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十一岁的那年，一场大水把我冲出几十米远，但只是冲走了母亲千辛万苦为我做的新鞋，却没有冲走我的生命；在我十三岁的那年，跟一位从各方面来说都比我强大的同学摔跤，腿被摔折了，但仅靠了乡村简陋的医疗条件却使它完好如初，没有给我以后的人生留下任何麻烦；我家成分本不太好，在村里许多权利往往被剥夺，但在我该上高中的时候，国家却不再讲成分，而且上学也不再推荐；上完高中，又赶上物价还不太上涨，我可怜的父亲靠一个乡村教师微薄的工资和几亩坡地，竟然奇迹般地同时供我和姐姐享受了高等教育；毕业了，那时还不流行下岗，国家居然又给了我这个农村的孩子一个饭碗；那个靠挖煤供养了我好几年的山区小矿日见艰难，许多挖了一辈子煤的老矿工都丢了饭碗，而我竟然靠了一个素昧平生的好心人的赏识混进了省城，找到一碗饭吃。更出人意料的是，我已经年过而立，肩上还担着早逝的父亲撂下的好几副担子，在我自己都要认命的时候，居然能够追求到婚姻这么奢侈的享受，而且，在结婚的前十天，竟然又租到了一间房子，还借到五千元钱。
我本应感谢生活，但因天生劣性未改，有时心生不平。欲壑难填的时候，我常常走到街上。看到那些送葬的队伍，我就对自己说，你毕竟是幸运的，因为你至今还活着。看到那些残缺的人，我就对自己说，你毕竟是幸运的，因为你至少还有一个健全的体魄。看到那些行只影单的人，看到那些露宿街头的人，看到那些四处乞讨的人，我简直对自己深恶痛绝，因为我发现自己岂止是幸运的，简直可以说是幸福的了！我虽然青春已逝，但至少在两鬓斑白之前找到了一个患难与共的人儿；在这个高楼林立的城市，虽然没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房间，但至少目前我还能租到一间别人剩余的房子庇护我心爱的新娘；我可怜的母亲和弟弟虽然失去了丈夫和父亲，但至少目前他们的儿子和兄长还能挤出一点食品和布匹，使他们不至于挨饿和受冻……
远处的华灯次第燃亮，归去的时候我已经心平气和。坐在那间被自己亲切地誉为“寄居斋”的一隅的灯下，对着雪白的纸张和柔和的灯光，我想这个世界毕竟是多么美好，我应该为她留下一点赞美和感谢的文字——在自己还有那么一丁点精力、勇气、良知和激情的时候。
首先，我想感谢那个冥冥中的造物主，是他慷慨地馈赠给我们生命所必需的空气、水和阳光；接下来，我想感谢这个国家，是她给了我们安定、秩序和做人的许多权利；我还想感谢给了我生命的父母，给了我亲情的兄弟姐妹，给了我生活乐趣的爱人以及给了我帮助和友爱的朋友、同事、长官。
最后，我还想感谢那个既高贵又卑下，既给我带来无限快乐又使我几次身交厄运，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家伙——文学。目前，她正像几年前流浪中的我一样，清高而又自卑，超然物外而又愤愤不平。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如果不是因为那么幼稚而又狂热地追求自己所谓的梦想，或许我的父亲至今还活着，或许他正过着儿孙绕膝、心满意足的惬意日子；那时如果不是那么盲目而又固执地相信这个世界，或许自己的心不会变得这么麻木、冷漠而又支离破碎，或许自己总有一根血管里还流淌着热的、富有人情味儿的血液。
那是1992年，我在一个矿区小报社好好地做着一名小编辑，或许是受了流浪诗人海塞的影响，或许是过分相信了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或许是自己的天性中有一种流浪的情结，或许我还梦想着在流浪的途中不断有什么艳遇。总之，在那座煤矿还没有露出破败景象的时候，在大家都在热火朝天地学习邓公南巡讲话的时候，我却悄悄收拾好行装，豪迈而又悲壮地向周围惊讶不已的人们宣布——我要流浪去，我要到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寻找真正适合我的生活，我更要像鸟类一样不断地迁徙，像鸟类一样为人类歌唱。做了一辈子乡村教师的慈父没有阻挡我，甚至还默默地用学校简陋的油印机帮我印制传单，母亲流泪了，但一边流泪一边为我在一面红旗上绣制“弘扬伟大的鲁迅精神”几个大字。
出发的日子到了，那是1993年3月一个暖洋洋的早晨，父亲在我起床之前就下了地，他没有送我。可是，就在前一夜，在我收拾行装的时候，他忽然跑到我的房间，站在我面前失声痛哭。他喃喃地说，你一个人出去在哪儿睡，在哪儿找口水喝！他一直呆呆地站了很久，满头的银发悲哀而又绝望。我是我父亲的学生，在我的记忆中，他总是慈祥而又严厉的，他从来没有在自己的子女面前过分地流露过自己的感情，可那天他却像孩子一样无助地哭了好久。我是被我上初中的弟弟送走的。出了村口，望着远远树丛中父亲含辛茹苦新建的房子，我忽然意识到，父亲是多么希望我平平安安地留下来，与他共享他用一生的心血和汗水为我们建造的新房，然后我再为他娶一门媳妇。可是，远方在呼唤，眷恋在燃烧，我年轻的心已经顾不了那么多。
真正的流浪生活并不像我梦中想得那么浪漫。饥饿、寒冷、屈辱、恐惧、孤独时时像影子一样跟着我。更可怕的是，我的精神也像肉体一样受到可怕的摧残。我已经动摇了，我就要想退回去了，可是虚荣和自尊又开始作怪——我已经自作主张地丢了职业，就这样两手空空地回去，我用什么面对我原来的同事，我用什么面对我要强的父亲！我就这样在进退维谷中挣扎着，用当时一位朋友戏谑的话说，我“白天在火车站候车室上班，晚上跟警察在街上巡逻，中午十二点准时拜访朋友”。但是，在我就要彻底绝望了的时候，在我就要连做人的最起码的尊严都无法维持的时候，我亲爱的父亲又从遥远的家乡给了我一个堂而皇之的台阶——他病了，需要我回去照顾。
当我羞愧地赶回家乡的时候，我几乎不敢认我亲爱的父亲。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竟然苍老消瘦了那么多。见到我的第一面，他凄然地笑着说，傻儿，我以为再也看不到你了。那时，除了他自己，我们大家谁也不知道，我的父亲已经身患绝症。
1995年新年快来的时候，我慈祥的父亲对从来没有替他分担过忧愁的傻儿说，早点给我张罗一副板子吧。腊月将要尽的时候，我慈祥的父亲又对他的傻儿说，本来想陪你们熬过这个年，看来不行了。细细想想，我这一辈子没有给你们带来什么好活，就是把你和你姐姐供成了书，临死前，又给你盖了这几间房子。喘了口气，他又说，你活这么大从来没有管过家，今后的担子够重的，又要养活你妈，又要供你弟弟上学，又要还给我看病欠下的债，你自己还没有一个媳妇，唉，你妈还不算老，要是有合适的，让她嫁了人吧，你弟上不起学，让他学一门手艺，长兄代父，你一定要管管他。
我父亲一直至去世，都异常清醒。就在他把后事交代给我的第三天，他万分不舍地离开了我们至今还生活着的这个世界。那一年，他五十六岁，我母亲四十八岁，我弟弟十七岁，我二十七岁。
那一年旧年村里的爆竹响得异常热烈，可我和我弟弟却在一夜间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我母亲在一夜间成了无依无靠的寡母。
无论在怎样美好的年代，孤儿寡母的日子都是悕惶而心酸的。这样的日子没有欢笑，没有阳光，只有轻轻的叹息和无声的眼泪。我的母亲在这几年迅速地衰老，我的弟弟在这几年过早地养成了沉默寡言的习惯。而我，每当拿起笔，想要写一些有关灵魂和血泪的文字的时候，却往往换过笔法，写一些歌唱和赞美的文字，因为这样更容易换到一些钱。
1996年春天，一个不知世事艰难的善良的姑娘走进了我暗淡无光的生活。我把她领给我的母亲，我的母亲高兴得三天三夜合不上眼。我把她领到我父亲的墓边，我看到我父亲坟头上的白草轻轻摇曳，像他慈祥而亲爱的满头银发。我在心里轻轻地对我父亲说，爸爸，我给您找了一门媳妇，您这下可以瞑目了。
但是，我又错了。我忽略了对于像我这样一个除了皱纹和年龄一无所有的人，从爱情到婚姻该是一段多么艰难而又漫长的旅程。从1996年春天至今，将近三年了，我就这样一直在绝望中挣扎，在挣扎中绝望。当我就要坚持不住的时候，幸运之神却再一次光顾了我。
是的，现在，就在我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我就要像你们一样结婚。从今以后，每到过年的时候，我再也不用闭门谢客，每到别人用异样的目光询问的时候，我再也不用闪烁其词。甚至，我还将拥有一间房子，我可以在这里像当年你们招待我一样招待你们，如果你们不问，我永远也不会告诉你们这是租借的别人的房子……
是的，我和你们不一样，我不会跟着你们瞎嚷嚷。当你们抱怨物价飞涨的时候，当你们抱怨失业的时候，当你们抱怨官场腐败和贫富悬殊的时候，我不仅不会抱怨，相反，我还要歌唱。
我要歌唱虽然活得辛苦一点，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活着；我要歌唱虽然我的母亲常常被疾病折磨着，但至少她还能偶尔收到我为她买的药；我要歌唱虽然我的弟弟在学校吃不饱饭，但至少到今天为止他还没有失学；我要歌唱虽然我还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新房庇护我的新娘，但至少我们的婚礼不至于在露天举行；我还要歌唱虽然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写自己想要写的东西，但至少我还有几张纸和一支秃笔，至少我还能发一点小小的牢骚。
所以，我不抱怨，我要歌唱。我要对着尽管被污染但仍然能供我们呼吸的天空歌唱，我要对着尽管富人花天酒地但我们穷人仍有一口饭吃的世界歌唱，我要像小时候老师教我们的那样大声歌唱，歌唱早晨，歌唱希望，歌唱一切属于未来的事物，歌唱正在生长的力量……
啊，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是海洋，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
1998年12月9日于寄居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