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阳旧宅今为寺，犹有当时歌舞楼。四十年来车马寂，古槐深巷暮禅愁。
——（唐）张籍《法雄寺东楼》
生活方式是广义文化的一部分，生活方式对民族的习俗和性格特征的形成会产生一定影响。三四百年前，中国人是如何生活的？山西人的生活方式有什么特点？都市、乡村及社会各个层面上的人们的具体情况有什么区别？明清山西宅院人的生活方式或许可以解答这里涉及的一些问题，在高墙、深巷、高屋、广室中生活着的富有者们，大多数的人过着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的逍遥自在的舒适生活，他们在读书做官、赋诗作画、经营生意之外，听听小曲，看看戏文，逛逛庙会，追赶着许多新潮的东西和时髦的生活，甚至包括吸食大烟等等方面，都与普通百姓甚至与官僚阶层的人们有一些不同之处。
中国农业社会中最理想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让我们听听一千年前一位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宋太祖赵匡胤的说法。公元961年，也就是赵匡胤登上皇帝宝座的第二年即建隆二年，宋太祖与宰相赵普精心谋划，召集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宴饮，在气氛融洽的庆功宴上，众将酒酣耳热，宋太祖对石守信等人说：“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以好富贵者，不过欲各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好便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不可动摇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夕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太祖把握时机，适时提出以厚禄优遇为先决条件，解除了重兵在握的石守信等人的兵权，史称“杯酒释兵权”。位至显贵，身居豪宅，厚积金钱，广置田产，朝夕饮宴，纵情歌舞，子孙无贫乏之忧，自身无猜忌之虑，这难道不是世世代代向往的理想生活吗？王公大臣尚且如此，何况民人百姓？宋太祖当年说给石守信等人的生活蓝图，后来真的就是山西富贵之家的生活模式。
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的财东是李大全，合族居住在平遥城郊的达蒲村，李家既是票号的投资人，又是经营成千上万亩良田的大地主。由于李大全的精明强干，特别是把握时机及时将颜料庄改组为票号，使李家迅速积聚了巨额财富。李大全过世之后，儿子们在达蒲村修建了几栋豪华宅院，这也是当时修宅建院的风气所致。李大全有三个儿子，李视箴、李视言、李视听，兄弟三人将票号的业务全权委托给票号的总经理，在老家享受着田园生活带来的惬意和舒心。李氏家业按照传统社会里长子为尊的通行法则，由老大李视箴全面掌管，李视箴之后由老三李视听的儿子李典五接管。李视箴兄弟三人在达浦村里各建一处宅子，家家都是骡马成群，人人都是仆佣相拥。出则车马，入则仆随，衣则绫罗绸缎，食则山珍佳肴。老妈子、小丫头、管家、保镖、听差的全套人马，一应俱全，应有尽有，每家的厨房里还分设着大师傅、二师傅，有专门负责肉案的，有专门操作面点的，有端饭送菜递茶倒酒的，也有洗锅涮碗侍候小姐公子洗手的。李家人充分享受着富裕豪侈生活中的舒适，在优越的生活环境中渐渐消磨了智慧，消磨了斗志。李家财东如此，山西其他的大户人家也不相上下。
榆次近郊聂店村的王家，咸丰三年（1853）、咸丰六年（1856）分别在平遥县城开办了协和信、协同庆票号，十多年间王家便跻身全国著名商贾之列，经营着票号、钱庄、典当、绸缎、布匹、绒布、金饰、粮油、杂货、烟草各业的200余商号，店铺遍布全国各地。王家的协和信、协同庆两个票号兴盛达50年之久。除了开设票号之外，王家也是名副其实的大地主，当年王家拥有的好地就有1500亩，雇用几十名长工耕种，王家收租取利。王家发迹之后，在聂店村大兴土木，修建了几十处院落，都是一门三进的四合院落，东西有厢房，过庭做书房。这些宅院分别冠名培德堂、四达堂、聚庆堂、敦邻堂、青云堂、庆余堂、福绵堂等等，而且还根据修建的年代将这些院子分成了新院和旧院，根据方位将这些院落称做大北院、小北院、道南院等等。这些院落全部集中在聂店村的一个巷子里，人称其为“王巷”。大院里还设账房院、厨房院、东张院、北张院、裁缝院，专供佣人起居干活，还有专门存放马车、饲养牲畜的棚户院。总计聂店王氏的院落有45处，其中正房为三至四层楼的就有18座，占聂店村总面积的1/3以上。除了在本村修建的豪宅外，王家在榆次东北面伽西村一个地势险要、山清水秀的地方，还建起了一座王家寨子，深沟高墙，四面绝壁，明堡暗道，曲折迷离。在伽西村的寨子里，王家还有三处豪华的庭院，这是王家人预备的一个功能设施齐全的避难之地。聂店村王家当年修建的豪华宅院，今天大都成为一处处的残垣颓壁，然而通过这一处处的晋商旧址，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王家当年兴盛时生活奢侈的诸多痕迹。
明清山西宅院是封建社会后期富贵之家的缩影，虽说从1840年以来中国各个方面都在发生着巨大变化，然而这种变化对山西人的习俗观念的冲击作用非常有限，新观念的冲撞微乎其微。古旧的宅院里，我们看到的依然是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看到的依然是传统的生活方式。中国地域辽阔，各地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始终处于不平衡状态，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学者龚书铎先生认为：“一般说来，城市习俗的变化大于农村，东南沿海地区的变化大于内地边疆，通商口岸及开放城市的变化大于内地城市，使得近代社会的生活习俗出现新旧、中西并存的状况。19世纪40年代末，作为通商口岸的上海已经受到西俗强烈的影响……而晚于此时的北京地区，风俗仍然相当古朴……近代上海的习俗变化与内地古朴闭塞的民风，同时并存，形成巨大的反差。”山西地处内陆，民风古朴，所以山西宅院人的生活模式，恰恰就是中国近代以前最典型的富贵之家的生活。
直隶河间府人李燧，是乾隆十九年（1754）的进士，后来出任山西学政戈源的幕僚。他在山西逗留期间，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统统记录在册，成为考证山西地方文化的一份珍贵资料。
乾隆五十八年（1793）四月，李燧由江苏铜山县来山西，为山西学政戈源出谋划策，他的幕僚生活整整经历了两年。在此期间，李燧利用职务身份之便，游历山西南北府厅州县地方达48处，考察各地的教育和办学情况，写下了将近4万余言的《晋游日记》，并在嘉庆元年（1796年）将他的闻见付诸刊刻，对人们了解认识当时山西一些富贵之家的生活方式大有益处。乾隆五十八年（1793）八月二十日，“行三十里，抵绛州。绛州城临河，舟楫可达于黄，商廛辐辏，商贾云集。州人以华靡相尚，士女竞曳绮罗，山右以小苏州呼之”。九月初八日，“试竣，同富参戎试院观剧。两歌郎珠辉玉映，秀骨亭亭，其一演《狮吼记》，跪池尤佳。是夕酒酣耳热，宾主哗然。富素以豪爽自负，与同人赌酒拇战，屡战屡北，大醉逃去”。初九日，“游龙兴寺。登浮图，俯视闤闠，烟火万家，历历在目。凭眺移时，于静室小憩。旁有一精舍，红幕低垂，炉烟细袅，窗有唾绒痕，搴帘视之，则一十六七女郎，倚窗刺绣，竟不知其为女冠也”。富家人的生活状态，正如八九百年以前的宋太祖所讲述的那般，观剧斗酒，极尽奢华。听一位在山西大学任教的先生谈起过，他的先人曾给平遥蔚泰厚的总经理毛鸿翙当过副手，毛经理当年上厕所都有人跟从，而这位跟随毛经理多年的高级职员，也娶过两房太太，家里还因沾了蔚泰厚的福气修建了很像样子的一处大宅院。
清末时太谷县城被誉为“中国的华尔街”，街市繁华，富室栉比，竞相争豪，侈靡成风。各店铺待客的酒菜十分讲究，偶尔有人节约一些，就会被人指指点点，讥讽其不合时宜，耻笑其财力不足。当年太原举人刘大鹏受聘于太谷一大户人家的私塾，当地人讥笑其衣衫不够华美，这使刘大鹏感触颇深。刘大鹏在太谷富家执教期间，写日记的习惯不改，他忠实地记录了自己的所闻所感，也记录了当地的民情风俗，其中不少是对富贵人家生活方式的描述。这里选录了几则生活琐记，可作为参证。
光绪十一年（1885）十月二十五日：
平遥、祁县、太谷，票舆最多，得利最大，凡此做生意者，皆涉骄盈。当此之时，皆推为第一商人，有子弟者以住票舆为荣，而不知适以害子弟也。太谷一邑，奢侈者多，勤俭者少，此陋俗也。然尚有可取者，富饶之家最厚道耳。
光绪十一年（1885）十月二十七日：
此间生意奢华太甚，凡诸客商，名曰便饭，其实山珍海错、巨鳖鲜鱼。诸美味也，习俗使然，并无以此为非者。间有一二不欲如此者，亦不得行矣。
光绪十二年（1886）八月十六日：
余坐馆之村，富家最多。故于中秋玩月之夜，气象愈旺。父兄子弟率皆称觞玩月，所食者皆佳肴，所饮者皆旨酒，真是升平景象也，吾乡不及矣。
刘大鹏是太原近郊人，所言太谷人的生活胜过他乡许多倍，可见并无虚言。
光绪十二年（1886）九月初九日：
今日为重阳节，宜登高玩景，抒写胸中怀抱。特此地甚陋，并无高处可以登而瞻望，殊属闷闷。馆中虽有高楼，而楼外有楼，四面皆然，登之未能望远，亦与不登等耳。故云无高处可以瞻望。
光绪十二年（1886）十月二十七日：
太谷生意家莫不奢华，较昔年远甚。即有一二家欲为俭约者，亦有所不能，风气囿之也。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二十九日：
今日是太谷秋标期，凡生意家来往银两必于今日凌晓归给，一不交还，谓之顶标，即不能周行矣……闻商人言银子甚缺，息银较往年涨价，将有周行难通之势，殊属可畏……太谷生意每标过数，一家数十万、数万金不等，极少者亦数千金，其数百金者则不论也。
光绪二十八年（1902）八月二十二日：
演剧酬神，世俗所尚，相延已久，到处皆然，戏属何事，酬神而以此，神其吐之乎？然习俗流传，不知其非矣，有官守者犹且如是，矧属蚩者氓耶，抑又思之，世间有戏，殆亦俾未曾读书之愚民观感而劝惩也。
刘大鹏为我们留下的文字，足以说明当时富室大户人家的生活状况之一斑。那是一种商业繁荣、钱物充盈中的奢华，也是中国北方富贵之家清末生活的写真。
晚清文人吴锡纶在《怡青堂文集·馆童说》中讲述了一个聘请塾师的故事，说的是道光丁未年（1847）他到文水麻家堡任教的一段经历。吴锡纶谈到富室之家所以能做到重金延师，是因为积聚了相当财力之缘故。“近数十年，忻、太、汾之间，弃农即商，三江两湖滇黔闽粤以至西北塞外万有余里，贸迁所至，足迹几遍。”吴锡纶还在《答客问》中写道：“客有言临汾事者曰：此帮至康熙至乾隆时极盛，至嘉庆、道光时而衰，至咸丰时又衰。方其盛时，自数百万数十万之家相望，饰亭台聚古玩，买姣童于吴阊，购美姝于燕赵，比比也。纵捕博，蓄优伶，宾从杂沓。一言之悦，乾没万金不问。今不惟数大姓皆尽，并一时依草附木者消绝无有，城关人户仅异时之什一，街巷半为瓦砾。东关挂甲庄二十年前犹千余户，今几无人焉，他虽胜是，然视五十年前则已远甚。君居此十数年所见殊可凄，除废庙衙署兵目隶役外，民居寥寥，则三十年之后其萧条更有不止于是者。虽蹂躏于两地震两兵燹四大劫之中而不尽由此，君宁不少计之耶？”这里描写了一幅山西大户人家经济繁荣时的奢华生活，富有时起楼阁，聚古玩，组戏班，听歌舞，宾客云集，车水马龙，争相攀比，一掷千金。然而，道光、咸丰以后，内外战争连绵不断，富家之主屡屡捐资报效，经济实力迅速衰败，两次地震，两次战火，被毁的宅院难以数计，幸存今日的大宅子由此变得珍贵异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