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约在样板戏红火前，有过《红灯照》这样一出舞剧，不知为什么未能流传下来？可是舞台上手持红灯的义和团女战士，那亮丽英武形象，至今记忆犹新。显然，编导的创意，是从毛主席诗“不爱红装爱武装”而来，着重表现红灯照的“飒爽英姿”。最摄人心魄的，莫过于她们缠在头上的红色绡巾，飘舞起来，颇似一团烈火，更增添了几分妩媚，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腰围红带，头裹红帕，是义和团的革命性标志装束。据《庚子拳变记日要录》载，1900年6月13日，也就是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的傍晚，“外匪蜂屯阜城门外，门官不敢放入，而内匪喧哗迎接，老团载澜饬令开城，当夜即焚烧西城教堂数处”。这一天，是义和团达到鼎盛的日子，也是迅速走向败亡的日子。如果这些农民知道最终以头颅和鲜血，不过是维持西太后的统治而已，也许就不那么急切地要求进城了，而若不进城，不那么快变质，说不定会是另外一个结局。
那位管城的军官所以未敢开城，拿今天的话说，因为很多人并没有按义和团的规定，统一着装，这说明革命形势发展得太快，一部分团勇甚至来不及配备红帕红带，或更多的也许本非义和团，只不过随着进城来看热闹的郊县乡民，哪里想到找一块红布裹在头上。
载澜是满清宗室中支持义和团的铁杆分子，最后被充军到新疆终身监禁。当时他之所以敢让门官掏钥匙开门，因为慈禧太后终于下了决心，要依靠义和团了。从这一天起，京城内外，成了红色头帕飘扬的世界。
大凡革命潮流狂飙突起的时候，总是一个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局面，既有自觉的、真正的、诚心诚意的革命者，也有被裹胁的、随大流的、起哄架秧子的，乘机捞一把的革命者，更有实质上的伪革命和反革命的革命者，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所以，用一种标志性的装束，以区别于老百姓和敌对阵营，便十分必要。
汉末的张角起义，所以被官方称之为“黄巾贼”，就因为他们头披黄布；清末的太平天国，所以被老百姓称之为“长毛”，就因为他们都留长发。外国也如此，当然这是比较反面的例子。美国三K党进行残害黑人的罪恶活动时，也穿起那白色的蒙头白袍；希特勒在慕尼黑小酒吧喝得醉醺醺地要成立纳粹党时，党员一律穿咖啡式外套，于是也被称作“褐衫党”。
这倒是推销积压商品的好机会，一百年前，义和团的“或腰红带，或蒙红巾”，肯定会将前门外八大祥店里的红布红绸，抢售一罄。二十年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波澜壮阔，红卫兵，兵必一箍；造反派，派必一旗，商店里的红布也曾供不应求过的，自然也是这种风气流传或影响所及了。中国人之大呼窿，一窝蜂，也真是厉害，有一阵子，泡红茶菌，商店里买不到大口瓶罐；有一阵子，注公鸡血，菜市场里连鸡毛都不见；全国每天有七千万人练气功，这都应该申请上吉尼斯世界纪录的。
那时，我在一座边远的小县城劳动改造，不但红布脱销，因为写大字报，最后连墨汁、毛笔、纸张也紧俏得不得了，不得不开上大卡车，到省城去采购。凡狂飙突起之日，也必是浪漫主义风行之时，学生可以不上学，工人可以不上班，大串联可以免费坐火车，只那么一逛，到哪儿都可以像和尚挂单一样，吃饭免费，住房免费，这等便宜事，天底下到哪里去找？这种革命的浪漫，在李自成进北京城后，也曾出现过的，他答应他的战士进城以后，天天过年，顿顿饺子，于是，整个北京城在剁馅，在擀皮，真正体现“迎闯王，不纳粮”的节日般的快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大地上也达到了“人民大众开心之日”的境界，那时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有精神，二有时间，三有公家大把大把的钞票。一夜之间，红海洋、语录歌、样板戏、红宝书排山倒海，铺天盖地而来，也就不奇怪了。无妨这样推想，二十世纪初北京城里的革命气氛，谅不会比《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后，差到哪里去。那些头裹红帕的义和团和臂缠红箍的红卫兵，心情是差不离的，都处于兴奋、冲动、手痒痒、神经质的状态之中，洋溢着幸福感、自豪感、主人公感和重任在肩感。当然，也少不了那种昏头涨脑，不知所以，类似范进中举的感觉，因为他们连自己也搞不明白，怎么突然抖了起来。
由于义和团和红卫兵一样，是由无数分散的小单位构成，各有地盘，各自为政，义和团的头领叫大师兄，红卫兵的领导叫勤务员，这类莫名其妙的头衔，注定是谁也不买谁的账，谁也不会听谁的。所以，根本不可能成事，看来，还是政治家老谋深算，让这些造反者闹，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不能让他们成势，成立全国性的统一组织。因此，义和团从头到尾，是一群无绝对权威，无领袖人物，无组织系统，也无理论纲领的乌合之众，一盘散沙，果然，红卫兵下乡，义和团失败。
红卫兵至少可以有机会到天安门接受红司令的检阅，义和团始终不被西太后看重，她从来也不想作为他们的精神领袖。虽然13日准许他们进城，承认为合法组织，但24小时后又变了卦，下令严惩不贷，解散义和团，15日火速调镇压义和团的干将李鸿章、袁世凯入卫。而且，就在义和团战士攻打交民巷，血肉横飞，尸积街巷之际，慈禧还派人以她的名义，往各使馆里送饽饽、香糕、驴打滚、沙其玛呢！
那些横尸在交民巷的战士们，要是知道西太后向列强表白：“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以与各国开衅，此意当为各国所谅。”同时信誓旦旦地说：“照前保护使馆，惟力是视，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惩办。”也许会后悔自己没有必要为这个腐败透顶的政权，无谓地牺牲生命了吧？
而当真正的战士冲锋陷阵的时刻，那些进城的义和团，再无早先朴素的本质，由于人员的补充扩大，进城以后，已蜕化成一支良莠不齐的无政府状态的队伍。面对花花世界，红头帕下的农民本质暴露无遗，追求金钱的满足，追求性欲的满足，是大部分农民革命家进城以前的梦，他为什么要拼命打进城来，就是要实现这个左手抱金罐，右手抱美人的梦想。毛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党的干部，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进攻。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很多情况下，炮弹并未发射，我们的干部就来不及地扑上去了。
百分之百由农民组成的义和团，进入北京，也就加速了他们的败亡过程。
因为一个早先的单个的农民，若从阜城门往里走，那神态必然是畏缩的，心情是胆怯的，脸色是茫然的，手脚是无措的。护着褡裢里的干粮和掖在裤腰带的几块钱，绝对是既害怕城市，更害怕城里人。而城里人也毫不客气地嘲笑他们，奚落他们，管他们叫乡巴佬，土包子。因此，这位老乡怕走不到白塔寺，腿就软了。若是再过来一辆躲闪不及的奥迪轿车，进也不是，退也不是，那司机踩了煞车，准会探出头来呵斥他：“你活够了，你这个土老帽，土老鳖，想找死啊！”
农民对于城市，有一种本能的敌意；农民对于体现文明的知识分子，也有一种先天的戒备和敬畏的心理。但6月13日以后，义和团手上有权，身上有刀，有了予取予夺的自由，城里人要仰他的鼻息，知识分子要看他的眼色，不再是那个呆头呆脑的农民了。对不起，潜藏的恶本质，便会爆发出来，从施暴中获得宣泄的痛快，便是那几天里北京城里混乱的根源。
试想一下，驻守到里九城、外七城、皇城各门、王公大臣各府、六部九卿文武大小衙门的义和团，未必全是赤心忠胆的革命者，随便顶一块红布混迹其中者，抢掠偷盗想发革命洋财者，蜕化变质成为政府奸细者，用抢来的银子去逛前门外八大胡同者，肯定大有人在。
君不见“文革”初期，群众组织，风起云涌，每一派都革命，每一派都有权抄家，我认识的一位学者，一天能见好几拨子前来抄家，常常是破门而入，还未及对话，就开始翻箱倒柜。此公向我喟叹曰：“真假美猴王，狸猫换太子，每人都戴着红箍，穿戴得像红孩儿一样，声严色厉，拳脚交加，我有胆敢问一声是真是假吗？”因此，个别红卫兵的顺手牵羊，公报私仇，将抄没的东西拿回家，以阴暗心理进行残酷折磨，是不足为奇的。有泡沫经济，有泡沫文化，自然，也会有泡沫革命，义和团运动和红卫兵运动，大概属于这类，因此，两者之间，颇有很多的共同点。
进城以后的义和团，那些宵小之徒，无良之辈，可算得其所哉，趁火打劫，浑水摸鱼，发国难财，欺压良民，在统治者的纵容和鼓励下，成为政府许可的行为，于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也就很正常了。
历史上可以找出无数例证，农民造反当了皇帝以后，知识分子便是他首要的打击对象，臭老九为红卫兵首选的打击对象，恐怕历史的因缘在此。要是农民造反当不上皇帝，便会不遗余力毁坏城市，消灭文明，拿得走的拿，拿不走的就一把火烧了；红卫兵在扫荡“四旧”时，也曾用过放火一策，不过比之历史上的纵火者，就小儿科了。在放火的“英雄”中，项羽是一个，阿房宫是他烧掉的；董卓是一个，洛阳呆不住了，就把它统统烧光；侯景是一个，反正我什么也带不走，就把建康烧得什么也不剩；李自成撤出北京，未尝不想烧，可惜吴三桂放清军入关，没能如愿。
总之，放火，是农民革命家的拿手好戏，义和团在北京干得最有声势，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一是攻打交民巷，二是将首善之区，变成一片火海。
据一些史料，抄录数条于下（其中有许多对义和团的偏见，如称为匪等等，事实也不免有夸大其词之处，但也约略可以获知当时一些情况）：
6月13日——
“海岱门教堂被焚。”（《庚子拳变记日要录》）
“午刻，法国坟地全被焚毁，守坟之夫妇子女均戕害。”（《义和团史料》）
“拳匪即扑交民巷……至晚，忽四处起火，崇文门内所有教堂皆焚。是日，又烧灯市口及勾栏胡同等处洋房，火光甚盛，直至天明，犹然烟焰满天，余火未息。”（《西巡回銮始末记》）
“烧东单牌楼北之教堂，延烧铺户十余家。”（《义和团史料》）
“当日晚，有一帮拳匪由崇文门拥进，直到东西牌楼六条，焚烧日本使馆。”（日本·佐原笃介《拳乱记闻》）
“拳匪于右安门内火教民居。夜，火御河桥以东数百家，杀数十百人。”（《庚子传信录》）
6月14日——
“南堂亦被火，医院、学堂、婴孩院皆殃及。”（《义和团史料》）
“义和团焚烧顺治门大街耶稣堂，又烧同和当铺奉教之房，又烧顺治门内天主堂，并烧医院两处，连四周群房约有三百余间俱皆烧尽，烧死教民不计其数。又烧西城根拴马庄，油房胡同，灯笼胡同，松树胡同，教民居住之房数百间，砍杀男妇教民无数。”（《庚子记事》）
“烧宣武门内教堂，又连烧他处教堂及教民宅无算，京师大震。”（《庚子传信录》）
“忽见东北方又有烟焰上腾，彼拳匪今已至弃置之洋房。此等洋房，乃属于税关、教会及洋人者，彼等见无人拦阻，遂纵火抢劫，延烧甚广，火头共有十多处之多。其光灼天，逐渐烧成一片，约有半里之长，势愈凶猛。”（《庚子被围记》）6月15日——
“午后七时，有拳匪攻入东堂，抢掠之余，纵火把圣堂焚毁。”（《拳时北京教友致命》）
“西安门内有义和团前来烧西什库洋楼，道经门内路北小庙，团上烧香举火，往前正走之间，撞遇路北棚铺掌柜郭五之妻，身已有孕，在铺外看热闹，冲坏义和团，火即延烧棚铺，一家无存。”（《义和团史料》）
……
这仅仅是进城以后最初三天的统计，由此便可领教，凡“革命”或“造反”的激情泛滥的年代，也必是全民亢躁和集体无意识之时，自然更是痞子、亡命徒、冒险分子、流氓无产者的癫狂大发作之日，于是，正常秩序被颠覆，整个社会陷入疯狂状态。
6月16日以后，义和团加上甘军董福祥部和武卫军，更是无法无天地劫掠烧杀，清政府已经不能遏止。
“二十日九下钟时，火光又复大作，烟焰蔽日，作淡黄色，盖大栅栏有老德记药房，为西人所开者，拳匪往焚之矣。已而西南风大作，以致延烧四处，东尽前门大街，西尽煤市街，南河沿，又逾河而至月墙，两荷包巷，正阳门楼亦被延及。是日，共计被焚店铺不下四千余家。至翌日，火尚未息。”（《西巡回銮始末记》）
“二十一日焚西单牌楼讲书堂，又延烧千余家。东城一洋货铺被匪纵火，又延烧四千余家。”（《庚子拳变记日要录》）
“二十一日团匪将电报局烧毁。是日以后，董军、武卫军大肆焚劫，孙中堂、徐中堂、钱尚书、肃王等府第及翰林院，史、礼等部衙署均被焚，荣禄之府第亦悉数被焚。王中堂文韶家眷早已出京暂避，其宅第亦为匪焚去。中堂后往会典馆办公，以户部衙门亦烧去也。”（《义和团史料》）
放火，并不表明纵火者力量强大，相反，是一种怯懦，是一种退却的前奏，是一种开始败亡的前兆。果然，他们放了这把火以后，引发了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更猖狂的烧杀抢掠，这是继英法联军以后，再一次洗劫中国首都，是二十世纪初震撼全世界的一件大事。屠城的同时，义和团的战士们，也用头颅和热血，写下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也是最不成气候的一次农民革命运动。
整整一百年前，1899年的3月，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义和团的创始者，朱红灯、心诚和尚在山东恩平、平原一带率众起义，列队千人，排出阵势，面对官军，毫无畏惧，拖来大炮助战，也许是中国农民起义史上，首战最漂亮的一次，从此，北中国半壁江山，就这一个拳字，令官家震惊，教洋人胆寒，不能不说对积弱的中国，注入一股活力，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老实说，中国人是最能安分守己的，也是最能逆来顺受的，要不是统治者的压迫到了无以为生的程度，是绝不会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的。朱红灯、心诚和尚能够一呼百应，很快在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打开局面，就因为得民心，他们抓住了这个契机。
据一份官方报告称：当义和团向四处扩展地盘时，战士们“或十数人一起，或二三十人一起，壮丁幼童皆有，持长枪者十之七八，持腰刀手袋者十之二三，持鸟枪者极少，或腰红带，或蒙红巾，目不旁视，鱼贯而行，不多言亦不买食物，有灭此朝食之势，街市官署，无敢过问”。是一支极有纪律、极富革命朝气的起义队伍。而在廊坊与义和团交过手的联军统帅西摩尔，也不得不承认“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体覆灭”。也证明了义和团勇敢善战，和视死如归的精神。
然而，仅仅三年时间，这支完全由农民组成的革命军，走完了由造反、到招安、到被利用、到最后被剿灭的全部过程，这是首举义旗的朱红灯、心诚和尚绝对想不到的，竟成了一锅夹生饭。义和团的失败，自然是败在了清政府手中，败在了帝国主义列强手中，但不可否认，也败在了他们自己的手中。因为，小农意识是无知、愚昧、落后、保守、狭隘、自私、迷信、崇拜的温床；是拒绝文明、憎恶知识、排斥进步、反对科学的最好的细菌培养基地；是抱残守缺、封闭自锁、仇视新生力量和新鲜事物、对外部世界采取鸵鸟政策的顽固堡垒。只要小农意识在义和团占上风地位，就不得不败，而且，中国历史上之一切灾难，一切不幸，一切痛苦，无一不是这种小农意识种下的恶果所致。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是毛主席的词，要中国人抓紧时间。但是，一百年过去，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话及其形形色色的变种，在中华大地上，难道就已经绝迹了吗？我看，谁也不敢打这个保票。
§§第二辑 中国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