想着要炸谁呢，根本不为所动，只跟郑美女说：“听说北京的火车站盘查甚严，我们这些大男人恐怕会引起怀疑，你能不能帮我们把炸药带出站去？”郑毓秀说：“没问题，这是小事。”汪精卫生怕她低估了此行的危险性，忙补充说：“你要知道，炸药在路上随时都有可能爆炸。”郑毓秀毫不理会，回答说：“不会爆炸还叫什么炸药？这事交给我了，汪先生放心吧！”汪精卫很是感动，但面对郑毓秀的似火热情，仍始终把两人的关系严格限定在革命同志的范畴内，以至于后来郑有过如此感叹：“汪精卫真是少见的道学先生！”
——顺便说一句，郑毓秀后来成为了中国第一个女博士、女律师。她有个外孙女，正是在1983年版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里饰演穆念慈的杨盼盼。
一切安排好之后，汪精卫和黄树中乘火车来到北京，在琉璃厂火神庙夹道租下一栋房子，开了家“守真照相馆”——黄树中本会照相，而照相馆的暗房最适合搞炸弹的组装，因为从里面飘出化学药品的味道不会引人怀疑。
1910年2月10日，北京前门车站，郑毓秀挽着一位担任法国外交官的追求者的胳膊，该外交官另一只手则提着一只装有炸药的行李箱，两个人大摇大摆地走出了车站检查处——车站警察密探确实很多，但没有人敢去检查高鼻子洋大人。
喻培伦、陈璧君随后也赶到了北京，装配好炸弹后，汪精卫定下了暗杀目标——载洵和载涛。这两人位高权重，而且是监国摄政王的弟弟，绝对够分量。消息表明，本月月底，他们将结束在欧美的访问考察回到北京，正好在车站炸死他们。
也真是世事难料。当时清廷正在倡导廉政，而这两位皇亲都不是太好张扬之辈，尤其是载涛，更算得上亲贵中务实的开明派，所以两人此行很低调，根本没搞盛大的欢迎仪式，他俩甚至带着随从，混杂在普通乘客之中一起出站，以至于客流里满是红缨帽，红顶子也不在少数，搞得汪精卫他们拿着炸弹不知道该炸谁，只好放弃了此次暗杀计划。
汪精卫决定做场大的，既然炸不了载洵、载涛，那就干脆炸载沣！几经打听，终于弄明白了醇王府坐落在什刹海北沿，载沣每天清晨上朝，必经过鼓楼大街，这段时间鼓楼那一片在翻修马路，所以载沣最近改道走烟袋斜街，其中有一必经之处是银锭桥——常去后海泡酒吧的人，想来对此不会陌生。大家遂决定在此下手，并立马在什刹海附近的清虚观租了一间屋子作为据点，此时已经是1910年3月底的事了。
按照最新计划，应由黄树中和喻培伦趁夜先去银锭桥下埋炸弹，然后汪精卫藏身于桥下的阴沟里，等载沣一行人经过时，引爆炸弹，同归于尽。3月31日深夜，黄、喻二人带着炸弹先行出发，留下汪精卫、陈璧君在据点，生离死别的关头，两人禁不住执手相看泪眼，无语凝噎。
却说银锭桥旁有一人家，当晚夜阑人静，男主人起来上厕所，回来时无意间发现桥下有两个人正在挖土，正是黄、喻二位在埋炸弹。大晚上的不睡觉，这俩干啥呢，莫不是在埋金银财宝？该人好奇心大起，家也不回了，只躲在一旁偷看。
可看着看着就觉得不对劲了，当看到那俩人埋好东西后居然开始拉电线埋电线，他立即意识到这不是闹着玩的事。我们现在都知道北京人政治觉悟高，连出租车司机都对国际大事了如指掌且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这位起夜上厕所的仁兄自然也不含糊，发现不对拔腿就跑，报警去了。
这下惊住了黄、喻，两人知道行动已经败露，略一商量，决定由喻培伦赶紧回去通知汪精卫，黄树中则就近找个地儿藏起来监视现场。
果然不一会儿，起夜男就带着两个巡警过来了，黄树中不再犹豫，赶紧回到据点，说警察已经发现了炸弹。喻培伦建议大家立即离开北京，汪精卫却认为清朝的警察笨，未必查得出这事是他们几个干的，不妨看看再说。
谁知警察一点也不笨，反而聪明得很，他们放出了一颗大大的烟雾弹。第二天，北京各大报都登出了银锭桥下惊现炸弹、有人欲行刺摄政王的消息。通稿之外，各家的分析让人眼花缭乱，有说是庆王奕劻指使的，目的是篡权；也有说是载洵、载涛或是载泽干的，目的还是篡权，总之，属于亲贵内部的争权夺利之争。
既然没有一家报纸怀疑到革命党，汪精卫他们也就放松了警惕，几天后报上又有新闻，说是凶犯已被抓获，大家心里就更踏实了，立即开始策划下一次行动，决定派喻培伦返回东京去买炸药，陈璧君去南洋筹款，汪精卫、黄树中则继续留在北京，等他们回来再接着干——几个人果然被大清朝的警察给忽悠住了。
在稳住汪精卫他们的同时，在肃王善耆第三子、镇国将军宪平的主持下，警察也在紧锣密鼓地破案，因为有炸弹为线索，案子其实并不难破。
保险起见，警察们特意请教了使馆里的外国专家，专家认定炸弹里的炸药为外国制造，但整个炸弹外壳很大，制作粗糙且车有螺丝钉，这些螺丝钉很新，应该就是在北京城某个铁匠铺做的。
循此线索，警探们四处出击，重点调查市内各个铁匠铺，结果骡马市大街的鸿太永铁铺认出螺丝为该店打造，并回忆起是应守真照相馆的老板交代所做。
1910年4月16日，警察包围了守真照相馆，将黄树中及所有工作人员全部逮捕，并由一个每天负责给汪精卫送饭的伙计带路，赶到东北园把汪也给抓了。
结果是汪精卫、黄树中及照相馆司事罗世勋被羁押在民政部巡警局，其余的小伙计因为确实不知情，全部释放。
宪平随即把破案一事报告给了北京内城巡警厅丞章宗祥及民政部大臣肃王善耆，善耆闻讯立即连夜召开了一次会议，参与者包括章宗祥、宪平、民政部参议汪荣宝、禁卫军协统良弼等，定下了宽待行刺者的宗旨，并将三人移送法部监禁。
1910年4月25日，清廷法部开庭审理这起行刺要案，“一切皆照国事犯文明之法相待”，其中包括案犯可以站着说话而无需下跪。
被告席上，汪精卫昂首挺胸，大义凛然，庭审期间，他慷慨陈词了两篇数千字的供词，其中第二篇极为精彩，因为太长，现我们只摘录短点的第一篇。
汪季恂别号精卫，前在东京留学时，曾为《民报》主笔。生平宗旨，皆发之于《民报》，可不多言。丁未年孙逸仙在钦州镇南关起事时，曾与其谋。兵败后携炸药军器等出，潜以此等物件纳入书麓内，寄存友人处。后复在南洋各埠演说，联络同志。继思于京师根本之地，为震奋天下人心之举。故来。又自以平日在东京交游素广，京师如宪政编查馆等处，熟人颇多，不易避面，故闻黄君有映相馆之设，即以三百元入股，至京居其处。黄君等皆不知精卫之目的所在，故相处月余。后见精卫行止可异，颇有疑心，故映相馆中有人辞去。至于今日，思闻价言相馆中有事，故即往阅。知事发，不忍连累无辜，故复回寓，拟留书黄君自白。未至寓，遂被收捕。
值得一提的是，汪精卫和黄树中在法庭上争相往自己身上揽罪，为对方开脱，令审判者及旁听者都极为感动。
不过毕竟是谋刺大罪，故御史胡思敬等极力主张斩立决，而善耆、良弼、章宗祥等早有共识，认为朝廷正在推行宪政，不如从宽处理。
私底下善耆终于以“革命党人太多，根本杀不完，且他们根本不怕死，又何必冤冤相报更加激怒他们，不如怀柔之”为理由，说服了载沣。1910年4月29日，法庭下达宣判，说汪精卫、黄树中本罪该万死，但因“误解朝廷政策”，情有可原，故免去死罪，判处永远监禁；至于罗世勋，则判了10年有期徒刑。
庭审期间，善耆调看了汪精卫的诸多文章，再亲眼目睹他在法庭上从容自若的表现，不由得对这个年轻人的人品、气节、风度、见识以及献身精神大为佩服，希望能将之收为己用，遂在宣判以后，特意关照狱吏，要善待汪、黄、罗三人，尤其是为首的那个汪兆铭。
善耆的关照不只体现在嘴上，而是真正落在了实处。他亲自命令狱吏给汪精卫布置了一间高级牢房，里面配有高档家具及云子围棋。没错，肃亲王是个棋迷，并且是围棋界的大内高手。
善耆受的是其父、第九代肃亲王隆懃的影响，隆懃生前酷爱围棋，是名震天下的高手，当然这应该也和没人敢赢他有关系。老王爷经常邀请全国各地的围棋高手如周小松等到肃王府进行比赛，在棋界赢得了极高的声望。
1898年隆懃去世，善耆以长子的身份袭爵成为第十代肃亲王，时年32岁。前面我们说过，庚子之乱后不久善耆担任了崇文门税务监督一职，因大刀阔斧力行奉公而声名鹊起，并于1902年4月出任工巡总局管理事务大臣，他以修建东安市场为契机，扩建王府井，把这条小胡同开发成了繁华的商业中心。
在围棋方面，善耆更胜其父一筹，不仅结交海内棋士，更通过新结识的日本人川岛浪速，和日本棋界有所交往，且交往的层次越来越高，后来善耆甚至和日本棋界末代本因坊、“不败的名人”秀哉以及吴清源的老师濑越宪作有过对局，当然这是后话，在此不提。
好了闲话少说，却说汪精卫被带进高级牢房时，发现条件比他住过的所有住所都要好得多，再定睛一看，桌上竟赫然摆着一副围棋，不觉有些迷惑。过不多时，善耆就来了，穿的是便服，亲手赠给他一套御制图书——《皇朝文献通考》。
肃王爷这人，革命党人都不陌生，章太炎曾邀请他加入同盟会，孙中山也曾邀请他参加革命党，只是都遭谢绝。前一年他以民政部尚书的身份，特别批准了康有为的“帝国统一党”在北京登记注册，轰动一时；后来他更给同盟会总部捐了3万元，表示自己“一心推行宪政，故望党人支持”，赢得了不少革命党人的好感。再加上此番庭审，善耆出力甚多，甚至连自己的命都是他保下来的，故汪精卫对这个便衣王爷相当客气，颇有一见如故之感。
闲聊几句之后，两人开始纹枰对弈。汪精卫留学日本时学会下棋，棋力还凑合，但肯定不是善耆的对手。好在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边下边聊。
善耆开门见山：“汪先生在《民报》的大作，我全部拜读过，先生所主张的中国必须自强自立，改革政体，提倡民众参政，效法外国立宪，其实也正是朝廷的主张。今年朝廷正在办预备立宪，开国会以便民众参政，这不正是先生革命所争取的目标？”
汪精卫反驳道：“我们革命党人主张的绝不是立宪，而是要推翻封建专制，实行孙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王爷既然读过在下的文章，想来应该有所了解。”
善耆答说：“你们革命党人确实有许多杰出的见解，但你们也应该听听我们的看法。老实说，我认为三民主义只不过是见识褊狭的理论，不能成为中国的指导理念。你们不是要搞五族共和吗？那为什么又要宣扬灭满兴汉？朝廷既已答应实行宪政，你们又为什么搞流血革命？日本不正是君主立宪的成功范例吗？”
汪精卫再反驳道：“日本的明治维新，是西乡隆盛用武力从幕府手中夺取的政权。在中国同样如此，只有民主革命，才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
善耆报之以一声叹息：“中国的国情十分复杂，改革整体岂能操之过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正当列强觊觎我国之际，小不忍则乱大谋，这一点，还请汪先生三思。”
碍于立场不同，两人谁也无法说服对方，不过善耆并不气馁，后来又多次到监狱看望汪精卫，甚至还把他带到法场逼迫他变更革命的决心，虽然每次对话都同样没有结果，不过两人却因此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感。善耆曾对汪精卫说过“你们革命党当政，不见得就能搞得比大清好”，但私底下他也发过如此的感慨：“要不是生在王室家族，老子早就革命去了！”而汪精卫后来对善耆也有过很高的评价，称他是“伟大的政治家”。
有肃亲王罩着，汪精卫在狱中的生活过得倒也逍遥，伙食虽不好，但能吃饱，逢年过节还有肉吃；狱吏、狱卒们也很佩服这个不怕死的家伙，经常暗中送他报纸看。因为字写得好，又是名人，大家关系搞好了后，狱吏狱卒乃至同狱犯人们便纷纷请他题扇写对联，汪精卫一概来者不拒，只是很少署真名实姓。
汪精卫身为才子，闲着无事的时候自然要写诗，歌以咏志。在狱中他写了不少，最先流传出去的，是他刚入狱不久所写的《被逮口占》，尤其是其中的四句《慷慨篇》，更是被多家报纸刊载，传诵一时，至今仍余音绕梁——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图一快，不负少年头。
话说从头。汪精卫等人被捕的消息传出之后，立即成为轰动世界的大新闻，北京、香港、东京、大阪，甚至连巴黎的报纸都有报道，大家都以为他们必死无疑，十分惋惜痛心。张静江曾说：“使我费十万金，购一活精卫来，亦所甘心。”
到后来终身监禁的判决下来，同盟会立即掀起了一场营救运动，表现最积极的，自然是陈璧君。另一个则是汪精卫的好友，当初极力劝阻他北上行刺的胡汉民。
胡汉民与邓泽如前往新加坡筹款，所得甚少。陈璧君回到槟榔屿，管家里要钱。奈何父亲对此无动于衷，母亲的私房钱，则因支持同盟会早就花光了，好在父亲的三姨太有侠义心肠，拿出4000元私房钱，再加上当地同盟会分会凑了1000元，陈璧君带着这笔钱来到香港，和胡汉民、喻培伦等人会合，准备赴北京营救汪精卫等。
将行之前，陈璧君觉得这点钱不够，突发奇想打算到澳门赌场去赢一大笔钱来救人，忙找胡汉民商量。胡汉民也是病急乱投医，带着陈璧君和李佩书，乘船直奔澳门而去，结果把带去的钱输了个精光，气得几个人连跳海的心都有。
没钱也要救人，几天之后，陈璧君及另几位同盟会成员黎仲实、邹鲁、郭守敬、张煊先后前往北京，费尽周折，陈璧君终于疏通好了狱卒，几经辗转，递了张皱巴巴的纸条给汪精卫，上书四字——“忍死须臾”，表明“我救你来了！”
汪精卫一眼认出是陈璧君的笔迹，不禁惊喜交集，却又很担心她的安全，这时狱卒悄悄跟他说，来人还带了话来，立等回函。汪精卫清醒过来，立即手书一曲《金缕曲》：
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一腔血，为君剖。泪痕料渍云笺透，倚寒衾循环细读，残灯如豆。留此余生成底事，空令故人潺愁，愧戴却头颅如旧。跋涉关河知不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肠已断，歌难又。
写完之后，汪精卫又咬破手指，血书一行字——“信到平安，勿留京贾祸”，叫陈璧君赶紧离开。然后连词带字，一并交狱卒转给陈璧君。至于“忍死须臾”那张纸条，因“出自冰如手书”，“留之不可，弃之不忍，乃咽而下之”。
几天之后，狱卒又转来一封信，陈璧君表示，因高墙阻隔，两人不可能搞形式上的婚礼仪式，但要求彼此在心中宣誓，结为夫妇。如此，她将愿意遵嘱离开。汪精卫大为感动，再一次咬破手指，写下一句誓言：“不论生死契阔，彼此誓为夫妇！”
这一段感天泣地的爱情故事，连同汪精卫的一首首诗作不胫而走，就连远在洹上养寿的袁世凯，都不禁为他们击节赞叹。一时间，汪精卫、陈璧君这两个名字，成为那个时代的关键词，也成为革命党最好的形象代言人。
时间如流水，很快就来到了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继之而来的滦州兵谏，彻底击溃了清廷最后的心理防线，朝廷赶忙宣布撤销皇族内阁，并释放政治犯，11月6日，法部下令释放汪精卫、黄树中、罗世勋，每人发了300元作为旅费，发回广东原籍，供岑春煊当年的幕僚、现任两广总督张鸣岐差委。
出狱当天，典狱司门外挤满了人，观者如潮，路为之塞。出狱之后，黄树中给自己改名黄复生，取劫后重生的意思。
此时此刻，袁世凯已经出山，正在湖北前线，闻听此信，立即给朝廷发去封电报，要求把这三人留下，等他回北京再说。
得到消息，黄复生和罗世勋以为袁世凯要杀他们，赶紧离京而去。汪精卫倒是很沉着，只身留在北京，等着看袁世凯这厮到底打的是什么算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