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宾馆是在一片水泥荒漠中建起的一个臃肿而其貌不扬的建筑物，而在西方的都市里，这类宾馆都装备着最现代化的豪华设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大门口停放着的那一溜小汽车，当时有许多东北军指挥官就住在这座旅馆里，并不因先前下榻于此处的那批官员们的不幸命运而使情绪受到损伤。这里是西安一所时髦的现代化聚会地点。
我的到来就像是第一只报春的燕子，给它带来了生意复苏的吉利信息。显然，宾馆的那位上海公司的职员对西北的单调生活已经愈来愈厌倦。他欣喜若狂地上来和我打招呼，尽管看上去有点不大真诚。
“先生，您是坐飞机来的吧？”
“不，”我矢口否认。“乘黄包车、毛驴和军用卡车。”不难看出，他对我所说的一点也不相信，但还是给我安排了个房间，并怀着歉意说，自12月10日以来就再也没有看到外国报纸了。
宾馆里笼罩着一层阴森气氛。后面的屋子总在召开会议；军官们进进出出，总带着紧迫而决断的神情，而在中国，这种情况人们通常是不和穿制服的军人们相联系的。即使那些舒舒服服地仰面坐在大门门的安乐椅上晃悠的司机，也神秘地留意着周围的动静。每个进入休息室的人，都要被置于卫兵、便衣警察和监视便衣警察的暗探们的严格审视之下。所有这一切，都使人感到非常紧张。
来后的第一天早晨，我与苗剑秋、应德田和孙铭九——“西安的三个火枪手”去访问临潼——蒋介石的被俘现场。苗剑秋来时穿了身“中山服”，看上去很高兴，他似乎找到了大量要做的工作。对当前的形势，我感到他和应德田的情绪有点过于乐观。
我打听到，自西安事变发生以来，还没有一个外国人到达过西安。这就把唐来这里的可能性排除掉了，我原估计他会在此等我的。自从蒋介石被释放以后，有一些外国人离开了该市，但尚未有人进来过。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与外界的联系很快就会恢复。然而事实证明，他们都可悲地失望了。
这时应德田出人意料地问：“你知道还行另外一位外国记者——一位美国妇女，史沫特莱女士在这里吗？”
“什么——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他点了点头。“她就住在这家旅店。”
这儿倒有一条闻所未闻的消息。在中国，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一个人们最熟悉的外国人名字。在北平我所熟悉的那些中国学生中间，这个名字几乎带有某种传奇色彩；因为在中国的青年人中间，这位《中国之命运》和《中国的红军挺进》的作者，大概比起除高尔基之外的任何外国作家，拥有的热情读者都要多。
不言而喻，作为自1927年以来公开把自己与中国革命事业紧密联系的为数不多的外国人中的最光彩夺目和最能够坦率直言的人物，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革命运动暴风雨中的海燕。她在来华外国人中的名声——他们中甚至没几个曾见到过她——却都能为她那好斗而不知疲倦的个性提供例证。在各通商口岸，她被视为鲍罗廷的法定继承者。她曾与孙中山夫人在一起工作，人们普遍认为，这只是她为了进行某种危险得多的社会联系而打的幌子。对于她的私生活，刻薄的上海人会编造出许多有声有色的笑话，一个有着一个印度丈夫的知名妇女本身在中国就是个很好的笑料。认真看待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就够糟糕的了，而站在他们一边，反对压迫者则是更不能容忍的。
我11月份在上海的时候，适逢杨树浦纱厂工人大罢工。成千上万的男女工人涌上街头，日本报纸大声叫嚷道：“美国间谍史沫特莱躲在大罢工的幕后。”我明白这是胡说八道。因为当时我曾设法会见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发现她并不在上海。她却在西安，在华清池的温泉旁，一边养病，一边忙着写另外一本关于红军的书。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我突然意识到——对她在这里的出现会有另外的解释，这种解释我很快便找到了。
我只是从她写的关于中国的书，从那本由一名妇女写的最令人感到震惊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中了解到她。从美国大陆那辽阔的背景——矿业城的野蛮的贫困，西南部的群山和高台地，从小城镇和大都市那富于变化的生活场景中——她走了出来，到了欧洲，在德国渡过了几年，在柏林大学教书。她先是为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所吸引，因受此牵连，她在美国的监狱里被关押了好几个星期。而与此同时，她对东方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无论从出身还是阶级意识上看，她都是一个革命者，具有在其生涯中为谋求自立和受教育而拼搏出来的一切倔强本性。她肯定会到中国来，到这个除俄国之外，世界最伟大的革命运动正好受到最残酷镇压的地方来，这一点是必然的。
她终于作为《法兰克福日报》的特约记者（在该报原先还比较倾向自由的时候），来到了上海。在中国，她不仅终于找到了足以吸引她投入全部精力的工作，而且发现这些工作比印度民族主义者那蒙昧不清、错综复杂的革命意识完全有意义得多。她写的关于中国的书——混沌不清、印象主义的，但热情而带点片面性，为一方的胜利而欢欣鼓舞——实际上是首次把在中国进行的社会各阶层的斗争实况，介绍给了广阔的国际社会。她有一个集体英雄——中国红军，她还掌握着极出色的写作素材。不管批评家们怎么认为，她终归使朱德、贺龙、毛泽东，这些她所钟爱的红军指战员们，成为杜塞道夫、底特律等城市工人心目中的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中的人。
我在一张名片上潦草地写道：“我认得您在上海的一些朋友。”交由茶房送了过去，心中对会受到怎样的接待一时还吃不准。我在旅馆的休息室里等着，感觉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审视目光。
一个大约四十开外的女人跨着大步，顺走廊走了过来，手里还拿着我的名片。她个头不高，体格健壮，有着饱经风霜的棕色面容，留着短发，眼神特别的机敏、灵活、坦率。
“贝特兰先生吗？”这声音听上去很刺耳，似乎含有敌意。她穿着红色的羊毛衫，褐色裙，脚上穿着很厚的粗革厚底皮鞋。
“是我”，我说。“你不认得我，但我在上海结识了一些你所熟悉的人。”我道出他们的名子。
“不错，”艾格尼丝说。“那么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这是我早就想要问她的问题。但我还是解释说，我出于一种本能的好奇心理，想开明白西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想就此写点东西。我和几家英国报纸有点联系，我补充说。
“什么报纸？”艾格尼丝追问道。我提到了《先驱报》和——我嗫嚅了一会儿——《泰晤士报》。
“伦敦的《泰晤士报》对华一点不友好。”她的嘴像个陷阱一样猛地关住了。“你怎么会来到这里？据我所知，你没准是个英国间谍。”
这真使人没法再说下去。“我是和一个东北人一块儿来的。”我说。“你愿意见他不？我们正打算和孙铭久一道去临潼看看。”
孙铭久这个三周前还无人知晓的名字，显然对她产生了更有利的影响。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似乎很想见见这位俘虏蒋介石的人物，不过她对我还是有点不放心。“你在西安还认识别的人吗？”她问。
我瞎吹了一通，并提到了在张学良的西安日报里工作的那位年轻编辑。所幸的是，她见到过他。
“对，我认得他。他是你的明友吗？”
“我们过去在北平曾同住在一个房间。他会告诉你我不是间谍。”
“好，”艾格尼丝坚决地说。“我问问他。”
这就是我俩结识的开始。自我洗刷掉我与国际帝国主义的任何罪恶联系之后，这种关系发展得很快。但我很快便发现，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当地颇有名气。对于在西安的外国人来说（大多数是传教士），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她在一个月前来到西安，就是为了发动一场革命。然而对于她曾安安静静地住在临潼，一边养病，一边专心著书的这些事实，却一点引不起他们的兴趣。只是当蒋介石的到来搅乱了她那田园诗般的隐居生活时，她才搬进了城，在这座宾馆租了个房间。正是在这里，12月12日早晨杨虎城的军队闯进了她的房间——像里面住的其他客人一样——她失去了钱财和贵重的东西。即使在她身上发生了这种事件，也被说成是有意玩弄的某种高明的骗人把戏。因为传教士们坚信，在一切事情的背后都有共产党插手，而共产党要做的任何事情，这位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竟会不知道，在他们看来就是不可思议的了。由于他们对西安所发生的事件真相基本上没有什么概念，这使他们可以信口雌黄，而他们也的确不曾放过一切可乘之机。
打从一开始，艾格尼丝就喜欢上了孙铭久，因为他象征着“直接行动”。我们乘坐两辆汽车向临潼出发。天气晴好，碧空如洗，西安12月份的气候实际上要比北平暖和得多。在蒋介石被释放后的这几天里，这里的一切都多少带着点喜庆气氛。一度看来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似乎已经变得十分遥远了。
在临潼城外，一些飞行员正在忙着整理一架小飞机。这架飞机停在距华清宫不远处的空地中间，显得非常醒目。飞机上的巨大漆字表明，这是由北平市政当局捐献给委员长的生日飞机。它于“双十二”早晨极其熟练地采用“三点迫降法”在此着陆，显然是企图在最后的紧要关头，把蒋介石抢救走，但立即为东北军所俘获。现在它与其他南京飞机一道，正要被送还南京。
我彻底考察了华清宫，孙铭久给我们指示了那个令人难忘的早晨事变发生的现场。我们爬上了冰封雪冻的那面山坡，蒋介石开始就是从这里逃往山上，结果在“老虎石”后面这个荒凉的避难所里遭擒（就是在这个地点，有着树碑立传痼癖的中国人，已开始兴建一个亭子，在那块石头的正面刻上公开加以颂扬——也许并非没有预见性——的说明文字，“正是从这里，我们的救国运动开始了新生”）。苗剑秋的情绪处于最高兴奋点，他坚持要与他的两位朋友在昔日蒋介石的卧室外照张相。他正在从对那天的追忆里获取最大限度的喜悦感。
然后，他出去在著名的骊山温泉洗了个澡。中国流传最广的美人杨贵妃，用她所钟爱的大理石板在这里凿了个浴坑。我一直在同张学良的一位表弟用法语谈话，此人曾在法国凡尔赛学习过航空。他快活地戴着那顶帽檐压在一只眼睛上的便帽，说起西北的前景便兴致勃勃，叫人直管放心。“不过张副司令（这位聪明的统帅）根本不应该到南京去，这么做毫无必要，而且对他来说也实在太危险。”
苗剑秋洗罢澡回来，显得满面春风，他非常喜欢临潼。“我在被放逐时曾在这里度过了一个月，”他告诉我说，“少帅说他再也不想见到我，因为我看上去像个日本人。因此我在温泉休了一个月的假。”似乎他在西安所度过了的大部分时间里，或者是受到高度的宠爱，或者被放逐不用。他把西安城上的一座塔楼指点给我，说他就在那里被关押了好几个星期。我能理解他的那些有点过于狂妄的计划，这些计划如果不顾情况允许与否便盲目提出，就会不受欢迎。但由于他有一股子抗日热情，因而在“少帅”看来，这足以抵偿他的盲动。
这三个策划了逮捕那位“独夫”计划的东北人都还很年轻，而且他们对此都感到非常自豪。“你知道，”应德田对我悄悄说，仿佛一提起这事就犯了泄密罪似的。“在开头的那三天，蒋介石唯一的一次露出了笑容，竟是在我们把他的假牙还给他的时候！”苗剑秋和应德田是纯粹的知识分子；孙铭久是个武夫，两年前在汉口时他还只不过是张学良身边的一个不成熟的青年军官。但他们都具有热诚无私的品质，这种杰出的品质无疑对他们的年轻司令产生了影响。而我也能充分认识到，他们对他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分量。正如在以后几周内所显示出来的，他们所不愿见到的，就是随着蒋介石的被释放，所出现的那些无休止的谈判，以及中国式交易中斤斤计较那些琐碎问题这样令人烦恼的插曲。这也许是令人遗憾的。
我们带着几分洋洋得意的神气驱车回到西安。无论下一步会出现什么局面，他们都做好了迎接的准备。我想起在武汉政府垮台之后，精疲力竭的鲍罗廷在回俄国时对这些中国人所下的那段尖酸刻薄的评语：“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一切都好！”在中国的那段时间里，他对军国主义思想和传统的中国官僚主义体制在许多热情的年轻指挥官身上所产生的致命的影响，见得够多了。发动中国革命的是中国的年轻人，而率先牺牲的也总是他们。但青年人也能从一个国家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自从1931年以来，日本帝国主义既造就了一批现实主义者，也培养出了革命党人。
在西安，即使委员长被释放之后，也还有相当多的新闻消息，而我所焦虑的就是如何把一些消息传播出去。但当时的新闻审查制度——一种由西北当局和南京都在实行的双重新闻审查制度——则是反复无常，变化不定的。但过了不久，这个问题便被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新闻审查制度就像一个把我们裹得严严实实的幕帐，顿时被打开了。
在此阶段，我深知官方人士的陈述要比个人的感觉印象更会受到重视。我一到达西安，就一直设法采访杨虎城，因为自“少帅”离开西安后，西北地区的总司令实际上就是这位陕西将军。艾格尼丝认识他的一位在德国留过学的秘书，他是一位看上去老是睡眠不足的年轻人，但他那宁静的外表却蕴含着一股不知疲倦，永远生机勃勃的精神。他设法给我们与这位地方军阀安排了一次约会。
杨虎城的司令部设在一个被叫做“新城”的地方，这是西安城内的一座有城墙环绕的巨大城堡。“新城”这个名称并不那么贴切，因为这个地方早先曾是唐朝的宫殿，一度还是皇帝“禁城”的所在地，而后一直不曾有过变迁。除了不时建于其上的现代机关枪工事外，对于那些炎阳下巍然高耸的城墙来说，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但早先的唐代建筑物已荡然无存，我们在一所舒适的房间里等着这位“叛乱”司令的接见。这所屋子里的家具都是中国式的，而使人真正感到舒坦的却还是因为有安乐椅。
“杨匪”，他通常还是被这么称呼，既有好名声，也有坏名声。他以前的经历是人所共知的，像许多其他的中国将领，像满洲的“老帅”张作霖一样，他起初也是作为一名地方首领，凭借自己的精神力量和坚毅的个性，不断扩大自己的实力，招兵买马，扩充军队，直到最终获得官方的承认。而老式的中国政治轮盘，也总会给揭竿而起的年轻军阀们带来成功的机会。在1926年，当北方的将军们联合起来抵抗来自南方的国民军挺进时，杨虎城正好控制着西安。他宣布赞成国民革命，并在刘镇华军队的持续围攻下，坚守西安达八个月之久，直至最后为冯玉祥所解救。这就是杨虎城禀性的最显著特征（就像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某些英国指挥官一样），在他据守该市期间，居民中有三万五千人死于饥荒。
因围困而坚贞不屈的英雄业绩使他赢得了杨虎城——“城中之虎”的美名，然而在全陕西，在这个他的名声不容忽视的地方，人们只知道他的那个不那么显赫的小名“杨久娃”（我们发现许多陕西农民只认得他的这个名字，而不知道还有其他称呼）。南京所封的“陕西绥靖专员”这个官衔更增加了他的气势，因而他一从日本访问归来，便在自己的故乡省份建立了牢固的统治。他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削弱土匪队伍，而在他当政的那个时期，在贫困的打击下，西北地区的土匪多如牛毛。杨虎城处理这个问题的办法很简单：他认识自己省内最大的土匪头子，于是邀请其中的五个人到他的衙门赴宴，在宴会前便将他们射杀在院当中。
就是这么一个人，在“双十二”运动中，把自己的命运与张学良紧紧拴在了一起。如果让他独行其是，蒋介石还能否再见到南京，可就难说了。在许多人看来，张、杨的合作是不可思议的。众所周知，这只“陕西虎”并不欢迎东北军进入他的势力范围。然而，当他认识到这些“剿匪者”无意侵占他在该省的个人权益之后，便毫不踌躇地对张学良所倡导的反对内战、主张抗日的政策表示同情。据说这位陕西将军坚决主张抗日，猛烈抨击南京的“投降政策”。也许他厌倦了平淡无奇的生活，曾想参加那年秋天的广西——广东运动，但受到“少帅”劝阻，要他静待时机。现在他是这个叛乱省份的“新军委会”的副主席，也是“抗日联军”的代总指挥，我们急切渴望及早见到这位北方莽汉。
那位说德语的秘书回到屋里，带来了一位体格高大健壮的汉子，只穿了身朴素的蓝工作服，没有佩戴表示级别的任何证章。“杨老虎”一点儿不拘礼仪，摆手示意我们入座，然后带着点木然的神情等着我们发问。当我们用德语提问，通过他的秘书转述时，他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和蔼态度，几乎是亲切的语调回答我们的问题。这与他那斗牛士般的体魄和被说得可怕的名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有这种感觉，他说话之所以这么和蔼可亲，是因为如不这么节制，他就会吼叫起来。我们首先问道，以逮捕委员长为开端的这场富于戏剧性的事件的目的和意义。杨虎城用当地报纸常见的那种措辞回答道：“我们强烈恳求蒋介石将军在关于内战和抵抗日本这类重大问题上，尊重并采纳人民的意见。为了阻止内战的进一步蔓延，为了团结全国的一切力量抵抗我们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被迫对他采用了强制性的劝说手段。我们在西北的运动与整个国际和平阵线紧密相关。”
我问：“西北的这场运动和李宗仁、白崇禧最近在西南搞的所谓‘抗日运动’有何不同？”
“我们不能用权威的口吻代表西南说话，对于任何真正的抗日情绪，我们理所当然的给予最大限度的同情。但西南运动的纲领不清楚——它并未阐明如何实现其运动目的。我们的纲领则很完善：它集中体现在张少帅宣布的八项基本原则中，这项计划中的部分内容，现在也已经得到了贯彻实行。”
就某些外国报刊对西安发生的反叛行为产生原因提出的那些极其矛盾的评论文章，我们接着提出了看法。其中叫骂最凶的是莫斯科的报道，它把这一切都说成是日本人的阴谋，而汪精卫则是其主要代理人。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杨虎城的话（我猜测）不便被发表出来，但他最不伤人的评语，译过来就是：“我们从来看不起像汪精卫这样的小人。”至于东京的报道，则把这一切都说成是由莫斯科和第三国际策划搞的，他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加重了语气：“不，这不是事实。说莫斯科或第三国际幕后策划了我们的这场运动，是完全低估了我们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自身价值。但我们也深切感到，苏联以及其他民主国家，应该对我们为民族解放而自发进行的民主运动寄予同情。”
“怎样才能说明它是民主运动呢？”我问。
“首先，它表达了深受日本帝国主义之害的满洲和华北的广大人民的意志。我们的许多要求是基本的民主要求，是为了确保人民享有公民应有的权利。在西安这一带，我们已经释放了政治犯，我们宣布人民有集会和爱国结社的自由。我们相信，为了使我们团结一致，保卫自己的国家，充分的政治自由是必不可少的。”
我感到，我们正开始摆脱礼节性拜访时说的那些老套话，因为“民主”这个词，在中国还是个富于刺激性的字眼。我追问道：“你使用了‘统一阵线’的口号，那么，什么是它的具体含义呢？”
“抵抗日本侵略已经成为团结中国人民的一种信念。”这位陕西军阀言词铿锵有力起来。“我们的看法就是，面对如此严重的民族危机，一切党派利益都必须退居其后，都必须在抗日的旗帜下联合起来，结成一个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全国阵线。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日前在中国它完全能够得到实现。”
“但中国真的强大到足以与日本打仗了吗？”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也许称得上是在今日中国能够被问及的唯一最受关切的问题。在过去几年里，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抛出的主要论据，总是说中国太弱，不足以在军事上抵抗日本。中国只有等到有了一支较为强大的空军，一支装备较为精良的国家军队之后，才能够谈得上抗日。正是这种论点，决定了南京政府在一切危急时刻的外交政策；也正是这种观点，被反复宣扬，以至十之八九的人都真的相信了它。
针对同一问题，中国“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在今年夏天接受一位冒险进入“红区”访问的美国记者采访时，用同样确信无疑的强调语气做了回答。毛泽东认为，中国真正能够与日本抗争的唯有一种战法，就是扩大尽可能广阔的战线，开展一场持续不断的抗日游击战，而对于这个战法，他现在和过去一样，一直就是准备着的。毋庸置疑，中国红军顶住了占绝对优势军队的镇压，这一纪录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说明了这种战术的可能性：既然东北义勇军采用这一战术能把日本占领军搞得手忙脚乱，那么，如果全中国都处于武装暴动之中，结局又将如何呢？
我想知道有着真正战将业绩的杨虎城将军，会怎样解答这个问题。但他的回答更令人惊奇，因为他用的是心理学观点，而不是战略论据。
“谁能用抽象的理论回答这个问题呢？中国的力量不在于新式飞机或坦克——这些东西日本和中国都有，而且日本总是更多。但我们的真正力量就是我们懂得必须打日本的道理。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物质力量问题，而是要面对‘必须’，迫不得已。一旦我们心中存有这种必须战斗的愿望，我们就能打下去。”
“这才是真正的回答！”这番话一翻译过来，艾格尼丝便热烈地说。我也基本同意如下的看法：毫无疑问，中央政府过去政策的失误之处，就在于无视存在于大多数中国人民心目中的这种积极抵抗愿望。我们对这位“杨匪”产生了新的敬意，他看上去似乎能够说到做到，而他本身就是个宁折不弯，至死不后退的人。
我们又问及从西安释放委员长的情况，并得到预期的回答：“长期以来，蒋委员长不懂得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意见和要求，因为他总跟‘亲日派’分子交往。我们利用在西安这个机会，与他系统地讨论了这个问题，最终说服他改变了政策，接受了我们的基本原则观点，然后我们便无条件地释放了他。”这句话听来过于简单，但并非毫无意义。
我们问到西北的军队是否都赞同释放委员长，杨虎城否认了这种看法，但（我觉得）有点勉强。他似乎认为当时的形势非常有利。“我们相信委员长的正直诚实，只要他改组了南京政府，与‘亲日派’脱离关系，他就会成为我们真正的抗日领袖。”
这时谈话已告一段落，我们便起身告辞。“但是，请记住，”杨虎城突然情绪热烈地补充道：“这次西安‘事变’并非偶然，也不仅仅是两个将军的行动。它是西北全体将士的一致请求，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
“我们的这次行动，并不夹杂任何个人仇恨。我们只想要进行抗日战争，并结束内战。我们没说过一句反对蒋介石将军的话，我们尤其希望能够与他并肩抗击敌人。我们的要求十分简单，这就是，对内和平，对外誓死抵抗民族侵略！”
“喂，你觉得杨虎城怎样？”我们离开后，我问艾格尼丝。只见她双眉紧锁，凝神思虑，但却不像是不高兴。
“我不喜欢他那嗓门儿。但他也许还行——他本人曾是个贫苦农民。”她对有无产阶级背景的人总要留点情面。“总而言之，我并不认为我应该过于相信这个人。”
这次采访本身不错，要是发现有人相信这一事实就更好了。我发了一封电报。这也是我通过无线电路从西安发出去的最后信息。此后不久，全面封锁便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