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唐宋以来，禅宗最为兴盛。北宋中叶以后，禅悦风气甚浓，士大夫的禅学水平空前提高，对佛经禅学的意旨多有发明，士大夫为佛经作注疏以及为禅师语录作序遂成为一时风尚。如王维、柳宗元曾撰六祖大师慧能碑铭；王安石著《维摩诘经注》三卷，《楞严经解》十卷，又著《华严经解》；黄庭坚为翠岩可真、云居元佑、大沩慕喆、翠岩文悦、福州西禅暹老诸禅师作序。张商英对佛禅更是深有研究，不仅从兜率悦禅师参禅，为禅门大德语录作序，而且撰写《护法论》、《金刚经四十二分说》、《法华经合论》等。士大夫的禅学水平也受到禅师们的高度评价，如惠洪称赞王安石的《楞严经解》：“其文简而肆，略诸师之详，而详诸师之略，非识妙者莫能窥也”；惠洪作《智证传》、《僧宝传》，屡引苏、黄之说与佛经禅籍相印证，如引苏轼《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证《金刚般若经》，引《宸奎阁碑》作《僧宝传》中的《大觉怀琏》传，引黄庭坚《黄龙心禅师塔铭》作《僧宝传》中的《黄龙宝觉禅师》传。一些士大夫所作禅师语录序，也颇为丛林称道，释道融称：“本朝士大夫与当代尊宿撰语录序，语句斩绝者，无出山谷（黄庭坚）、无为（杨杰）、无尽（张商英）三大老。”尤其是张商英的禅学，更受到禅门学者的推许，被称为“相公禅”，以至于竟有禅门长老承嗣张商英开堂说法。
文士精通禅学，释子吟咏诗歌，因此文士叩见诗僧、诗僧谒见文士成为宋代一大风景。文士希望得名僧印可，如“本朝富郑公弼，问道于投子颐禅师，书尺偈颂凡一十四纸。……杨大年侍郎，李和文都尉见广慧琏、石门聪并慈明诸大老，激扬酬唱，班班见诸禅书。杨无为之于白云端，张无尽之于兜率悦，皆扣关击节，彻证源底，非苟然也。近世张无垢侍郎、李汉老参政、吕居仁学士，皆见妙喜老人，登堂入室，谓之方外道友”。诗僧因名士汲引以名扬天下，如“林和靖之于天台长吉，宋文安之于凌云惟则，欧阳文忠公之于孤山惠勤，石曼卿之于东都秘演，苏翰林之于西湖道潜，徐师川之于庐山祖可，盖不可殚记”。
那么他们契合的纽带是什么？汤用彤先生指出中国古代士大夫与僧人交往，主要有三种动机：谈名理、切磋诗文、信奉佛理。“盖魏晋六朝，天下纷崩，学士文人，竟尚清谈，多趋遁世，崇尚释教，不为士人所鄙，而其与僧徒游者，虽不无因果福利之想，然究多以谈名理相过从。及至李唐奠定宇内，帝王名臣以治世为务，轻出世之法。而取其士，五经礼法为必修，文辞诗章为要事。科举之制，遂养成天下重孔教文学，轻释氏名理之风，学者遂至不读非圣之文。故士大夫变六朝习尚，其与僧人游者，益多交在诗文之相投，而非在玄理之契合。文人学士如王维、白居易、梁肃等真正奉佛且深切体佛者，为数益少。”北宋士大夫与僧人交游多是缘于诗文、诗僧人格及士大夫照破生死的需要。详而述之如下：
一、诗文之因缘
唐姚合《送无可往越州》中有“共师文字有因缘”之语，点明文人与诗僧交往之一端乃缘于文字。宋代科举虽然罢黜诗赋，但诗歌的创造远远超过唐代，几乎所有的僧人都有诗歌作品。诗歌成为名士与名僧交往的媒介。如佛印禅师与东坡兄弟：
平居（佛印）与东坡昆仲过从，必以诗颂为禅悦之乐。住金山时，苏黄门子由欲谒之，而先寄以颂曰：“粗砂施佛佛欣受，怖石供僧僧不嫌。空手远来还要否，更无一物可增添。”佛印即酬以偈云：“空手持来放下难，三贤十圣聚头看。此般供养能歆享，木马泥牛亦喜欢。”然苏黄门、佛印以斯道为际见之欢，视老杜、赞公来往，风流则有间矣。
仁宗皇祐间因住持汴京十方净因禅院而闻名的怀琏禅师，与仁宗皇帝常有诗颂相和，苏轼《奎宸阁碑》记载怀琏有御制颂诗十七首。《罗湖野录》载他与仁宗酬唱之事：
久之，奏颂乞归山，曰：“六载皇都唱祖机，两曾金殿奉天威。青山隐去欣何得，满箧唯将御颂归。”御和曰：“佛祖明明了上机，机前荐得始全威。青山般若如如体，御颂收将甚处归。”再进颂谢曰：“中使宣传出禁围，再令臣住此禅扉。青山未许藏千拙，白发将何补万机。雨露恩辉方湛湛，林泉情味苦依依。尧仁况是如天阔，应任孤云自在飞。”
与怀琏同属云门宗的雪窦重显禅师，继汾阳后，一变颂古的平实为华丽。《补续高僧传》卷七曰：“云门一宗，得雪窦而中兴。”雪窦禅师上堂、小参、垂示所用语句，多是优美诗句，如《祖英集》卷下《送僧》：“红芍药边方舞蝶，碧梧桐里正啼莺。离亭不折依依柳，况有青山送又迎。”富有诗意的禅偈对舞文弄墨的士大夫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许多士大夫擅长以富有诗意的偈颂发明佛理。如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三载：“近年士大夫多修禅学，往往作为偈颂，以发明禅理。”北宋诗僧中，道潜、惠洪、仲殊、克勤等均是作诗大家，文人对他们的诗歌多有赞誉。南宋诗僧志南的诗就为士大夫所欣赏，志南这首《绝句》后被选入《千家诗》，几乎家喻户晓，诗曰：“古木荫下系短篷，杖藜扶我过桥东。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就连对诗歌十分挑剔的朱熹对这首诗也喜爱有加，朱子曰：“僧志南能诗，朱文公尝跋其卷云：南诗清丽有余，格力闲暇，无蔬笋气。”如云：“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予深爱之。文坛盟主欧阳修赞扬释秘演诗曰：“演状貌雄伟，胸中浩然。俨退偃一室而言天下事，听之终日不厌。又皆驰骋文章，岂所谓逸才者欤。”
二、人格、知识之欣赏
士子与名僧的交往中，对于对象是有所选择的，所交之僧一般为僧中俊杰，具有高洁的人格和广博的知识。对人格低下不学无术者，士子们是不愿与他们交往的。宋代诗人莫子山游寺时，在与寺庙住持僧的交谈中发现其庸俗浅薄，不学无术，与终日昏醉者无异。临别时住持僧让他作诗留念。他便将唐代李涉一首诗颠倒了一下次序，作了一首“剥皮诗”，曰：“又得浮生半日闲，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终日昏昏醉梦间。”这样，由原诗抒发忙中偷闲，在春将尽时游寺的闲情雅趣，变成了讽刺庸僧无学之诗。可见对不学无术之僧士子是不愿与其交往的。而对道情高洁，能诗擅文者，士大夫则十分赞赏。比如，晦堂心禅师初退黄龙院时作诗云：“不住唐朝寺，闲为宋地僧。生涯三事衲，故旧一枝藤。乞食随缘过，逢山任意登。相逢莫相笑，不是岭南能。”《彦周诗话》评曰：“此诗深静平实，道眼所了，非世间文士诗僧所能仿佛也。”对其随缘任运的道情高度称赞。同书还载僧义了事：“僧义了，字廓然，本士族钟离氏，事佛慈玑禅师为侍者。仆顷年迨见佛慈老人，廓然与仆在嵩山游甚久，颇能诗。仆爱其两句云：‘百年休问几时好，万事不劳明日看。’不独喜其语，盖取其学道休歇洒落自在如此。”对诗僧净裸裸、赤洒洒的自在洒脱，身在轩冕的文士们自叹不如。诗僧作为方外之人，辞荣禄舍名利，身无长物，生不积蓄，不依附不媚俗，其高风亮节令身缠几务的文士们深深折服。此种高尚行为在名僧中班班可见，比如宋左街十方净因禅院禅师道楷，不慕名，不受紫衣，以至于触怒天威，收系有司。有司慕道楷忠诚，告诉道楷可称身体有疾便可脱罪。但道楷却曰：“平日有疾，今实无。……岂敢侥幸称疾。”最终受罚，编管缁州，而气色闲暇。道楷不屈于势位的行为最终保持了操守，赢得了道俗两界的尊重。著名诗僧契嵩为护法故，曾上《辅教编》等乞求入藏流通，仁宗准其请，并赐紫衣袍，还赐“明教大师”之号。他再三辞谢，不肯收受这份恩赐。皇帝再次下诏，才让他接受了下来。自丞相以下各级官员无不以重礼相待，还挽留他在宫中的悯贤寺里当住持，他婉辞不受，买船东下。台州天台如庵，亦是宁愿归隐故山而不愿做住持。《五灯会元》卷十六载如庵“因看云门东山水上行语，发明己见，归隐故山，猿鹿为伍。郡守闻其风，遣使逼令住持。师作偈曰：‘三十年来住此山，郡符何事到林间。休将琐琐尘寰事，换我一生闲又闲。’遂焚其庐。竟不知所之。”西湖诗僧清顺为人清介，安于清贫，士大夫慕其人格多与之交，叶少蕴《避暑录话》评清顺为人“清约介静，不妄与人交，无大故不至城市。士大夫多往就见，时有馈之米者，所取不过数斗，以瓶贮置几上，日取其三二合食之。虽蔬茹亦不常有。”《云卧纪谈》卷一载：“东坡在岭南，时因人往西湖。有笔语曰：‘垂云顺阇梨，乃余监郡日往还诗友也。清介贫甚，食仅足而已，几于不足也。然未尝有忧色。老矣。不知尚健不？’噫！今吾党以清贫为耻，以厚蓄为荣，及溘然，则不致其徒于缧绁者几希。若使其少慕顺之风，岂至遗臭耶。”《罗湖野录》载怀琏不慕富贵，三度乞归，最终如愿。《女赖真子》卷二亦有怀琏与仁宗事：怀琏于英宗治平三年得赐手诏，略云“任性住持”者。后来苏轼作《宸辰阁记》请出示诏书以录示全文，但琏终藏而不出，与挟权恃宠者形成鲜明对比。大觉禅师虽为仁宗、英宗所重，誉满天下，但平素却生活俭朴，“独于都城之西为精舍。容百许人而已”，尽管自己为时人所重，天下想望其风采，但他本人并未以势凌人，其昔日老师栖贤舜老夫因事剥落僧籍，走依怀琏。怀琏并未因此傲慢于师，而是馆于正寝，自处偏室，执弟子礼甚恭。王公贵人来候者见此情形皆十分奇怪，琏具以实对曰：“吾少尝问道于舜，不当以像服之殊而二吾心也。”
三、人生之解脱
中国向来“学而优则仕”，宦海风波中常有人生诸种困惑，特别是在国家易代、党争激烈、官场失意时更容易亲近佛教。王维之信佛弥笃是在安史之乱任伪职事件后，反佛大将韩愈与僧人交往发生在谏迎佛骨被贬潮州后，苏轼之信佛突出是在“乌台诗案”险些死于狱中被贬黄州后。历经宦海，难免厌倦世尘，伤怀感世，勘落繁华后急需寻求慰藉。唐代诗人姚合《寄郁上人》曰：“此生修道浅，愁见未来身。谁为传真谛，唯应是上人。自悲年已长，渐觉事难亲。不向禅门去，他门无了因。”《和元八郎中秋居》中曰：“圣代无为化，郎中似散仙。晚眠随客醉，夜坐学僧禅。”杜牧《将赴京留赠僧院》：“九衢尘土递追攀，马迹轩车日暮间。玄发尽惊为客换，白头曾见几人闲。空悲浮世云无定，多感流年水不还。谢却从前受恩地，归来依止叩禅关。”杜荀鹤《题开元寺门阁》：“一登高阁眺清秋，满目风光尽胜游。何处画桡寻绿水，几家鸣笛咽红楼。云山已老应长在，岁月如波只暗流。唯有禅居离尘俗，了无荣辱挂心头。”晚唐诗人建功立业的向往已随大唐盛世一去不返，诗人将求佛问禅当做消解人生苦楚的良药，宋代诗人的禅悦风气正是沿着这条道路而来。庆历前排佛甚猛的欧阳修、文彦博、司马光，在庆历后，尤其是在他们退居洛阳后，纷纷表现出禅悦倾向。苏轼兄弟虽早年就接触过佛教，但东坡真正受其影响是在谪居黄州以后，其弟子由则是在贬谪高安后。从他们的信佛路程中不难看出，佛教是他们超脱的良药，是人生不如意时的安慰剂。《丛林盛事》卷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参禅是：“直要脱却无始以来生死根本。”《罗湖野录》卷一载黄庭坚学佛的夫子自道语：“黄太史鲁直亦尝勉胡尚书少汲问道于聪演，具书曰：‘公道学颇得力耶，治病之方，当深求禅悦，照破生死之根，则忧畏淫怒无处安脚。病既无根，枝叶安能为害。’”原来禅悦是他们拔出患难世界、生死苦海的良方。
四、人生之调剂
上文引李涉《题鹤林寺僧舍》：“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末句分明道出与僧人交往乃人生之调剂。《罗湖野录》在对李文和（即李遵勖）诸公学禅的赞扬中也道出了大部分士大夫学禅“只资谈柄”的实相。《后山诗话》记载司马光与慕僚私幸营妓于僧庐，把寺院当做忙里偷闲的旅游景点。温公诗曰：“年去年来来去忙，暂偷闲卧老僧床。”《冷斋夜话》载东坡镇钱塘时，无日不在西湖。尝携妓谒大通禅师于灵隐寺，大通愠形于色。东坡还戏作长短句，令妓歌之。由此可见寺庙乃文人集会之场所，偷闲之妙处。游寺庙交僧侣非必出于信仰，亦可出于一时之风尚，仅仅作为风景旅游地而已。
五、山林之好
《景德传灯录》卷三十《乐道歌》云：“山云当幕，夜月为钩。卧藤萝下，块石枕头。不朝天子，不羡王侯。生死无虚，更复何忧。”自然山水既是僧人的审美对象，也是僧人的修道胜境，还是僧人得道悟道的媒介。士大夫多是志深轩冕又心存皋壤。心缠机务的士子渴望山林野趣，艳羡身在山林的僧人吟咏林泉之高致。范文正公有《寄林处士》诗云：“片心高与月徘徊，岂为千金下钓台？犹笑白云多事在，等闲为寸出山来。”僧显万诗云：“万松岭上一间屋，老僧半间云半间。三更云去逐行雨，回头却羡老僧闲。”《梅磵诗话》评二诗曰：“二诗写出山林真趣。”黄山谷也艳羡地称王维：“定有泉石膏肓之疾。”《鹤林玉露》丙编卷五则立“不忘山林”条，曰：“岂能长守山林，长亲蓑笠，但居市朝轩冕时，要使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为胜耳。陶渊明《赴镇军参军》诗曰：‘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在初襟，谁谓形迹拘。’……山谷云：‘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东山。’亦此意。”虽是崇尚“大隐”，但也透露出对山林的钦羡。王安石于拜相之日却写下“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与寄此生”的诗句。可见居庙堂而不忘山林是宋人士人的一贯作风。而佛禅与自然山林的天然结缘正成为文士与僧人结交的因缘。
在名僧与文士的密切交往中，姑不论是文人交结释子，还是释子攀附文人，也不论两者交往的态度是求名抑或消闲，但客观上肯定会拉进释子与士大夫的距离，为僧人学习外学、研磨诗文提供了可能性及良好的外部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