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五年以前，有学者曾预测，到２１世纪前１０年结束时，全世界的货币种类将从１７０种左右减少到１５种以下。按照目前的态势，除非欧盟东扩速度和美元化趋势加快，同时亚洲共同货币在不久后问世，“１５种货币说”还有实现的可能性。但时间绝不是２０１０年。
虽然目前已到了２０１０年，货币也没有下降为１５种，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未来世界货币种类将会大幅减少的预测。笔者的预测是长线的，在未来１００～１５０年，世界货币的种类将会减少到５种以下；在未来３００～５００年的时间内，世界货币很可能减少到一种。而当世界货币只有一种的时候，也就到了我们中国古代先哲们所向往的大同世界了。
也许有人会嘲笑说这是“痴人说梦”，但笔者对此很有信心。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对国际货币体系演进历史的一个长期考查。我们的古代先民曾经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充当货币，后来金银承担起了货币的职能。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货币天然是金银，而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不过，国际货币体系的产生却是１９世纪后期的事情了，它与经济全球化密不可分，并且其历史伴随着大国的兴衰，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
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
金本位的产生始于英国，这具有非常大的偶然性。笔者已在《牛顿和英国的金本位》（载《经济学家茶座》第 ２１ 辑）一文中有过讨论。历史往往就产生于偶然之中。１９世纪后期，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相继采用了金本位制。在金本位制下，由黄金充当世界货币，而且金币可以自由流动、自由兑换以及自由铸造或融化。金币的自由流动保证了各国货币比价的相对稳定；金币的自由兑换保证了黄金和其他代表黄金流通的金属铸币和银行券之间比价的相对稳定；金币的自由铸造或融化保证了各国物价水平的相对稳定。因此，金本位制是在当时全球环境中净收益最大的一种制度安排，它维持了各国汇率的长期稳定，因此极大地促进了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
金本位制实施了近４０年时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随着国际形势和经济环境的变化，实行金本位制的成本逐渐上升。首先，金本位制过于刚性，它使得世界经济的增长受制于世界黄金产量的增长；其次，由于国家间经济实力的差异，黄金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大国手里，造成其他国家的金本位制难以为继。在实施金本位制的成本超过收益后，它最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轰然倒塌。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恢复经济成为各国的首选目标，固定汇率制仍然受到青睐。在吸取了金本位制崩溃的教训后，１９２２年的热那亚会议确定了一种节约黄金的金汇兑本位制。各国货币被规定了一个含金量，代行黄金的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黄金只是在最后关头才充当支付手段。这个货币制度在一段时间内是相当成功的，它为各国战后的经济复兴作出了贡献。但是黄金数量依然满足不了世界经济增长的需求。当黄金的不足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国际金汇兑本位制于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资本主义大危机到来之时分崩离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发展重新成为世界主流。经过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混乱的国际金融秩序的体验，人们充分认识到缺乏协调的全球浮动汇率制度的危害。于１９４４年构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黄金—美元双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在该体系下，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又与黄金挂钩。布雷顿森林体系适应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在世界经济领域内单极化强势的地位，有力地促成了战后２０年“黄金时代”的形成。
到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随着世界经济的增长和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崛起，世界经济格局逐渐发生了变化，美国经济实力和地位的下降使得美元不再能够承载整个世界对本位货币的需求。美元清偿力供应与美元信誉不可兼得，美元危机随之爆发。随着“互惠信贷协议”、“借款总安排”、黄金总库、黄金双价制以及特别提款权等援助美元计划的失败，布雷顿森林体系于１９７３年彻底崩溃。
１９７８年，“牙买加协议”生效，国际货币体系进入牙买加体系时期。这个体系的特点是黄金非货币化、储备货币多样化和汇率制度多样化。全球浮动汇率制开始取代全球固定汇率制成为新的时尚。在１９９２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１６７个成员国中，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国家多达７８个，而且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了浮动汇率制度。
在牙买加体系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发生了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债务危机，９０年代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区域性货币危机。负责维护国际货币秩序和协调国际货币关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没有对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的防范和援助起到应有的作用。拉美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在危机中受到沉重打击，而美国在独享铸币税的同时，又不肯承担起维护和协调国际货币秩序的责任。国际货币领域内收益与风险的不对称分配、国际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不断增强以及国际货币体系脆弱性不断加大的事实充分表明，牙买加体系只是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亟待产生。
“石油—美元本位”？
牙买加体系下的国际货币格局仍然维持了美元的霸权地位。其主要方式是通过美元垄断大宗商品交易媒介地位的方式实现的。全球范围内主要的石油现货市场有西北欧市场、地中海市场、加勒比海市场、新加坡市场、美国市场５个。石油期货市场有纽约商品交易所、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以及最近两年兴起的东京工业品交易所。纽约商业期货交易所、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的石油期货市场都是以美元作为计价、交易和结算货币单位的。欧佩克（OPEC）一篮子平均价所监督七种原油也是以美元作为交易计价货币的，包括了世界上几乎最重要的石油现货交易市场，即阿尔及利亚的撒哈拉混合油（Saharan Blend）、印尼的米纳斯油（Minas）、尼日利亚的博尼轻油（Bonny Light）、沙特的阿拉伯轻油（Saudi Arabian Light）、阿联酋的迪拜油（Dubai of the UAE）、委内瑞拉的蒂亚胡安油（Tia Juana）和墨西哥的伊斯姆斯原油（Isthmus）。
为什么石油交易会全部选择美元计价？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石油太重要了，是工业社会的血液，现代社会对石油产生了最大程度的依赖。油价是一切价格当中最基础的资源价格，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不受到国际油价的影响。
那么，为什么必须要用美元作为国际石油交易的计价货币单位呢？有人可能要争论说，因为美元是国际货币，所以石油交易当然要用美元结算了。这只说对了一半。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承担了交易媒介、价值储藏和计价单位三大职能。现在国际贸易额的８０%以上是以美元结算，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美元所占份额超过６０%。不过，在石油贸易当中，美元是作为１００%的结算货币（假定暂不考虑伊朗石油交易所的交易）。据说这来自美国与沙特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达成的一项“不可动摇的协议”。这项协议具体出自哪里，笔者翻阅了很多文献也没有查到。不过协议的内容大致是沙特同意用美元作为石油唯一的定价货币。而由于沙特是世界第一大石油出口国，因此欧佩克其他成员国也接受了这一协议。美元约等于石油成为世界的共识，任何想进行石油交易的国家都不得不把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实际上，这等同于美元与石油的挂钩。对美国来说，以美元作为国际石油交易的计价货币，重要的不是汇率的高低，而是美元作为交易媒介的垄断地位，这就巩固了美元的霸权地位。概而言之，美国获得的好处大致上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征收国际铸币税。国际铸币税即一国货币为他国使用时所获得的收益。在这一点上，石油贸易与其他贸易以美元作为计价货币使得美国获得国际铸币税收益并无二致。
第二，影响和控制油价。既然石油交易以美元计价，美国就可以通过国内的货币政策影响甚至操纵国际油价。美国国内的利率调整和汇率政策都会直接影响国际油价。至于如何调整，要看美国国内的经济情况以及美国对外政策的考虑。
第三，也是笔者认为最关键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石油起到了原来黄金的作用。笔者猜想，虽然美国并没有宣布美元与石油的直接挂钩，美国也不是通过美元盯住石油价格的方式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但是由于美元垄断了石油交易的媒介地位，美元即使出现汇率的波动也不至于发生崩溃的现象。通过垄断像石油这样的大宗商品的交易计价权，就保证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应该说，这是国际货币体系运行方式的变化。有人甚至称这种现象为“石油—美元本位”或者“半油本位”。不过，从长远来看，这样还是无法避免“黄金—美元本位”所面临的特里芬两难，只能延缓这一过程。类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危机可能还会在不久的将来发生。
永恒的特里芬两难
特里芬两难是迄今为止国际货币体系遭遇的最大诅咒。当然，特里芬本人提出的两难是指美元的清偿力和美元信誉之间的矛盾。如果世界各国都需要美元来充当国际支付手段，则美国就必须通过经常项目逆差、资本项目顺差来输出美元；但是随着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扩大，人们就会对美元产生贬值预期，从而抛售美元，加快美元贬值的速度和加深美元贬值的幅度，甚至导致美元危机的爆发。
不过，如果我们将特里芬两难推而广之，就会发现两个定律。其一，任何实物来充当世界货币，都将会出现币值长期内不稳定的现象。例如，假如选择一种可以人工合成的金属来充当货币，那么所有的人都可能参与铸币，从而导致货币单位价值下降和通货膨胀；反之，选用黄金或天然钻石之类的贵金属或稀有矿物来充当货币，那么黄金或钻石的开采速度显然跟不上商品的增长速度，从而导致货币的单位价值上升和通货紧缩。要摆脱实物增长速度和商品增长速度不一致而导致的货币定值问题，实物本位就必须让位于虚拟本位。其二，即使由纸币来充当世界货币，那么发行纸币的当局在权利和义务的匹配上也很难一致。例如，目前国际货币体系动荡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独享了巨额的铸币税，但是却拒绝单独承担解决国际货币体系失衡的成本。要实现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或者美国要与世界各国分享铸币税，或者由美国独自承担调整成本。但是在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前提下，该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强势地位决定了它只会独享权利而拒绝承担成本。
因此，要一劳永逸地解决特里芬两难，就必须实现国际货币体系中权利和义务的匹配，而这只能在国际货币体系出现均势的条件下来完成。这就暗示，由区域货币取代国别货币来担任世界货币的职能，是大势所趋。
全球固定汇率的回归
在未来１００～１５０年的时间内，全球固定汇率制度将取代牙买加体系，成为适应金融全球化趋势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至于这种国际货币体系的具体形式，笔者认为将采取欧元区、美元区和亚元区三大区域性货币三足鼎立的形式，即蒙代尔所提出的“全球金融稳定性三岛”的构想。
笔者对于未来１００～１５０年内国际货币体系演变趋势的预测是：第一，更多的拉美国家将进行政策美元化，即在整个美洲很可能以美元作为内部名义驻锚。第二，更多的欧洲国家（甚至部分中东和北非国家）将加入欧元区（最近的欧盟东扩就是明证），由于目前欧元区的经济规模已经足以与美元区抗衡，因此在储备货币和国际记账货币方面，欧元将成为美元强有力的竞争者。第三，亚洲的情况要复杂一些，由于亚洲国家之间商业周期和经济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再加上历史原因和文化差异，该地区区域性货币合作的进展与欧美相比将会缓慢一些。亚洲货币合作将在《清迈协议》①所制度化的货币机制上进行扩展，在中期可能建立东亚地区内的汇率联动机制，而亚元的诞生还仅仅是值得期待的遥远蓝图。第四，全球三大货币区之间的汇率协调任务，似乎理所当然地应该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承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将来可能只负责三大货币区之间协调，而将货币区内的协调交给各货币区自己去承担。
笔者对未来３００～５００ 年内国际货币体系演变趋势的预测是：全球金融稳定三岛将是在金融全球化不断深化的环境中长期净收益最大的一种制度安排，它最终将导致世界单一货币的产生。
世界货币的历史视角
也许我们还可以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未来若干年后，世界各国的发展水平差距甚小的时候，我们今天讨论的世界货币种类问题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我们无法清晰地看到未来，但我们却可以回顾历史。
据J 。布莱福特·狄龙估算，从公元前１００万年至公元１５００年，经过如此漫长的历史岁月，全球人均GDP仅艰难地增长了不到５０%，且各地区之间的增长速度差异不大。所谓“西方世界的兴起”只不过是１６世纪以后的事情。甚至有人认为，１８世纪欧洲普通人民的生活水准与同时代的中国人差不多。保罗·拜罗克举例说，若以１００作为１９００年英国的人均工业化水平，按照这个参照系，１７５０年，欧洲几个重要的国家分别为：英国１０，法国９，德国８，意大利８，西班牙７，而当时的中国人均工业化水平为８。新增长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小罗伯特·卢卡斯认为，正是工业革命带来了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差异，而在此之前，人类只不过是处于共同贫困的状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特别是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一种类似于工业革命式的经济增长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卷土重来。在未来的若干年时间里面，世界各国怎样才能够共同获得经济增长的成果，共享繁荣呢？虽然历史总是在以螺旋式的方式上升，但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世界各国将会在经济发展的更高阶段上出现增长的趋同，世界货币将会统一成为一种，或者人类经济生活不再需要货币。
§§极限石油峰值、油价泡沫和权力纷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