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劻恨归恨，对岑春煊他却毫无办法。而正当岑春煊在两广大刀阔斧的时候，大清朝的新政也进入了实质性阶段，步子迈得很大，直接奔着预备立宪就去了。
事实上早在庚子国变之后，尚在西狩途中的慈禧面对内忧外患，觉悟到旧的统治无从继续，一到西安即以光绪的名义发布变法上谕，宣称：“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成法”，“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要求各级官员在两个月之内，“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各举所知，各抒所见”。因有戊戌变法的前车之鉴，各地官吏反应不一，不少人持消极观望的态度，而时任山东巡抚袁世凯及张之洞、刘坤一对此却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晚清新政由此拉开帷幕。
首先是设立督办政务处，专门负责推行新政，派奕劻、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后来袁世凯也被补了进来。
随后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接踵而至，像裁撤书吏、衙役；裁撤詹事府、通政司、河东河道总督；整顿六部；重开经济特科；命各自开办新式大、中、小学新学校；命翰林院入京师大学堂学习政法；命各省选派留学生出国；令留学生归国，考试录用；命停捐纳实缺；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新设学部、商部、巡警部，等等，几乎包括了百日维新时所有的内容，只不过这一次改革由慈禧来主导，进行得就顺畅了许多。其中有一个虽小但很人性的细节是，取消了凌迟处死等极为残酷的刑罚。
待到日俄战争结束，君主立宪的日本打败了专制的沙俄，举国大哗，“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非小国能战胜于大国，实立宪能战胜于专制”。于是朝野舆论纷纷要求清廷仿效日本搞君主立宪，而自太平天国后大清朝即已开始内轻外重，督抚权力急增而朝廷权威日减，如此的政治格局在庚子国变后更是变本加厉。某种意义上说，中央政府的威信，近几年全靠慈禧一个人撑着。
慈禧是个明白人，知道今时不比往日，舆论已不可完全无视，遂在袁世凯领衔周馥、张之洞等督抚奏请立宪之后不久，决定效仿日本明治维新之初派大臣远赴欧洲考察宪政之旧例——当然，除了欧洲，还要考察更多的地方，这样才能显得我大清朝比小日本强。
1905年7月16日，慈禧假手光绪颁布诏书，命载泽等五人为考察政治大臣，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为立宪做准备。上谕明确要求“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五大臣分别是镇国公载泽、兵部侍郎徐世昌、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以及商部右丞绍英。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领衔的载泽。载泽是疏宗，也就是闲散宗室，但他命好，很获慈禧的垂青，指婚娶了桂祥的女儿，成为慈禧的内侄女婿、光绪的连襟，身价立增。这次出洋考察，他以镇国公的身份，名字排在第一个，其实是慈禧为了给他镀镀金，以期将来大用。
只是好事多磨，出洋的事儿并不顺利，主要是出洋考察的经费难以筹措。好在袁世凯带头认筹，慷慨从直隶铁路盈利中拿出10万两银子，并允诺以后每年筹款10万两作为出洋考察经费。有此表态，其他人亦开始跟进，总算解决了钱的问题。
到了出行的吉日，1905年9月24日，一大早，前门车站即已冠盖云集，送行的人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其中不乏达官显贵，却也混进了两个革命党人：吴越与张榕。
吴越生于1878年，安徽桐城人，自幼就读于私塾，屡试不第而放弃科考，由堂叔吴汝纶推荐入保定高等师范学堂学习。学习期间，因接触到了大量革命书籍，比如《革命军》、《警钟报》、《自由血》、《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等，吴越由此倾心于革命，结交了不少仁人志士，包括陈天华、杨笃生、张榕、蔡元培、章太炎、陈独秀、赵声等，更在赵声、杨笃生的介绍下，加入了“北方暗杀团”，担任支部长，并由蔡元培介绍加入光复会。
吴越思想激进，主张“杀一儆百，驱逐满清统治者”，有“手提三尺剑，割尽满人头”的豪言。他不只是说，而是真有行动。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之前的某一天，吴越与张榕结伴来到北京，决定行刺满族少壮派领袖铁良，临行前他留下了这样一段话：“满酋虽众，杀那拉（即慈禧）、铁良、载湉（即光绪）、奕劻诸人，亦足以儆其余；满奴虽多，而杀张之洞、岑春煊诸人，亦足以惧其后。杀一儆百、杀十儆千……”
到北京后，吴越住进了桐城会馆，经堂姐吴芝瑛介绍，他结识了鉴湖女侠秋瑾，两人一见如故。恰在这时，五大臣出洋考察一事发布，吴越认为这是清廷愚弄天下、借以维护其统治的一场骗局，遂决定先放铁良一马，转而刺杀五大臣。秋瑾对此极为支持，几次陪着他去前门车站踩点，商量行刺计划。之后秋瑾回老家筹备起义，吴越就在会馆里等待时机，并写下了《暗杀时代》等文章，希望未婚妻不要为自己悲伤，而要像罗兰夫人那样坚强。罗兰夫人是法国大革命时的领导人之一，在被送上断头台时留下了千古名言：“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她另外还有一句名言：“认识的人越多，我越喜欢狗。”
9月23日，五大臣出发前一天，革命同志、同时也是五大臣随员的杨笃生告知了吴越详细的出行计划。当晚吴越在桐城会馆大摆筵席，招待同乡好友。第二天一早，他和张榕乔装打扮成公务员，怀揣杨笃生亲手制作的炸弹，前往火车站，成功混了进去，吴越甚至混上了专车。
专车共五节车厢，前两节供随员乘坐，第三节是五大臣的豪华花车，第四节归仆从，最后一节装行李。吴越欲从第四节车厢进入花车时，被卫兵拦了下来，其南方口音引发了对方的怀疑，不让他过，正纠缠间，机车与列车相接，车身猝然被撞后退，乘客皆站立不稳，互相撞击，致使吴越身上的炸弹自行引爆，他自己壮烈牺牲，并炸死周围3个随从，伤了十几人。五大臣中，绍英伤了右股，载泽擦破头皮受了轻伤。
北京城戒严了，破案的重任，落到了工巡局头上。京师工巡局由肃王善耆主管，北洋警政督办赵秉钧因为创办直隶巡警，经验卓著而被安排主持实际工作。
侦破此次天字第一号大案，赵秉钧充分展露了他的天赋，带领手下一帮得力干将，不辞辛劳，历经艰苦，居然真把案子破了，抓住了那天趁乱逃走的张榕。最后是袁世凯觉得大事化小为好，张榕才躲过一劫，只被关进监狱了事。
因为这一番波折，出洋考察一事耽误了些日子，这段日子里，端方很是着急，生怕老佛爷改变主意。好在立宪呼声高涨，民意难违，尤其到了当年10月，俄国沙皇被迫颁布《十月宣言》，宣布进行政治改革，开设议会（国家杜马），立宪变法，西方列强中最后一个专制政权随之宣告结束。这个消息深深地刺激了大清朝，举国又是一片沸腾。慈禧坐不住了，立刻召见载泽，催促他们五个人抓紧考察各国宪政去。
但此时绍英一是伤还没好，二是已成惊弓之鸟，死活不肯再去。徐世昌没受伤，但他也害怕，早早就利用朝廷设立巡警部的机会，请求奕劻保他当了尚书，而以赵秉钧为侍郎。新官上任，事情多如牛毛，另外再找出一大堆冠冕堂皇的借口，新被派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的徐世昌，终于躲过了这个危险的差事。
接替他们二人的，是顺天府丞李盛铎及山东布政使尚其亨。出发前，慈禧太后亲自召见，殷殷饯行，场面极为隆重。因为吴越行刺在前，戴鸿慈代表五大臣的发言显得颇为悲壮：“人臣以身许国，义无反顾。”
这一次五大臣兵分两路。1905年12月19日，端方、戴鸿慈一路从上海吴淞口乘坐“西伯利亚”号邮轮前往日本，由日本转道美国，再奔赴欧洲诸国；1906年1月14日，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一路，则乘坐“克利刀连”号，同样驶往日本，同样经日本转道美国再赴欧洲，只是具体路线并不相同。
清廷终于开始行动，顿时引来全世界一片喝彩。德国《科隆日报》为此发表文章：“他们此次出洋是为了学习日本、欧美的宪法、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很有可能，他们会将西方的宪法、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移植到中国去。”英国的《泰晤士报》则做了如此报道：“人民正奔走呼号要求改革，而改革是一定会到来的……今天的北京已经不是几年前你所知道的北京了。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举制度，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变革。”
老外们的热情期待丝毫也缓解不了五大臣的辛苦，海上风急浪高，光从上海坐船到日本就要两天，还好养尊处优的大臣们经受住了考验。安然抵达后，他们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日本天皇接见了他们，前首相伊藤博文也特意前来拜访。
等坐了十几天船经夏威夷抵达美国本土后，清国考察团更是引发轰动。罗斯福总统接见之外，考察团所到之处无不引得万人空巷，人们争先恐后前来围观这些前面秃瓢脑后留小辫子的怪叔叔——要知道，席卷全美的嬉皮士运动及由鲍勃·迪伦、约翰·列侬他们引爆的全球摇滚浪潮，得到将近60年之后才会到来。
到欧洲后和在美国的待遇一样，英国是国王接见，法国是总统设宴招待。总之，所到15国，他们都见到了国家元首。另一方面，来自民众的热情更加澎湃，对这些扮相怪异的异邦来客，人们无不争相围观、一睹为快——只是围观，人们并无恶意。比如在瑞典，市民们送花、唱歌欢迎致礼；而在德国，当考察团游览德累斯顿爱博河时，无数游人都停下来向他们挥手致意……
当然也有一些小尴尬，像在美国三藩市，端方曾被宾馆的旋转门所困，死活走不出来，搞得狼狈不堪；而在旧金山，宾馆服务员帮考察团一行携带行李进入电梯时，大臣们竟误认电梯间为客房，觉得将他们安排住进如此不够档次的小房间，对此极度不满……这些只是小插曲，总的来说整个考察进行得很顺利。1906年7月，两路考察团前后脚回到上海，却无法回京复命，因为考察报告还没到。
原来大臣们为了不至于太辛苦，加上自知对宪政茫然无知，早在抵达日本的时候，即已由当过驻日本公使的李盛铎，派首席随员熊希龄去找人代写考察报告，结果找到了正穷困潦倒的大才子杨度。杨度实收一万块银元后，觉得时间很充裕，请熊希龄吃喝玩乐一番，便把这事放开了。五大臣没想到这帮留学生办事居然也这么不靠谱，只能以“考察东南民气、征集各省意见”为名，留下端方、戴鸿慈在上海等候，载泽等人先回北京做口头汇报。
端方马上派人去东京催杨度交稿，杨度这才开始翻阅资料，运笔构思。不愧大才槃槃，根本就没去过欧美的他，居然写出了两篇像模像样的宪政考察报告——《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再加上“乱臣贼子”梁启超应杨度之请所写的一篇《考察各国宪政报告》及《请定外交政策密折》等若干条陈奏稿，这些文章全部送到上海后，五大臣这才放了心。
和载泽他们的回京路线一样，端方、戴鸿慈同样先到天津。袁世凯的接待规格同样很高，他和端方交情不同，等戴鸿慈酒足饭饱回行馆睡觉之后，两个人绞尽脑汁密谋一番，定下了“立宪改革由改革官制入手”的宗旨，然后由袁世凯写了一份奏疏，托端方回京后代递给慈禧太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