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传统建筑的结构看，关于屋室的用材几乎都与木材相关，如架、柱、梁、檩、枋、斗拱、椽、檐、隔扇、门窗等等，都是木质结构。也就是说，远古时，人类居住的房子中一切框架的东西都取自木材，用砖用瓦是后来烧制技术发达以后才出现的事情。古代房屋建筑中，砖瓦的作用较之木材退居其次。唐宋时期，社会经济繁荣，但在唐宋正史食货志里，没有关于烧造的记载。今天看到的正史，《明史》中关于烧造也仅有300余字，其中提到：“烧造之事，在外临清砖厂，京师琉璃、黑窑厂皆造砖瓦，以供营缮……是时（指嘉靖年间，即1522—1566）营建最繁，近京及苏州皆有砖厂。”历来关于制造砖瓦一类的事情似乎都没能登上正史的殿堂，而随着明代中叶以来修建营造事业的繁荣发展，砖瓦成为各种建筑材料的主要品种。明代生产出大量的高质量砖石材，因此明代大型建筑比以往任何朝代都多。我们今天看到的山西老宅院，至今还有明清时期留下来的方砖院落。
靠崖式建筑
靠崖式建筑是山西、陕西地方民居建筑的一种基本形式。
明清山西宅院布局随地貌特征、随崖势走向而定，多出现在山坡、土塬的边缘带上，这是明清山西宅院的一大特点，说成是台阶式的住宅建筑也未尝不可。阳城陈廷敬相府的三排气势恢宏的藏兵洞，灵石王家大院红门堡建筑群，都是这样的建筑。这类宅院群的后背紧靠山崖，前面是开阔的川地，很像是靠背椅的样式。这种建筑既减少了土方量挖采，又顺着山势，层层起高，上下层基本不会重叠，形成一层比一层高的、视角上错落有致的建筑群体。根据山坡的面积和山崖的高度，可以布置几层台梯式的窑洞，下面一层的窑顶就是上面窑洞的庭院。号称世界奇迹的万里长城，事实上也是依山建势的军事防御体系，在山势陡峭的地方，城墙低矮一些；在平坦开阔的地方，城墙建筑得高一些。整个城墙，里面低，外面高，使城墙居高临下，控制险要。在河岸、山谷处，也是利用原来的山崖陡坡，里面没有多高，可是从外面看，却非常险峻。可以想象，居住在院子最高处的人，无疑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
沁水柳氏宅院是依山而建的宅院群落，为了使府邸院落更安全，东边砌筑了石券窑洞，以窑做墙，周围建砖窑72孔，且是两层叠式券法，从外观看排排砖窑，层层叠叠，而且窑门前还建有封闭型的防护花墙，外人难以攀越，内行路路畅通。在第二层的窑顶前檐建有垛口式的环山护带，防止外来者窃盗，垛口内有石条铺砌的宽敞走廊，从而使柳宅的建筑基地形成一个递叠的平地。柳府入口处，有关帝庙，左右两侧是魁星阁、真武阁，是进府的必经之道。柳氏宅院建筑防卫森严，不可轻入，九门九关，关关连环。
阳泉官沟也属于这类建筑。在陡坡上建筑整齐的四合院落，平面有限，所以张氏宅院里，往往下层的洞顶就是上层房舍的基础，下层房舍为上层的围院，巷道都是下层庭院的洞顶。每座院落都为二进，前堂后舍，中轴排列，墙身青砖白石，屋脊吻兽，门墩石狮，飞檐斗拱，木石砖雕，古朴典雅，独具特色。前院为开放性活动场地、社交场所，设厅堂和左右配房，后院是封闭性的家眷居处，偏院则为下人的住所和厨房、菜窖、粮库等。上院、下院都有屏门来贯通偏院。永庆堂从底到顶共有四层，院中的窑洞都有地道相通，不出门就可以上下走动。而且是一层存放家什用具，二层佣人、长工住，三层存放粮食、杂物，四层东家少爷居住。在长庆堂院落，共有五层，最高层供奉着祖宗牌位，其余有私塾、商铺、更夫居处等等。由于张家人大多务农，很多窑顶就是当然的打谷场所。因地制宜，因势取材，成为山地丘陵地貌中建筑的一大特色。
城堡式建筑
这是山西古宅旧院的一种主要形式。
对城堡庄园的向往，古今中外无一例外，特别是战乱时期，城堡建筑的优势更加突出，室高墙厚，封闭安全，院中套院，居住隐蔽，顶端设置更楼、眺望楼一类的辅助设施，防盗缉盗的功能无可比拟。明末天启七年（1627），陕北饥民暴动，很快成燎原之势，迅猛发展。随着起义军力量的壮大，李自成在湖北襄阳建立了新顺农民政权，决定进取北京，推翻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李自成大顺军一路北上，捷报频传，三月十九日攻占北京，皇帝崇祯吊死于煤山，明王朝276年的统治结束。然而，明将吴三桂勾结关外八旗，引清兵入关，内外夹击农民军。四月三十日，李自成撤出北京。六月，率师转至山西，七月，渡过黄河，进驻韩城，不久到达西安，后又转战湖北等地，终被清军击败。李自成起义军两度进入山西，在泽、潞一带曾经停留了较长时间，所以上党地区的明晚期宅院建筑的城堡特征更明显一些。
城堡象征着财富，象征着权威，象征着尊严，象征着安全防御。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国师董卓在陕西眉县东北渭水北岸主持修建了郿坞，墙高丈余，周一里余，广聚金银财定，囤积粮谷，号万岁坞，为典型的中国古代城堡。董卓败后，人亡坞毁。与董卓的郿坞堡相比，山西宅院的城堡特点有过之而无不及。
洪洞董寿平的祖宅，碛口西湾的陈家堡，阳泉官沟的张家院，阳城的砥洎城，都以城堡的形式修建。外面有厚实高大的围墙，将自家的庭院全部圈起，围墙或圆或方，或呈不规则形状，围墙上仅有一两个大门供人出入，堡内则建成几栋甚至几十栋的房舍，颇有庄园领地的风格。一个堡寨实际上就是一个独立小王国，堡内人来往自由，对外则有所限制。如果是外来客人，或许就难以进入这个自成体系的城堡。城堡式建筑的另一种形式是用房屋高大坚固的墙背将内院与街市完全隔绝，如祁县乔家大院、渠家大院和太谷曹家大院都是这样的建筑。乔家大院的外墙高达17米，厚达1米，有镇守院落的总门卫，有可以鸟瞰全院的更楼。更楼实际上也就是岗楼，每院房顶都有走道相连，无论白昼夜晚，无论刮风下雨，这些走道上都有更夫巡逻值班。为方便起见，担负护院重任的更夫就住在更楼，整个城堡完全置于6个岗楼和众多保镖的视野之内。有如此严密的防范措施和建筑手段，院内安全万无一失，所以乔家在一二百年间没有发生过大的失窃和外侵事件。乔家大院在光绪年间（1875—1908）还进行了整修，当时执掌乔家的是乔致庸的三儿子乔景俨。他看到地方治安不好，就与兄弟们合计加固了乔家堡，费了好大周折，花费不少银子，买断街巷的所有权，堵塞街口、巷口，扩建侧院、跨院，院与院之间庑廊相通，通过大门顶的“过桥”，南北院相连，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座城堡建筑。介休张壁古堡，是一处军事防御特征更突出的城堡宅院。黄土夯造的堡墙，高13米，厚2米，一条石砌的坡道，一眼拱券的石门洞，护卫着堡内民人的安全。堡内巷道通连，分成几块，有大东巷、小东巷、贾家巷、靳家巷、户家园、王家巷。在这个有关帝庙、可汗庙，有明堡、暗道的村落里，外面森严壁垒，里边一应俱全，既是依山建势的宅院群，又是一处引人入胜的城堡建筑。
城堡宅院大都背山面水，构成天然屏障，外观似庄园式村落，有很强的军事防御功能。城堡式建筑有一家一户所建，也有的是同姓同宗人的居所。有时，人们选择山谷隘口、易守难攻的地方，大多为了躲避天灾或者是人祸。几十户人家，构建屋舍居住一处，外面围以坚固的墙堡，如阳城的砥洎城就是这种建筑的典型。从外面看是一个大堡子，里面居住的户与户之间，都有高墙、深巷相连、相分，巷道上建筑砖券的门洞，就如同城池、门阙的建筑一般，蔚为壮观。可以说一村就是一片相连的建筑群。外人进村后，常常如入迷宫，好进难出。堡内还建筑了望巡更一类的塔楼，形成群屋一体的格局。清初号称天下第一清官的于成龙，是山西永宁州（今山西离石）人，明末盗起，有乡人在邻接于家的地界上建一城堡，风水先生说对于家不利，于成龙的父亲于时煌说：“我里千家堡聚，独我家不利？害少而利多，堡当筑矣。”堡子修成，终亦无害。由此看出，当年城乡筑堡之风盛行一时。
城堡建筑大多是为了抵御乱世的冲击，同时也是家族财富聚敛之后保全财产、性命的有效办法。阳泉官沟张氏宅院的整个建筑群建在一座30多米高的陡峭山脊上，占地将近2万平方米，由11个相对独立的分院组成，有一个共用的大石门洞，成为进出堡寨的必经之地。远远地看，这个上下近50米的10层建筑，在山脊上随地形而变化，依地势而盖建，构成了一组错落有致、宏伟壮观的阶梯式庭院。张家宅院有房屋185间，窑洞125眼（不包括暗窑），形成楼、屋、窑相结合的宅院群。
南北结合的建筑风格
山西的一些明清宅院，还充分吸收江南民居的建筑风格，形成黄土高原上颇具特色的宅院文化。
江南建筑多为阁楼，通俗解释是远古巢居方式的延续。不论如何，明清时期江南一带的许多建筑是干栏式的高足建筑。优点是下部开敞，空气流通，人居楼上，可防瘴疠之气，可防毒蛇、猛兽之侵袭。榆次车辋常家宅院就吸收了江南建筑的一些手法，如院子里建筑了一个白玉围栏的石雕献亭，让人的视觉感到非常舒服。常家的楼房建筑之所以较少逼仄之感，而多的是一分从容有序，成为一种有文化底蕴的建筑群，就是这个缘故。曲沃城里的薛家大院，江南建筑特色更加明显。这所建于清代咸丰年间（1851—1861）的四进式院落，是当时一位名叫黄扆的知县修建的内眷居所，为木构建架，每一进都是完整的四合院楼式建筑。黄扆任职期满后，住所卖给洛阳城一位阎姓商人。再往后，又转为薛氏居住，当地人因此称其薛家大院。类似的吸收了江南风格的宅院，在沁水的柳氏、襄汾的丁氏宅院表现得也很突出。襄汾两进院的后门，木制的二层软门，二层阁楼，都是比较典型的南北结合的建筑物。沁水柳氏因其族中人有在湘楚一带为官者，所以在清代中叶修复柳府时，用江南精巧的园林雕刻工艺加以精心装饰，同时在被毁的遗址上兴建了花园、亭阁，使得这座藏于深处的宅院建筑群，带上了浓厚的江南建筑特色，可以说，这是集南北建筑风格为一体的明清山西宅院。
山西境内的明清宅院，一层窑洞二层楼的建筑也很普遍。平遥临街的商家宅院，大多是雕花装饰的二层二进楼院，窑上建楼，风格独特。平遥城里日升昌经理侯殿元的七间七檩宅，就是底部窑洞二层楼房的建筑，不仅正房是下窑上屋，厢房也是如此盖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