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从正式并大规模使用纸币的赵宋王朝，到因币制崩溃而落荒逃离大陆的蒋家政权（公元９６０—１９４９年）的这段历史中，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一个所谓的“千年规律”：通货危机实乃王朝倾覆的最直接、最致命的原因。
———张宇燕：《通货危机与王朝倾覆》
是什么造就了虚假的繁荣？是什么造就了投机和泡沫？是什么造就了史无前例的全球金融危机？一些人认为，金融危机不可预测，是典型的“黑天鹅”事件———即那些极少发生的、发生之后具有巨大冲击性的、在事前又很难预测的事件。正如纳西姆·尼古拉斯· 塔勒布在其《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知的未来》中所说的那样，“仅仅一次观察就可以颠覆上千年来对白天鹅的数百万次确定性观察中得出的结论，你只要看见一次黑天鹅就够了”。另一部分人认为，金融危机是可以预计的，因而金融危机只是“灰天鹅”事件。
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终身荣誉主席利奥·梅拉梅德把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总结为七条，如果将其作一个大致的归类，可以看出，金融危机的根源有宏观经济政策的短视、金融监管的失误以及人性的贪婪。
必须承认，梅拉梅德所列举的流动性过剩、低利率、场外交易、房屋再贷款和次贷、房利美和房地美、企业“大而不倒”的理念、贪婪等都是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我甚至还可以列举出更多，比如日元套利交易、利益集团的作用、金融衍生工具的过度使用等。正如梅拉梅德自己所言，“这次金融危机不只存在一个罪魁祸首”。
尽管如此，但面对金融危机我们依旧十分无力。我们可以在事后归纳出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我们甚至在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就指出了流动性过剩会造成全球性的金融泡沫和流动性发生逆转的可怕后果，我们甚至早就指出全球经济失衡的局面不可持续，发生局部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很大。但我们依旧没有预测到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当时，我们认为在全球政治经济“中心—外围”的框架下，外围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很大，而确实没有想到中心国家———美国———首先会爆发金融危机。
今天，距离次贷危机爆发已经三年了。２００７年４月２日，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如今，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持续，全球经济依然处在二次探底的风险之中，我们依然无法预计它何时能彻底走出金融危机的影响。
在危机面前，除了需要总结教训、避免历史重演之外，我们恐怕还得学会调整自己，适应危机，并对未来的世界经济格局和货币体系做些设想或“思想实验”。
在现行的国际贸易和国际货币体系下，金融危机的发生是常态，是无法完全避免的。金融系统具有天然的不稳定性，它不是从内部爆发危机，就是作用于实体经济爆发危机。因此，我宁可把金融危机称之为“灰天鹅”事件，但解释却与梅拉梅德不同———那些你只能“窥一斑”而无法“知全豹”的事件，那些你能够准确地“知其一”而不可能准确地“知其二”的事件，那些我们只能做到“一知”而“半解”的事件？ ？
更进一步说，这场危机告诉我们，金融危机总是会以不同的面目出现，而我们是无法准确地预测。这场危机也告诉我们，在民族国家作为世界政治最基本的单元的背景下，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不但是有限度的，而且是可能逆转的———WTO框架照样解决不了贸易保护主义的问题，无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还是牙买加体系都解决不了对美元的约束问题。只有是对美国有利的事情，美国才会支持；反之则反是。符合美国利益才是国际贸易和国际货币体系通行无阻的前提；反之则反是。因此，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趋势不是不可能逆转的。
金融危机之后，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经济学家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滑铁卢”，他们早早指出了问题，却无法提供一个现成的可操作的方案让世界经济走出困境。
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用器物、制度和观念来划分文化的不同层次。其实，以此来描述我们面临的困境之源似乎也很恰当。从观念来讲，美国式的消费资本主义把世界引向了无以复加的境地。“在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消费无度的生活方式，寅吃卯粮的借贷观念，及时行乐的价值取向，在美元体系的保驾护航下膨胀到不可持续的地步。美国式消费资本主义的恶果之一便是全球经济失衡，美国以外的国家都被绑在消费主义的战车之上。到头来，成也消费，败也消费。消费主义的不可持续导致了经济危机，而全球经济的复苏依然寄希望于美国消费的复苏。
从制度上讲，美元体系成为美国透支美元信用、无偿占有他国生产剩余、并轻易赖账转嫁危机的吸血管道。在这一体系下，产油国、亚非拉初级产品和消费品生产国只能开动机器向美国出口，换回时刻有贬值风险的美元，还不得不把大部分贸易盈余投向美国的国债，从而第二次承受风险。尽管世界各国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的呼声此起彼伏，但我们依然看不到改革的迹象，想改变美国的美元霸权地位，谈何容易！
从器物来讲，更可悲的是，在全球“生产—消费”链条的运行中，大宗商品价格不断被推高，导致上述生产国贸易部门成本提高，贸易条件恶化，经济衰退甚至萧条。在次贷危机爆发后，这些国家不可能幸免，由于其经济的脆弱性，他们所受冲击更大。一旦经济危机蔓延，几十年的经济成果可能毁于一旦。而过度使用化石燃料更让生产国的气候与环境雪上加霜。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环境危机、气候危机数症并发，各国都难逃一劫。“狼藉残红”，落花满地，大浪淘沙，到最后谁先站起来，谁就是世界的老大。
中国经济身处其中，难以幸免。３０多年以来，中国依靠开放、改革、二元结构、地方竞争“四轮驱动”创造了经济腾飞的奇迹。金融危机之后，出口大幅度下滑，内需不振，就业形势严峻，创造中国奇迹的驱动力明显乏力，并且已然不可持续。靠盖房子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危如累卵，靠做衣服支撑的大国经济极其脆弱，靠血汗工资支撑的贸易模式受制于人。
当前，全球再次进入低利率甚至零利率时代，中国紧随其后。我们已经患上了严重的宽松经济政策依赖症。即便我们通过老办法（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克服了当前的经济危机，那么以后呢？短期看，保增长和调结构的政策必然被政策执行者落实为增长第一；长期看，没有结构调整，中国经济依然无法摆脱当前的困境。上一个困境走了，下一个困境又来了。１０年前的问题我们当下依然存在，１０年后的困境我们现在就可以预期。
如果说中国奇迹的产生靠的是观念、体制（制度）、模式（器物）的创新，那么克服当前困境和保持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出路仍然在于创新。创新不仅仅是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更是对我们发展观念、体制和模式的改变。
从观念上讲，发展至上的价值理念必须得到改变。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认真总结世界和中国经济发展理念的得与失，制定突围的长期战略，塑造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坚定不移地落实科学发展观。根植于工业生产之上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无法应对信息经济和低碳经济潮流之下的经济问题，我们必须重新挖掘马克思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等理论的现实价值，创新我们的经济理论和指导思想。
从制度上讲，中国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必须打破制约改革的种种藩篱。没有社会保障的全面建立和农民市民化的过程，内需就无法真正启动起来；没有资源能源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改革，科学发展观就无法真正落实；没有医疗、教育、铁路、金融服务等国有行政垄断行业的改革和开放，国内统一大市场就无法形成。
从器物上讲，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就很难走出目前的困境；没有新兴产业引导，下一个３０年的中国奇迹就很难被创造出来。我们根本不可能重复西方工业化的模式，依靠消耗资源能源支撑的经济发展道路已经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已经付出了资源、环境、气候和国民健康等巨大代价。
俱往矣！
尽管我们还无法清楚地描绘未来几年、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前景，但我们清楚地知道，支撑世界和中国发展的观念、制度和模式必须改变，中国必须为未来的发展找到新的经济增长和改革动力。很显然，能否创新我们的发展理念、制度和模式将决定我们的未来，也是对中国人智慧的一次重大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