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利思想是每个社会人或多或少都有的东西,而在我们驻足过的几十上百个院落里,读书求名、经商取利的现象更为突出。这既是商人经商立业的原始动力,也是他们事业有成的奋斗目标,更是人生价值的最终体现。每一处豪华庞大的老宅院里,都深藏着鲜为人知的拼搏和奋斗历史。晋帮商人形成时间早,经营规模大,资本雄厚,实力强劲,到明朝中叶时,山西商帮成为与徽州商人平分秋色的国内南北两大商帮,拥资数十万、数百万的大贾并不鲜见。明嘉靖年间(1522—1566),内阁大学士严嵩操纵国事的20余年,儿子严世蕃吞没军饷,杀害忠良,严世蕃曾与人评说天下豪富之家,提到资产在50万以上的共有17家,其中山西3姓,徽州2姓。明代学者沈思孝的《晋录》提到:“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明朝前期,两淮、两浙的盐引基本上由山西商人控制,以撰写《天工开物》著称的明末科学家宋应星,谈到盐政情形时也说,扬州业盐大户大抵都是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
明代隆庆年间(1567—1572)出任宣大总督的王崇古,出生于山西蒲州府的一个业商业儒的大家族。王崇古的父亲王瑶,一生以读书、经商二业并重,显姓扬名于乡里族邻。王瑶的兄弟王现,是当地有名的盐商,在他的墓志铭上,有一节训诫后人的话引人深思:“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经,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如此则子孙必昌,身安而家肥矣。”王现认为,正当的商业活动与万人师表的士大夫相比,道德方面毫不逊色。他还认为,只要是正当的经商活动所取之利,即使蓄积巨万,也不可耻,那是天赐之福,应该坦然接受。
在平遥、太谷、祁县几地的古城里,明清时期的商家院落,矗立街市的两旁,不少就是当年的店铺、票号所在。山西票号执掌了一个世纪的清代金融业,因此民间盛传着“金太谷,银祁县”歌谣,说的都是当年这里的繁华和富足。在日升昌票号的几进院子,有一副非常醒目的楹联:上联“日丽中天万宝精粹同耀彩”,下联“升临福地八方辐辏独居奇”,横联为“丽日凝晖”,日升昌票号的东家和经理,将他们的美好愿望和商号发展的远景宏图统统寄予其中。日升昌票号,从其字面意义讲就是取其如日东升之意,在中国最早的经书《诗经》中说:“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票号如日月般光华,如日月般永恒,后来日升昌的经营业绩确实有如一轮朝阳,曾经普照着巍巍中华的九州大地。
在日升昌票号影响下,平遥好几家绸缎庄跟着改组票号,祁县茶庄也有改营票号的。继日升昌票号出现之后,平遥县出现了“蔚”字五联票号,蔚盛长、蔚丰厚、蔚泰厚、新泰厚、天成亨等几个绸缎庄统称为票号。到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晋中榆次、介休、祁县等地的商人,又在平遥县开设了协和信、协同庆、百川通、乾盛亨等票号,山西票号渐渐形成了祁县、平遥、太谷三大帮垄断的局面,平遥则成了清代山西票号的总部和渊薮。道光年间(1821—1850)山西票号刚刚兴起时,有日升昌、蔚泰厚、天成亨、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日新中、广泰兴、合盛元、志成信等10大家。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票号又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光绪年间(1875—1908),票号在规模和数量上都达到鼎盛,最盛时保持了30家总号的规模。票号业务最好的几年,如光绪二十八年至光绪三十二年(1902—1906),每年汇款的总额达到1000多万两,光绪三十四年(1908)全年汇兑达2000万元以上。
票号的股东大多是地主兼商人的双重身份。日升昌股东平遥县达浦村的李家,在宣统末年时家有土地两万顷;介休侯家有蔚字五联号票庄,兼有杂货绸布店大小各色字号五六十家,资产达到四五百万两;祁县乔家除经营大德通、大德恒票号外,分布在东北、西北以及京、津、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的钱庄、当铺、粮店、茶庄总共有200处以上,仅流动资本就有700万至1000万之多;经营志成信、锦生润票号的太谷曹家,总资产也在六七百万两之多。这些票号开业时的资本,多则二三十万两银,少则几万两,然而东家的资财却是票号资本的几倍甚至几十倍。这些山西财东的实力不能不令人惊叹。
19世纪后期的三四十年,是票号发展最好、发展最快的时期。山西票号一时遍布全国各主要城市和商埠,市面流通全视票号账房盈实程度进行周转。票号的活动区域,还从国内扩展到国外。道光年间(1821—1850),山西票号已在北京、天津、张家口、开封、西安、苏州等地设立了分号;同治年间(1862—1874),相继在盛京、南京、扬州、清江浦(在江苏境)、河口(今江西铅山)、汉口、长沙、湘潭、常德、广州、重庆、成都等27个城市设立分号。以后,又向东南沿海和边远城市发展,东至营口、上海,西至甘肃兰州和新疆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南至香港,北至库伦(今蒙古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等地,在边远的贵阳府、云南府(今云南昆明)以及泉州府(今福建厦门)等地都有了山西票号的分支机构。光绪年间(1875—1908)票号发展达到鼎盛,山西票号除总号外,分号达到400余家,分布于21个行省的85个重要城镇及蒙古、新疆等边远地方。票号的势力范围以黄河流域为基地,向东西南北四处扩展。以日升昌票号为例,道光三十年(1850)时已在北京、苏州、扬州、重庆、三原、开封、广州、汉口、常德、南昌、西安、长沙、成都、清江浦、济南、张家口、天津、河口等18个城镇建立了分号;光绪十二年(1886)后,又陆续在沙市、上海、杭州、湘潭、桂林等5大城市增设分号,在全国的分号达到34处。票号设庄之广是空前的,获利也是空前的。据晋商研究专家张正明先生《晋商兴衰史》记载:日升昌在北京等地的14个分号,仅光绪三十二年(1906)这个账期获利就有583v2两银,而当年这14家分号的收交汇兑白银是32"5 4两。与此同时,山西票号将业务范围扩展至海外,在朝鲜的仁川和日本的大阪、神户、东京都设立了山西票号。如祁县最早的票号合盛元于光绪三十年(1904)在日本东京、神户设立了分号,国内的分号也有10处。山西票号由总号控制着众多的分号,构成了四通八达的金融汇兑网络,并且开创了国内银钱业办理国际汇兑的先河。
山西商人在本省和外省开设的钱庄、当铺也很多,据清代京畿道御史祥章在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三日(1840年4月24日)的奏折称:“京城内外,钱铺不下千余家,且山东、山西商人俱多。”在苏州,乾隆三十年(1765)时,山西商人开设的钱铺有81家,并由他们出资兴建了风光几个世纪的全晋会馆。据北洋政府农商部的统计,民国元年(1912)山西全省有钱庄412家,主要集中在省城太原和晋中的榆次、太谷、祁县、平遥、平定,晋南的曲沃、安邑、洪洞、汾城、霍县,晋北的大同、代县和晋东南的晋城等地,钱庄的势力遍布全省城乡。以塞外之地的归化城为例,截至光绪末年,该城的钱铺有数十家之多,东家有祁县帮、忻州帮、代州帮,也有榆次常家开设的大厚玉和大丰玉钱庄。清代全国的典当业江南以徽商为多,江北以晋商为多。据咸丰三年(1853)的统计表明,当年北京的当铺由晋商开办者达到2/3,达到109座的规模。其中介休人开设59家,灵石人开设23家,其余为平遥、孝义、太谷、文水、汾阳、阳曲、榆次人开设。晋中巨富祁县乔家,不仅开设大德通、大德恒票号,而且在西北、东北、京津地区和长江流域各大商埠以巨资经营当铺。介休的冀家除经营票号外,10万两银子的当铺就有钟盛、增盛、恒世、世盛、永盛等多家。
另外,山西商人在各地开设印局和账局,放钱收利,山西商人的印局遍布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北京、天津、汉口各大商埠尤其突出。清代张焘在《都门杂记》中称:“印子钱者,晋人放债之名目也。”山西籍大学士祁寯藻的一份奏折中说:“窃闻京城内外,现有山西等省民人开设铺面,名曰印局,所有大小铺户及军民人等,俱向其借用钱文。”“京师地方,五方杂处,商贾云集,各铺户籍资余利,买卖可以流通,军民偶有匮乏日用以资接济,是全赖印局的周转,实为不可少之事。”印局是对贫苦劳动人民发放的高利贷,账局则是经营城镇工商业存款、放款业务的金融组织。由于城市商业发展的需要,各行店铺全恃借贷流通,于是由商业资本中分离出来一种专业信用组织——账局,以山西汾州府和平阳府的富商开设账局者最多。山西富商携资进京设局,特别注重给予候选官吏借贷方面的支持,从中谋取厚利。中国较早的账局,是乾隆初年由汾阳商人王庭荣出资4万两兴办的张家口祥发永账局。账局发展到咸丰年间(1851—1861)实力大增,主要分布在北方各大城市,如北京、天津、张家口等地和山西本省的汾阳、太原两府,进而发展到东北三省和南方的福建、四川等省以及蒙古的库伦,其规模也是相当可观的。咸丰三年(1853年)京城有账局268家,其中山西人开设的有210家,其他为顺天府商人和山东、江苏、浙江、安徽、陕西商人开设。由此可知,山西人经商不只是万里行商,坐地取利的也不在少数。
阳泉近郊的官沟村,清代属平定州辖境。这里的一处清代宅院,被当地人称做是张氏梅花宅院,也有人称其为银圆山庄。透过张家院的兴衰历史,展示出清代中后期晋中工商业发展的一鳞半爪。明末清初,阳泉赛鱼张氏第六代张文秀迁居官沟,成为官沟张氏的第一代传人。几代以后,张家人丁逐渐兴旺,有人外出谋生,与介休冀氏在河北承德合开“永义公”商号,主要经营山西铁货。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永”字号不断壮大,到清朝中叶时,经营范围由单一的铁货发展到了日用杂货、绸缎布匹、票号钱庄、车马旅店等等行当,在热河的赤峰,辽宁的锦州、大连、营口,吉林的长春,山东的德州,以及本省境内的榆次、寿阳等地,都开设了分店分号。官沟张氏在第八代时分成了永庆堂、广和堂两大股和忠义店一支。永庆堂下有四门:长庆堂、德庆堂、三义堂、忠信堂;广和堂下有忠和堂、义和堂、致和堂、天锡堂、孝友堂。忠义店一支因兄弟不睦而返回赛鱼。官沟张氏宅院就成为永庆堂和广和堂两支的大本营。在官沟的大院里,张家后人不断拓展家业,积聚财富,直到抗日战争前夕,张家的私人商号在当地依然有一定的名气。夕阳西下,古道凄清,走在几百年前铺砌的一条可以并行两三辆马车的石头路面上,看着那些方方正正的花岗石垒砌的堡墙、院墙和屋墙,跟随当地人出院又进院,听他们讲述张家零零星星的往事,对生财有道的山西商人在积聚了相当的财富之后,不惜财力物力修建起一座座传世之宅,哪怕是藏之深山僻壤,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