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贞节观最后的挽歌（代后记）——与青年作家张晓枫漫谈文学创作及其他
●在中国，文学作品里有关“性”的描写源远流长，但往往走两个极端，要么充满邪恶和肉欲，要么一副“伪君子”面孔。
●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只能是两种人，要么是“贵族”，要么是“浪子”。
●凡是把写作和谋生联系起来的文人，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
●或许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必须以牺牲一部分精神文明为代价。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时代的到来，东西方文化出现了空前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传统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面对纷繁的世界，人们的人生观、伦理道德标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个从混乱走向有序的进程中，有的人认为这是社会的进步，是必然。有的人却哀叹这将使民族独特的个性丧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面对这万花筒般的世界，我们究竟应以什么样的姿态看待眼前的一切呢？笔者最近与青年作家张晓枫进行了这方面的漫谈。
记者：张先生，你好。首先祝贺你的中篇小说《白手帕红手帕》被《中华文学选刊》、人民文学社出版社出版的《1994年中篇小说选》转载后，最近又被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作品丛书》等数家国家级刊物和丛书收集，并成为山西及全国小说界很多朋友谈论的话题。读过你的这篇小说后，许多读者被你对伦理赋予的理性思考所感染。请你谈谈这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故事？你是怎样构思和创作的？
张晓枫：曾经有朋友戏谑地问我：张晓枫，你的《白手帕红手帕》到底还能红多久？这样的问话总是使我恐慌多于窃喜，因为从1994年8月份发表《白手帕红手帕》以来，我竟再没有写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而按照师长和朋友们的期待，我本应该再写出点什么的。我在感觉到自己正越来越被生活和自身的懒惰所累。至今，我还能清楚地记起创作《白》时的一幕幕情景。那是1993年腊月将尽的时候，我骑车从崞阳镇回家乡小村，一轮残阳正在西下，四周一片荒凉，正像我的心境一样。那时我的父亲正患着癌症，生死未卜。忽然，白手帕，红手帕这个美丽的题目像一道闪电掠过脑际，我多年来一直苦苦思索着的主题终于找到了皈依。急急地回到家，写下这个题目，许多情节和细节像河流一样自然流淌，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创作冲动，从正月初二开始，我每晚写四千字左右，到正月初十回太原的时候，我写完了最后一个字。据说这篇小说在《山西文学》刊发后，在社会上和文坛上曾引起相当的争议，不少书刊争相转载。直至前几天，一个朋友还打电话告诉我，又在书店发现一套丛书收入了这篇小说，问我是否收到了稿费。我很高兴又有一笔“意外”的收入，但高兴的同时，又生出许多悲哀。唉，对于我目前正在堕入的这种生活模式，我曾经是多么的深恶痛绝！
《白手帕 红手帕》讲述的是一个拥有双重道德观念的青年知识分子面对爱情和传统的贞节观，心灵的痛苦和挣扎。贞节，这也许是中国男人心灵中最敏感、最脆弱的一根弦，但它到底还能被拨多久呢？我感到我这篇小说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它忠实地记录了这个世纪末相当一部分中国男人最隐秘的悲哀，它或许是中国传统贞节观最后的挽歌。
记者：情爱可以说是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成分，既然文学创作中有情爱的描写，就会有一些涉及到性的东西，怎样才能使这些东西的表现不致落入低级趣味呢？你的小说就涉及了这一领域，你是怎样处理的？
张晓枫：食和色是人类以及所有动物最基本的属性，为什么单单人类对色和食的态度那么截然不同？这个问题总是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曾经请教过许多有学问的人，他们的回答综合起来大同小异，那就是：因为人类是高等动物。这样的回答含糊而闪烁其词，总是不能使我满意。在田野上和森林里，我曾经许多次看到动物们坦然而旁若无人地干那事儿，竟没有让人产生一丝邪恶和别扭的念头，我终于明白，“色”不“色”其实不在于性本身，而在于人们的心态，涉及到文学创作，我个人认为，作品中有没有关于性的描写并不是问题的根本，根本在于你写性的目的是作品本身的需要还是为了引起别人的感官刺激，如果你写“性”而心中无“色”，那你就处理好了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现象常常让我哑然失笑，那就是在中国这个谈“性”色变的国度里，文学作品里有关“性”的描写却源远流长，但往往走两个极端，要么充满邪恶和肉欲，要么一副“伪君子”的面孔。
记者：在文学、电影、电视剧等艺术形式中，有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表现上层社会生活的作品越来越多，有文艺创作贵族化倾向。很多电影、电视镜头出现的都是豪华的宾馆、装潢考究的居室、西装革履的大款和妖艳摩登的女士，可谓“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充斥舞台。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生活，是不是与作者的着眼点和生活城市化有关呢？
张晓枫：关于一些文学和影视作作品有“贵族化”、“宾馆化”倾向的问题，已经引起文艺界和评论界许多有识之士的注意。对于这种现象的成因及正常与否，我不敢妄下断语，但我有一种感觉，那就是读那些“平民”作家创作的“贵族化”生活的作品，常常能读出一些炫耀和暴发户的气味，而读真正的“贵族”作家创作的描写贵族生活的作品，却很少能读出那种气味，比如读清代的“高干子弟”曹雪芹的《红楼梦》和俄国的老牌贵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我私下认为，一个作家应该写自己真正熟悉和领悟了的生活，至于描写的是哪个阶层的生活并不是关键。
记者：你把纯文学作为你的艺术追求，请结合你的创作经历，谈谈你理想中的作家是什么样子的，并谈谈当今文学创作中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尴尬。
张晓枫：我越来越觉得，文学是一种十分可怕的东西，它常常能使人“走火入魔”，成为一个既无法丢掉梦想、又无法挣脱现实生活的尴尬的人。我始终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只能是两种人，要么是丰衣足食的“贵族”，要么是挣脱寻常百姓生活模式、一无所有的“浪子”。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他自己本身就应该是一部充满传奇和浪漫色彩的作品，他应该是一个独特而强大的生命体，他可以顽固甚至偏激，但决不能圆滑，决不能被琐碎的生活所奴役、淹没。真正的作家应该心中没有“小我”，就像遁入空门的高僧那样。真正的作家应该把搞文学当作一项事业而不是一种职业。凡是把写作和谋生联系起来的文人，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
无法挣脱普通人的生活模式，缺乏理想光芒的照耀，把文学当作各种各样的手段。这正是许多中国文人的悲哀。
至于我自己，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曾经比较虔诚的文学爱好者，现在正越来越被庸俗的生活所淹没。我不知道是否有一天我会被琐碎的生活完全俘获，但目前，我总是感觉到无奈和挣扎常常袭上心头，令我忽忽然若有所失。
深夜的时候，我常常听到一个声音在远方呐喊：上天啊，何时能再诞生一位横空出世的文化巨人，让他如日月之光照耀我们这个文明古老的国度。还我屈原！还我李白！还我曹雪芹！还我鲁迅！还我汉唐的辉煌和“五四”时期的群星璀璨吧！
记者：据说，90年代的青年，有“垮掉的一代”的味道，你是青年作家，你对青年人的想法和心态有一定了解，请谈谈当今青年的价值观与人生观的走向。
张晓枫：或许这是杞人忧天吧。我觉得我和我们的一些同龄人正在丧失许多美的东西，诸如理想、抱负、甚至爱情。在我们的字典里，很难再找到一些崇高的词汇，金钱似乎成了永恒的主题，财富的多少似乎成了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所有人的一切社会活动似乎都只为了一个目的：赚钱。
或许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必须以牺牲一部分精神文明为代价；或许每一次新生命的诞生，都必须以母体的阵痛为前奏。那么，让我们在拼命赚钱的同时，挤一丁点儿时间，研究研究怎么才能减少一点牺牲和阵痛。
最后，感谢《生活晨报》和诗人赵孟天先生，为我提供了这样一次和朋友们交流的机会，也感谢耐着性子读完和只读了一部分这些文字的朋友。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