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备立宪筹备会议虽然争吵不断，但总的来说开得还算顺利。1906年9月1日，慈禧假光绪之名颁发诏书宣布预备立宪，诏书先阐述了西方各国宪政的好处及大清朝奋起仿效的决心，随后笔锋一转，说：“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总而言之，要慢慢来，大家要有耐心。至于首先要做的事，则是“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
9月2日，相当于预备立宪改革委员会的编纂官制局宣告成立，编纂大臣以镇国公载泽为首，以下依次为东阁大学士世续，体仁阁大学士那桐，协办大学士荣庆，商部尚书载振，吏部尚书奎俊，户部尚书铁良、张百熙，礼部尚书戴鸿慈，刑部尚书戴宝华，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工部尚书陆润庠，左都御史寿耆，敬陪末座的正是直隶总督袁世凯。因兵部无人入围，于是就有人说，朝廷已经将袁慰庭看作兵部尚书了。
编纂大臣之上，朝廷另派了三位“总司核定”的王公大臣，分别是庆亲王奕劻、文渊阁大学士孙家鼐、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瞿鸿禨。
虽然袁世凯对自己排名最后略感失望，但他所提名的孙宝琦与杨士琦被通过充任提调，其随员张一麟、金邦平以及他所赏识的曹汝霖都被派为编纂员，这对袁世凯来说，也不失为一大安慰。编纂员一共17人，大部分是外务部与商部的归国留学生，其中4人风头最健，号称“四大金刚”，分别是汪荣宝、章宗祥、陆宗舆，曹汝霖。
其实能够成为唯一一个与中央大员一起，位居编纂大臣之列的地方官员，这已很不容易，直隶官场自然将此视为莫大的光荣。9月3日，天津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庆祝活动，当然，和北京、上海等地民众乃至留日学生自发的集会一样，庆祝的都是立宪改革。
为了防备讨论中的官制细节泄漏于外，朝廷特将编纂官制局设在较为偏僻的海淀朗润园，“门外盛陈兵卫，稽查甚严”。
说起来除了特召进京的袁世凯，编纂大臣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在朝廷的本职工作。除了载泽，谁也不想负额外的责任，偏偏载泽新近被派了御前大臣的差事，不敢怠慢，加之那桐、载振力挺袁世凯，于是大家定下章程，编纂官制局由袁世凯专门负责日常事务。那桐又以地方官制复杂琐碎为由，建议先只进行中央官制改革，这其实是为了维护袁世凯北洋大臣的权力，不过大家也稀里糊涂地通过了。
袁世凯带着杨士琦、曹汝霖等人在朗润园里忙了差不多1个月，终于拿出了一个官制改革的初步方案，其中最核心的一项是，建立责任内阁以取代军机处，内阁政务大臣由总理大臣1人、左右副大臣各1人，各部尚书11人组成，“凡用人、行政一切重要事宜”，由总理大臣“奉旨施行”，皇帝发布谕旨，内阁各大臣“皆有署名之责，其机密紧急事件，由总理大臣、左右副大臣署名”，也就是说，皇帝发布的谕旨，若不经内阁副署，将无法发挥效力，成为一纸空文。
这当然是和奕劻商量好的，他们的如意算盘是，责任内阁以奕劻为总理大臣，袁世凯担任副总理大臣，另一个副总理大臣的名额，则留给瞿鸿禨。这是因为老瞿在言路上势力很大，并有肃亲王善耆等亲贵的全力支持，尤其是深受慈禧信任，若想一切如意，必须要取得他的合作。至于夺了皇帝的权光绪愿不愿意，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不如此便不足以改革。好在光绪本身就没有发言权，不必太考虑他的感受，只要敷衍好老佛爷，想来应该没有大碍。
奕劻、瞿鸿禨之外，剩下的几个军机大臣更无需顾虑，鹿传霖已老，早无斗志；徐世昌是自己人，一切好说；荣庆碌碌，不足为惧；还有个铁良，是立宪的铁杆反对派，双方早就撕破了脸，袁世凯甚至曾经上书弹劾：“若不去铁，新政必有阻挠。”既然如此，趁机把他排挤出局岂不正好？
对军机大臣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不消说，袁世凯步子迈得极大，决定仿效西方三权分立原则，对中央政府各部门的设置做出巨大的调整。像吏部、户部、礼部、兵部都计划裁撤或合并到其他部门，甚至因为计划设立的资政院（即议会的前身）负有监察之责，就连老字号的都察院都打算裁掉；而像翰林院、宗人府等无所事事的机构，更不会保留。波及面实在太广，终于激起了公愤。
改革方案尚未提交，内容就已经在不断泄露，一时间消息满天飞，奏折更是满天飞，锋芒直指要砸大家饭碗的袁世凯，大家纷纷斥其居心叵测。比较有代表性的奏折包括：翰林院侍读柯劭忞奏请新官制不可一切更张；都察院御史蔡金台奏请新官制应限制地方督抚的权力；御史张瑞荫奏请军机处不可裁并；御史石长信奏请不设总理大臣；军机大臣铁良更是直接反对官制改革。最狠的是给事中陈田，上奏弹劾庆亲王奕劻收受杨士骧（此时已高就山东巡抚）贿赂10万两银子，经手人正是袁世凯。
最沉重的打击则来自于负责新官制“总司核定”的寿州相国孙家鼐，针对裁撤都察院一事，老孙写来一封公开信，表示“台谏为朝廷耳目，自非神奸巨憝，孰敢议裁？”搞得袁世凯很是灰头土脸，但他并未退缩。
双方斗争趋于白热化，此时距戊戌变法不过几年，当时变法失败后朝廷大肆抓捕康梁余党的恐怖往事人们还记忆犹新，而现在袁世凯的改革方案更为激进，博弈双方更加势均力敌，因此谣言四起，胆小的人已经在准备出京避祸了。
但即使如此，反袁势力的秘密总后台瞿鸿禨却依然按兵不动，不仅不公开亮相，甚至连一句话都不说，为的只是需要一个中立的身份，关键时刻好一锤定音。
机会来了。如此多的参劾指向同一个人，这是慈禧自掌权之日起从未经历过的事情。老太后其实很欢迎手下大臣间的对立，像历史悠久的满汉对立、汉人间的南北对立，都是让人欣慰的局面，如今针对官制改革而形成的两派是个新鲜事物，对此慈禧有自己的看法，但此事太大，她还想听听来自于第三方的声音。这个第三方的代表，就是仿佛置身事外的瞿鸿禨。
于是老太后单独召见了瞿军机，瞿鸿禨表示：责任内阁一旦成立，按规定一切用人行政大权，都将由内阁大臣会商决定，皇帝将成为一个摆设，就连太后您的地位都会动摇，不妥，不妥啊！
事实上瞿鸿禨并不反对立宪，只是他的改革主张类似于康有为，要求一切由皇帝来主导。这是他和袁世凯的根本分歧所在，也是他能和诸如肃亲王等宗室亲贵结为盟友的原因。另一方面，瞿鸿禨非常讲究私德，自己两袖清风，对奕劻的贪渎枉法、袁世凯的玩弄权术很看不惯，早欲除之而后快，一直没动手，只是时机未到而已。
慈禧最忌讳的就是自己大权旁落。另外，她一向很欣赏瞿鸿禨的清廉正直，尤其是谁都知道即使军机处被裁并，老瞿至少也能在内阁当个副总理大臣，没有任何损失，那么他之反对责任内阁、反对新官制，就和其他人大不一样，显得毫无私心。想到这里老太后不免动容，也就此做了决定。
1906年10月2日中秋佳节，慈禧召集御前会议，主题是审定新官制草案。朝堂之上，光绪站台，底下大臣们跪了一地。表面上看似风平浪静，暗地里每个人都非常兴奋、紧张。两派人马早有准备，只等慈禧一开口，双方就将展开一场大辩论，以唇枪舌剑定输赢。
奈何天有不测风云，慈禧此时已经没有心情听大家的辩论，只把草案交给和奕劻并列跪在最前面的瞿鸿禨，要他下去后好好修改。
奕劻大窘，因为这意味着他这个首席总司核定大臣算是废了，不过奕劻之窘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因为紧接着慈禧扔下来一大摞参折，全是针对新官制和袁世凯的弹章。袁世凯心知大势已去，不敢争辩，唯有磕头。好在慈禧不为己甚，只斥退袁世凯，令他尽快回任，本次御前会议就算是圆满结束。反对派皆大欢喜，奕劻、那桐等人不免尴尬。而最难过的，当然是袁世凯——他所倡导的改革，尚未开始便已烟消云散，所有的心血都白费了。
这还不算，按照规定，督抚大臣进出京城，都需上奏折请令，现在虽有慈禧口谕令他回任，但依然得上折子书面请示，那么这个折子怎么写才能不伤面子？总不能真说自己是被斥退回任吧！杨士琦、孙宝琦等一帮人都在帮着想主意，最后还是袁世凯自己灵机一动，决定再搞一次大规模的会操，以此为名目回天津筹备。为此他电请言敦源赶来北京，专门筹划此事；然后请端方和徐世昌出面安抚言路，请大家放袁某人一马。这无非是吃吃喝喝，好言相劝，以端、徐二人的老资格，大家多少还是要给点面子，加以此战大获全胜，眼看各自都能保住荣华富贵，也就乐得本着穷寇莫追的原则，不再痛打落水狗。
这样折子就容易上了，在说明上次河间秋操成功之后，袁世凯表示这次想搞全国性的军事演习，由南北两军对抗，北军主要是北洋军，具体由驻扎在山东的第五镇、南苑的第六镇、直隶的第四镇以及京旗第一镇抽调兵力合编而成；南军以湖北编练的自强军为基础，由新军第八镇及河南的第29混成协组成。两军总人数预计为34000人，会操地点定在居中的河南彰德。
袁世凯特别强调，本次会操是为了全面展示陆军改革的成果，届时将邀请各国派武官前来观摩，以达到炫耀武力的目的。这是摸清了慈禧的心思，老佛爷果然对炫耀武力大感兴趣，当即准奏，谕令袁世凯回任办理会操事宜——此次会操，历史上称作“彰德秋操”。
1906年10月21日，大清朝南北两军会聚彰德，进入演习区域。本次会操，以袁世凯、铁良为阅兵大臣，军机大臣徐世昌总理参谋处，军务处军令司正使王士珍为总参议，军学司正使冯国璋为南军审判长，军学司副使良弼为北军审判长。北军方面共计16172人，以段祺瑞为总统官，张怀芝为统制；南军方面共计17786人，以张彪为总统官，黎元洪为统制。
张彪是山西太原人，武举人出身。张之洞任山西巡抚时，一次下乡查案途中遭遇民众围攻，恰好张彪路过，拔刀相助，打跑了围攻者，巡抚大人方得以全身而退。而张彪则像雷锋一样做好事不留名，自己悄悄地走了。
身为一省首长，张之洞要想在辖境内找到一个人简直是易如反掌，找到之后，便出钱送小伙子进京赶考。张彪有真材实料，中了武进士后衣锦还乡，很受张之洞器重，当上了武巡捕。
张之洞先后娶过三位夫人，个个都早死，搞得他相当惶惑。或许是怀疑自己克妻，又或许是厌倦了婚姻这座围城，总之刚40岁出头的张大才子自此不娶，但并不守身如玉——才子大多风流，张之洞更不是普通的风流才子，拈花惹草四处留情自不必说，就连“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古训都不能恪守，情不自禁地很偷了些府里的丫鬟，虽不至于夜夜当新郎，日子倒也过得爽歪歪。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老张认了一个通房丫头做干女儿，并把她许配给了小张。自此张彪被称作“丫姑爷”。随着张之洞的飞黄腾达，张彪也跟着水涨船高，官越当越大，到此时已掌握了湖北新军的军权。
至于黎元洪，生于1864年，他是湖北黄陂人，他早年考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参加了甲午海战，所在舰只被日军击沉，黎元洪命大，在海上被人救了起来，遂往南京投奔时任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1896年随张大帅回湖北，颇受重用，此时已当到了陆军暂编第21混成协统领，属于湖北军界的实力派人物。
张之洞一向看不起袁世凯这个后辈，因此对此次会操的胜负极为重视，一心想让对手见识下什么叫“姜是老的辣”。早在一个月前，老张就将湖北新军派往河南新乡，与河南新军合练，做足了功课，志在必得。
而袁世凯为了维护自己“大清朝军界第一人”的声威，更是半点不敢马虎，就连前往彰德的路上，他的北军一边行军，一边还在抽空操练，令人感佩不已。
3万多人的行军演习，光吃饭就是个大问题，为此阅兵处专门研制了一种行军蒸米。具体工艺是：把大米淘洗干净后，在水里浸泡50分钟，等湿度差不多了，再用蒸笼蒸熟后阴干以利于储藏携带。这种蒸米用水泡20分钟即可食用，俗称为“方便米”，很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方便主食。
10月22日，会操正式开始，首先是由两军总统官背诵演习总方略和特别方略。北军的段祺瑞声音洪亮，对章法非常熟悉，赢得一片掌声。接下来该张彪背诵了，张彪富贵多年，早已不复当年的英气，一开口就露了怯，只能由背后的参谋长念一句，他在前面跟着背一句，整个场面搞得很囧。好在他有自知之明，眼看自己难以胜任，索性临阵举荐黎元洪代自己指挥南军，总算保住了南军的颜面。
会操正式开始后，但见人喊马嘶，尘土飞扬，枪声四起，炮声震天，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协同作战，场面好不热闹。
会操一共进行了3天，北军表现得很严谨，每天演习结束后都要进行总结讲评。这可不是敷衍公事，像第一天的讲评，北军总参谋官张绍曾就当众考问第五镇统制张怀芝：本次会操，第五镇来河南的有多少人？留守山东的有多少人？有多少病号？其中多少轻伤，多少重病？帐篷有多少？马匹有多少？
想那张绍曾，当年不过26岁，虽说总参谋官现在看起来很牛，但在当时只是个不起眼的小官而已，居然敢如此刁难领导，可见北洋军当真不是浪得虚名。只是可怜了张怀芝，对这些问题完全茫然不知所知，只能涨红着脸嗫喏着回答：“我记不得了，请原谅。”
本次会操，各省派来了不少观察员，这是朝廷的指令，目的是让大家来考察学习。来的大都是受过现代军事训练的年轻军官，其中有两个人被袁世凯慧眼相中，一个是广西的蔡锷，另一个是浙江的蒋百里，袁世凯把他们俩都破格提升为秋操审判员。
至于西方各国，也来了不少武官和情报人员。而各家新闻媒体，外国的如英国的《泰晤士报》、《字林西报》，俄国的《警卫报》，德国的《营报》，美国的《月报》以及日本的《时事新闻报》和《每日新闻报》，国内的如《申报》、《时报》、《大公报》、《华字汇报》等，更是派出大量记者前往采访报道。来的人太多，以至于彰德府陡然间变得拥挤不堪，大小旅馆无不人满为患，很多人只能住在肮脏不堪的小客栈里，苦不堪言。
不管住在哪儿，这些都是有来头的人物，绝对不容有任何闪失。为此袁世凯特地从天津调来了400名巡警，以保障大家的安全。
洋大人们的安全当然没有任何问题，事实上就连当地的老百姓都很安全，这难免让大家觉得受宠若惊。原来大清朝的军队，不管执行什么任务都会骚扰地方，奸淫掳掠之类的事情干起来毫不手软，而这一次，参加会操的军队，无论南军北军，一律纪律严明，买东西也会照价付钱，自然赢得了人们的交口称赞。
3天的演习下来，审判团的意见是，北军要略胜一筹。老外的评价更仔细，他们认为：纵观两军阵法，当推北军为胜，河南军队稍差，湖北军队最不突出。德国和俄国的武官的意见很有代表性，他们认为中国陆军已经可以与日本匹敌。前来观摩的日军少将松川对此未置可否，只是承认中国军队进步很大。
10月25日，袁世凯和铁良在彰德城外的小张村举行了阅兵式，宣告会操圆满结束，之后设宴招待参演将佐及前来观操的各国来宾，大家尽欢而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