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份的时候，袁世凯如愿以偿把直隶总督府从保定搬回了天津。接收当天，赵秉钧带领1500名全副武装的巡警，有效地控制了天津城。剩下的1500人，则接管了西沽、塘沽、山海关、秦皇岛、北塘等重地，秩序井然。
袁世凯像魔术师般一下子变出3000名巡警，令各国领事佩服不已，但也有点不敢相信，怀疑是军人假冒。袁世凯很大方，说你们尽管考他们。一番考查下来，老外们服了——这些穿着崭新警服的年轻人，确实个个熟知警务，绝非假冒伪劣。
安顿下来之后，袁世凯饮水思源，第一件事就是为李鸿章李文忠公建立祠堂。祠堂建好之后，他亲自撰写了一副对联以资纪念：
受知蚤岁，代将中年，一生低首拜汾阳，敢诩临淮壁垒；
世变方殷，斯人不作，万古大名配诸葛，长留丞相祠堂。
另一位受恩深重的是杨士骧，他也亲撰一副对联：
曾陪丞相后车，暂筹笔不才，获睹日月重扶之烈；
又见神州大陆，创崇祠以报，足增云霄万古之光。
了此一件大事，袁世凯松了一口气，开始布置整个直隶省的新政推进，等布置得差不多了，他再次上奏慈禧，请求给假回籍葬母。
袁世凯的生母刘氏夫人于1901年10月病逝于济南，当时正值慈禧定下日子准备回銮，如果各地有那么一点不安靖，无论是义和团死灰复燃，还是八国联军再动干戈，毫无疑问都会让老佛爷很不爽。所以面对袁世凯“开去一切差事，回籍守制三年”的请求，老佛爷毫不犹豫地夺了他的情，以“山东地方紧要，正赖运筹全局”为由，只给了他100天的假期，而且只许在巡抚衙门办丧事，不准护灵返乡。
袁世凯心有不甘，但不敢坚持原意，只好再次奏请回乡葬母。慈禧再次不准，不过她很给面子，下上谕赏刘氏正一品诰命夫人的至高荣誉，并建坊题褒，赐祭一坛。袁世凯感恩戴德，也就从了。办完丧事后，先将刘老夫人的灵柩移到济南城外，然后委托三哥世廉、五弟世辅、六弟世彤等人扶柩回项城，暂且停放在袁寨。
不能亲自葬母是袁世凯的一大心病。此时在天津，班子搭好了，政策定好了，总算可以放松一下，袁世凯不再迟疑，又给老佛爷上了一道奏折，请求回籍葬母。慈禧这时正好想去西陵祭祖，将心比心，不好再无视臣下的孝心，便赏了袁世凯40天假，并赏给3000两银子，但要求他在回老家前，先把修新易铁路的事给安排好。
慈禧要修的新易路铁，是一条祭陵专线，缘起于4月间她去东陵祭祖，来回500里，虽说坐的是比八抬大轿更大的大轿，但还是累得够呛。回想去年从保定坐火车回北京，又快又舒服，老佛爷灵机一动，就想去西陵的时候不妨也坐火车。这就得把铁路修到西陵，这个事现在看起来一点都不难，只需把京汉铁路从涿州新城县高碑店那里修条支线到易县梁各庄就行，全长不过42.5公里，只相当于一个马拉松。问题是，那会儿中国人还没修过铁路，不好办啊！
好在慈禧并不指望中国人来修，加上她信任袁世凯一定能办好，所以拨出60万两银子，提出6个月内修好的要求后，就再也撒手不管。
袁世凯最初也并没打算由中国人来主持修这条铁路，他看上的是英国工程师金达，金达曾设计过著名的“中国火箭”号简易蒸汽机车，是著名的铁路工程专家。谁知法国公使不同意，向清廷提出外交交涉，理由也还算充分：正在修筑的卢汉铁路由比利时公司贷款，法国政府是该公司的大股东，注入了80%的资金。而新易铁路从卢汉铁路分岔引出，属于卢汉路的支线，理当由法国工程师来设计建造。奈何英国人坚决不肯让步，袁世凯左右为难之下，干脆两不得罪，改任梁如浩为总办、詹天佑为总工程师，由中国人自己来筑。这是破天荒的一件事，袁世凯却天生自信，敢冒这个风险。
对于“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铁路”，梁如浩这个总办只是挂名，真正主持全局的，是詹天佑。
詹天佑生于1861年，广东南海人，是康有为的老乡，和唐绍仪、梁如浩一样，也是留美幼童出身。
留美幼童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官派留学生，由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容闳所倡议，在得到曾国藩、李鸿章等实力派大臣的极力支持下得以成行。1872年到1875年间，清政府分4批派出120名学生赴美，这些学生，平均年龄只有12岁。
幼童们被分配在54户美国家庭中生活，有不少人因此成为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的邻居。因为勤奋刻苦，他们很快就成为各自学校中最优秀的学生，并受到当时的美国总统格兰特的接见。到1880年，共有50多人考入大学，其中哈佛大学1人，哥伦比亚大学3人，麻省理工学院8人，耶鲁大学22人。
年轻人热爱运动，詹天佑、蔡绍基、梁敦彦、吴仲贤等留学生就曾自发组织过一支“东方人棒球队”；与此同时，长期的美式教育与生活，使得他们不愿再留辫子。他们穿西装，信仰基督教，甚至于迷恋上了民主、自由等离经叛道的东西，使得清廷留学事务局的官僚们大为不满，痛心疾首之余不忘奏请朝廷召回这些数典忘祖的逆子，以免贻笑大方。
容闳岂肯半途而废，遂四处奔走，他的好友推切尔牧师帮他联络了若干美国名校的校长，联名致信大清朝总理衙门；同时，推切尔牧师还和马克·吐温到纽约寻求已卸任的总统格兰特帮助，格兰特因此特意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
李鸿章在国内的辛苦斡旋没有任何效果。1881年，原定15年的幼童留美计划不幸夭折，除先期因不守纪律被遣返的9名、执意不归及病故者26名外，其余94人被分三批遣送回国。还好，此时詹天佑已完成了在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学业，是当年的120名幼童里，仅有的2名获得学位者之一。
留学生们归国后遭到了社会各界的严厉谴责，自然没有受重用的机会。第一批返回的21名学生均被送入电报局学传电报，第二、三批学生由当时的新式企业如福州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23名外，其余50名分赴天津水师、机器、电报、鱼雷局等处当差。一心想为祖国的铁路事业做贡献的詹天佑，就被分到了福州船政局，派往福建水师学堂学习驾驶海船；1882年11月又被派往旗舰“扬武”号担任驾驶官，指挥操练。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1884年的马尾海战中，福建水师高层望风而逃，詹天佑等留美幼童却表现得异常英勇，英资背景的上海《字林西报》有过如此报道：“西方人士料不到中国人会这样勇敢力战。‘扬武’号兵舰上的五个学生，以詹天佑的表现最为勇敢。他临大敌而毫无惧色，并且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还能镇定如常，鼓足勇气，在水中救起多人……”顺便说一下，共有6名留美幼童参加了此次海战，有4人壮烈牺牲，其中3人是詹天佑的耶鲁校友，其中包括“东方人棒球队”的队友邝咏钟。
可惜外国人的称道改变不了詹天佑的命运。一直到1888年，经留美同学、在京奉铁路任助理工程师的邝孙谋推荐，几经周折他才转入中国铁路公司担任工程师，此时正值津唐铁路（天津至唐山）施工，他以“帮工程司”的身份亲临工地，在现场指挥铺轨作业，与工人同甘共苦，表现相当出色。此后不久詹天佑又参与了唐山向山海关延展的关内外铁路的施工，表现更为出色，因此于1894年被英国工程研究会选举为该会会员。再后来詹天佑又参与修建了京津路、萍醴路（萍乡至醴陵）等铁路，其高超的技能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赢得了各方的交口称赞。袁世凯慧眼识人，于1902年10月19日，正式任命詹天佑为新易铁路总工程师。
把一切安排好之后，10月26日，袁世凯离开天津，在数百官员、仆从及士兵的扈从下，回乡葬母去了。
袁世凯刚一到家就挨了一记闷棍。二哥袁世敦不许从袁寨的正门出殡，灵柩也不能埋入祖坟正穴和父亲袁保中合葬，因为袁世凯的生母刘氏夫人是偏房，不能享受正室待遇。
袁保中的6个儿子，只有老大袁世昌和老二袁世敦是正房所生，此时大哥早已去世，袁世敦算长兄。长兄为父，袁世凯在外面混得再开，在家里也得听袁世敦的。袁世凯苦苦解释，说生母虽是继室，但正室夫人去世早，后来一直是生母操持家务，实际上同正室夫人差不多。当然，情急之下，口气不会太好。袁世敦急了，回道：“你别以为当了大官就可以这么跟我说话，外面的事我不管，袁家的事，我说了算！”说完就要走。袁世凯见状，赶紧下跪哀求，奈何二哥不为所动，死活就是不松口。无奈之下，袁世凯只好和几个同母的兄弟世廉、世辅、世彤商量，另择墓地安葬母亲。
袁世凯很迷信风水，立即托留在天津的周馥重金请来一个风水先生。此先生大名杨焕之，四川射洪人，一直在天津混，名气很大。周馥亲自陪着他赶到项城，杨先生四处察看，最终在袁寨东北20里的洪冢洼挑中了一块风水宝地。
袁世凯直接买下了那块地，规划下来，墓地约占120亩，在北面建了一所四合院，供守墓人居住，另有200多亩地作为耕地，其收入全部作为守墓人的生活费用和每年祭祀使用。
因为二哥捣乱，袁世凯决定把灵堂设在袁寨西北20里的袁张营。这个地儿，最早叫骡马张庄，部分袁家人由袁寨迁来之后，把名字改成了袁张营。胡乱改地名本不合规矩，只是袁家势力太大，大家也就认了。
灵堂设在袁张营一座20亩的大院里，周围安排有官兵站岗值勤。大院内分几个庭院，共有100多间房屋，足够宽敞。大院门前则摆放了许多丝绒骡子和绒线缝制的马，纸人、纸楼等则排出了十来里长，后来光烧就烧了几天几夜。
祭吊期间，项城县知县亲自前来充当执事，将近20天的时间，日夜开宴数百桌，凡前来祭吊者，不管认识不认识，一律随到随吃，绝对管够。袁世凯对客人不行跪拜礼，而是用一张方桌，四面绑上杠子，由8人抬着，袁世凯坐在上面迎接来客。
出殡当天自然是盛况空前。本来从袁张营去洪冢洼有一条直线可走，可袁世凯不走寻常路，特意绕道袁寨，兜了一个大圈子，显然是为了炫耀排场。
排场倒也真大，光最前面开路的马队就有几百人马，后面的队伍浩浩荡荡自不必说，里面富丽堂皇的龙凤銮驾，才是最大的亮点。至于袁世凯，他坐在一顶八抬大轿上，轿子特意去掉了顶子。他穿着孝服，端坐在上面，路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一路上不停有人招呼他：“嘿，老袁！”或者“老四回来了！”最开始卫队觉得岂有此理，便呵斥众人：“这是袁宫保袁大帅，不得放肆！”结果却是袁世凯不敢放肆，忙摆摆手制止手下，说：“到家了，没关系，没关系。”后来卫队也就随他们去了。
队伍所过之处，各家门前，都摆放着香案和茶桌子，以示恭敬。可以想象，这多半是县太爷做的工作。不过有两个人，谁的面子也不给，一个是袁家二哥世敦，他不仅没参加殡仪，甚至还特意穿了一身红衣服，纯粹是一种恶心人的架势。袁世敦之所以如此不合作，据说是因为袁世凯当上山东巡抚之后，这个二哥曾请他帮着去掉处分，官复原职，而袁世凯没有答应。
袁世敦之外，还有一个不合作者，是高元善高五老。
高、袁两家是项城的两大家族，高家更老牌一些，一向看不起后来居上的袁家，为此两家结下了很深很深的怨。高家做事出格，比如袁寨刚刚建成时，高家就在东门对面盖了一座两层的楼房，楼脊上修塑一柄硕大的三股钢叉，叉尖正对着袁寨。项城当地，管鳖叫鼋鱼，“鼋”音同“袁”，所以袁寨也可以说是鳖寨，高家用钢叉对着它，为的是让这个家族永世不得翻身。而因为此楼，这个叫高庄的地方，后来被改叫钢叉楼村，直到现在。至于高、袁两家究竟有什么样的深仇大恨，现在已没人说得清，反正袁母出殡当天，高元善家门口啥也没摆，坚决不向袁家低头，袁世凯也没拿他怎么样。
这些都是枝节，总的来说，葬礼的规格很高，当天现场冠盖云集，河南巡抚张人骏奉朝廷之命亲往祭奠，到场的其他大小官员更是不计其数，袁母可算是极尽哀荣。只可惜，陪葬的金元宝、金茶壶、金油灯、银白菜等贵重物品，1944年抗战的时候，都被汤恩伯的部队盗墓盗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