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对魏晋人物，持好感者，一是曹操，二便是嵇康了。
读鲁迅先生的日记知道，他为了编辑一部完整的《嵇康集》，所花费的时间，长达十数年。投注如此精力和心血，可见他对这位愤世嫉俗的文人，那种特别的敬仰之情。
1913年
9月23日 下午往留黎厂搜《嵇中散集》不得，遂以托本立堂。
10月1日 午后往图书馆……借《嵇康集》一册。
10月15日 夜以丛书堂本《嵇康集》校《全三国文》，摘出佳字，将于暇日写之。
10月19日 夜读校《嵇康集》。
10月20日 夜校《嵇康集》毕。
1915年
6月5日 下午得蒋抑卮书并钞文澜阁本《嵇中散集》一部二册。
1924年
6月1日 夜校《嵇康集》一卷。
6月3日 夜校《嵇康集》一卷。
6月6日 终日校《嵇康集》。
6月7日 夜风。校《嵇康集》至第九卷之半。雨。
6月8日 夜校《嵇康集》了。
6月10日 夜撰校正《嵇康集》序。
1931年
11月13日 校《嵇康集》以涵芬楼景印宋文（本）《六臣注文选》。
从以上日记中，不难看到鲁迅在整理国故、完善古籍方面的悉心专注，笔墨里那些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文字，也可想象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受到文化围剿的景况，似可体会到他与这位公元三世纪的文人，有很多共鸣的地方。
凡在历史上产生过影响的文化巨人，他们之间虽有时间的差距、地域的不同，甚或还有语言的歧异，但由于精神上的一致，灵魂上的交融，不免会产生出一些感知上的沟通和认同。鲁迅先生曾经写过一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对于那个时代的文人状态，有许多精彩的表述。对同有名气的嵇、阮二人，特别是嵇，还作了精当的分析。
他认为，这两位文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这大概是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嵇康的别扭，是北人所说的“较真”；阮籍的佯狂，则是南人所说的“搅浆糊”。这就是聪明的人不吃亏，不太聪明而且固执的人常吃亏的区别所在。从那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除去做了狗的以外，大致可以这样分类，一类人不去找死，在统治者划定的圈子里，尽量写到极致。一类人不怕找死，想方设法，要把一只脚踩到圈外，哪怕为此付出代价。前者，我佩服，因为与强权周旋，如走钢丝，那需要极高的智慧。后者，我钦佩，因为这种以卵击石的游戏，敢于挑战必输的结果，那需要极强的勇气。
一无智慧，二无勇气的碌碌之辈，只有期望一位平庸的，而且并不特别喜欢咬文嚼字的统治者，网开一面，度过一生了。但是，嵇中散先生不幸生在了魏末，碰上了那个司马昭，该是老天爷给他安排的厄运。
司马昭，是个不可一世的人物，他一心想篡夺政权，已是路人皆知的事情。曹姓皇帝只能仰其鼻息讨生活，他干掉高贵乡公曹髦以后，又不能马上下手再干掉元帝曹奂，因为曹魏势力还有相当基础。于是，要造舆论，要造声势，要扩大阵营和地盘，很想把这位著名作家、文坛高手，纳入自己的体系。于是，授意嵇康的好友山巨源，动员他出来做官。
“骄视俗人”的嵇康，断然拒绝了。按说，不想干，就算了；或者，婉谢一下，也就拉倒。他不但不稀罕当司马昭给的官，还写了一封绝交书，寄给山巨源，公开亮出观点，显示出他的不阿附于世俗，不屈从于金钱，不依赖于强势，不取媚于权力的坚贞刚直、冰清玉洁的品格。这与前些年文坛上一个流行的说法“拒绝投降”，多少有些近似。这四个字用之于嵇中散身上，倒是再贴切不过的。
这样，他不仅把老朋友得罪了，把期望他投其麾下的大将军也得罪了。
绝交书，就是他的宣言，嵇康告诉世人，我为什么不当司马昭的官，就因为当他这个官，我不快活。与这篇《与山巨源绝交书》齐名的，在《古文观止》里，还可找到一篇《杨恽报孙会宗书》，同样精彩。两封古人的书信，真是淋漓尽致，挥洒自如，读起来无比过瘾，无比痛快。尽管我们未必能做到嵇康那样决绝，那样勇敢，但不妨碍我们对其人格的光明磊落、坦荡自然，表示衷心钦佩。
所以，今天那些把“拒绝投降”口号叫得山响者，却未必真的打算实行，不过是用这张皮遮住的结党营私、奔走钻营罢了。假如有这样一个邀宠的天赐良机，司马昭给他打来电话：老兄，给你一个差使吧！肯定，马上出门，拦住一辆面的，屁颠屁颠跑去磕头如捣蒜的。
所以，文学界的这些“拒绝投降”的爷们，不过嘴上功夫，说说而已，一到名利场，个个身手不凡，都是具有相当段级的武林高手。因此在文学史上，如嵇康，临死在法场上弹奏一曲《广陵散》而成绝响，然后慷慨赴死，终其一生贯彻其主义不悔者，又有几许？恐怕是千古一人而已。要不然，一代文化巨人鲁迅，也不会对其著作搜集整理以求全璧地倾注心血了。
鲁迅一生除写作外，研究过许多中国文人及其作品，多有著述。但下功夫最多，花时间最长来剔微钩沉者，就是这部他亲自辑校的《嵇康集》了，由此也可见巨人心灵上的呼应。他说过：“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很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所以，含糊其词，语焉不详，王顾左右而言他，最好了，后来的聪明人，都这样写文章；而针砭王纲，议论朝政，直书史实，布露民瘼，就是那些不聪明的文人最犯统治者忌的地方。
嵇中散的死，最根本的原因，正是鲁迅所指出的，他文章中那种不以传统为然的叛逆精神。
任何一个帝王，最不能容忍的，除了推翻他的宝座，莫过于否定他赖以安身立命的纲常伦理了。嵇康在给山巨源的信中，提出了“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口号，司马昭一看，这不是动摇朕的根本大计嘛，当然是要把他干掉的了。所以，没有马上杀他，不过看时机，找借口罢了。
鲁迅说：“非薄了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按：应是司马昭，但真正坐上帝位的，是司马炎）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
在司马昭的眼中，凡与曹魏王朝有联系的人，都是他不能掉以轻心的敌对势力。何况嵇康的太太，还是曹操的曾孙女长乐亭主呢！这门婚姻的结合，使一个贫家出身的文人，娶了一位公主，已无可知悉细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位金枝玉叶，看中嵇康并嫁给他，还使他得到一个中散大夫的闲差，很大程度上，由于嵇康是当时大家公认的美男子。
古代作家有许多风流倜傥的人物，现在，作家能称得上美男子者，几乎没有，而歪瓜裂枣，獐头鼠目者，倒不乏人，真是令后来人愧对先辈。史称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按近代出土的魏晋时的骨尺约合二十三至二十四厘米计算，嵇康该是一米八几的高个子，“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长乐亭主能不为之倾心么？何况那是一个持性解放观念的社会，她的曾祖父曹操，在平袁绍的繁冗战事中，还不忘找个三陪女呢！
另外，魏晋时期的嵇康，颇具现代人的健康观念，好运动，喜锻炼，常健身，他擅长的项目，日“锻”，也就是打铁。“性绝巧而好锻，宅中有一柳树甚茂，乃激水环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锻。”这个经常抡铁锤的诗人，肯定肌肉发达，体魄健全，比之当今那些贴胸毛、娘娘腔，未老先衰，迎风掉泪的各式作家，要男人气得多。“弹琴咏诗，自足于怀”，“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像这样一位真有学问的文人，不是时下那些糠心大萝卜式作家，动不动弄出学问浅薄的笑话来，令人丧气。加之保持身体健美，一位运动健将式的未婚夫，对亭主来讲，打着灯笼难寻，自然是一抓住就不会撒手的了。
魏晋时的女人，在性爱观点上，持相当开放的态度，掷果潘安，偷香韩寿，就是最好的例证。更不要说放浪成性的贾南风了，连法国那位帷薄不修的路易十六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也望尘莫及的。因此，长乐亭主以千金之躯，嫁给这位健美先生，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但嵇康选择娶这个老婆，倒有可能是从他与掌权者对立的感情出发，是一次很政治化的选择。试想，他的朋友阮籍为摆脱司马氏与之结亲的要求，干脆大醉两月不醒，让对方找不到机会开口。而他却与司马氏的政敌通婚，显然是有意的挑战。
他难道会不记取曹魏家另一位女婿，同是美男子的何晏，娶了曹操的女儿金乡公主，最后不也是被司马懿杀掉的教训吗？嵇康就是嵇康，他却偏要这样行事，这正是他的性格悲剧了。
虽然，他写过文章，他很明白，他应该超脱。“夫称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是故言君子则以无措为主。”实际上，他说得到，却办不到，至少并未完全实行这个正确主张。
他也找到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病根所在，因为他有两点连自己都认为是“甚不可”的“毛病”，一是“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二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这是他给山巨源的绝交信中说的，说明他对自己的性格了如指掌，但由于他对世俗社会、官僚体制、庸俗作风、无聊风气的不习惯，对司马氏统治的不认同，这毛病便根深蒂固，改不掉了。如果说前面的“甚不可”，是他致祸的原因，后面的“甚不可”，就是他惹祸的根苗了。
阮籍，就比嵇康聪明一些，虽然他对司马昭，不会比嵇康更感兴趣，但他能保全自己的首级，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写文章时，竭力隐而不显，犹如当代新潮评论家佶屈聱牙的高论，说了半天，连他自己也不知梦呓了些什么一样，尽量不让司马昭抓住他的把柄。而且，不得已时，阮步兵也会给大将军写一篇祝寿文，唱一曲 Happy Birthday To You应付差使的；到了实在勉为其难，不愿太被御用，而推托不了时，索性佯狂一阵，喝得烂醉，躺在当垆的老板娘旁边，作出拍A片样子的亲密状。这样一来，司马昭也就只好没脾气。
但嵇康做不到，这是他那悲剧性格所决定的。他对这个阮籍羡慕得要死，也非常想学习他，对山涛说：“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史称嵇康“直性狭中，多所不堪”，是个“不可强”、“不可化”的人物，这就是俗话说的：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了，一个梗惯了脖子的人，要他时不时地低下头来，那是很痛苦的事情。他想学，学不来，只好认输：“吾不如嗣宗之资，而有慢弛之阙，又不识人情，暗于机宜。”结果，他希望“无措乎是非”，但“是非”却找上门来，非把他搅进“是非”中去。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凡古今文人，如果他是个真文人，便有真性情，有真性情，便不大可能八面玲珑，四处讨好，也就自然不善于保护自己。
现在只有看着嵇康，一步步走向生命途程的终点。最痛苦的悲剧，就在于知道其为悲剧，还要悲剧下去，能不为悲剧的主人公一恸乎！
嵇康虽然被司马昭引以为患，但忙于篡夺曹魏政权的大将军，不可能全神关注这位皇室驸马，在他全盘的政治角斗中，嵇康终究是个小角色。如果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周围，君子多，小人少，尤其小人加文人者少，那么知识分子的日子可能要好过些。但小人多，君子少，加之文人中的小人，有机会靠近统治者，那就有人要遭殃了。假如此人特别想吃蘸血馒头的话，首选对象，必是作家同行无疑。
不幸的是，司马昭极其信任的高级谋士锺会，不是一个好东西，跳出来要算计嵇康，对司马昭来说，是件正中下怀的事情。现在，已经无法了解，究竟是锺会心领神会大将军的旨意，故意制造事端；还是由于嵇康根本不甩他，衔恨在心，予以报复。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总之，不怕贼偷，就怕贼算，从他后来与邓艾一块儿征蜀，整死邓艾接着又背叛作乱，是个货真价实的小人，当无疑问。碰上了这样的无赖文人，对嵇康来说，等于敲了丧钟。
锺会年纪与嵇康相仿，只差一岁，算是同龄人。不过，一是高干子弟，一乃平民作家，本是风马牛不相及。但锺会也玩玩文学，以为消遣，这是有点权势的官员，或有点金钱的老板，最易患的一种流行病。这种病的名称，就叫“附庸风雅”。或题两笔孬字，或写两篇歪诗，或倩人代庖著书立说，或枪手拟作空挂虚名，直到今天还是屡见不鲜的。锺会虽是洛阳贵公子之一，其父锺繇位至三公，其兄锺毓官至将军，但贵族门第，并不能使其在文学上，与贫民出身的嵇康，处于同一等量级上。因此，他有些嫉妒，这是文人整文人的原始动力。假如，锺会写出来的作品差强人意，也许眼红得不那么厉害；但是，他写得不怎么样，又不愿意承认自己不怎么样，心头的妒火便会熊熊燃烧。
于是，就有了《世说新语》所载的两次交锋，第一次较量：“锺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如果嵇康赶紧追出门来，拉住锺会的手：老弟，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写序？写评论？开研讨会我去捧场？那么自我感觉甚好的锺会，得到这样的首肯，也就天下太平了。嵇康显然不会这样做的，一个如此圆通的人，也就不是嵇康了。肯定他会拾起锺会的《四本论》，扔在打铁的红炉里，付之一炬。
第二次较量：锺会约了文坛上的一干朋友，又来登门趋访。嵇康却是有意惹他了，这可是犯下了致命错误。现在，已弄不清楚嵇康之排斥锺会，是讨厌他这个人呢，还是对他政治上背魏附晋表示唾弃，还是对他上一次行径甚为反感。当这些“贤俊之士”到达嵇康府上，“康方于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锺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锺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这当然是很尴尬的场面，但锺会可不是一个脓包，而非脓包的小人，往往更为可怕。临走时，他撂下来的这两句话，可谓掷地有声，然后，拂袖而去。不知道嵇先生送客以后如何态度，依我度测，中散大夫对这威胁性的答话，恐怕笑不大起来。也许爽然若失，把铁锤扔在一旁，觉得没劲吧？那位拉风箱的向秀，肯定也怔怔发呆了，如此低水平地，没风度地羞辱对手，又能顶个屁用？
唉！这就是文人意气，不谙世事的悲哀了，只图出一口恶气而后快，却不懂得“打蛇不死反遭咬”的道理，如果对一个一下子整不死的小人，绝对不能够轻易动手的。何况这种脱口秀式的挑衅，只不过激怒对方而已。“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后果，便是锺会跑去向司马昭说：“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没有说出口的一个字，便是“杀”了。
凡告密出首某某，打小报告检举某某，而听者正好也要收拾某某，那这个可怜虫就必倒大霉不可。等到嵇康的朋友吕安，“以事系狱，辞相证引”，把他牵连进去，锺会就公开跳出来大张挞伐了，“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昔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他的结论，透露出小人的蛇蝎之心：“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其实，也正是司马昭的想法，不过利用锺会的嘴罢了。“于是录康闭狱”。
现在看起来，嵇康第一个要不得，是曹党嫡系，在政治上站错了队；第二个要不得，是个公开与司马政权唱反调的不合作的文人；第三个要不得，或许是最关键的，这位中散大夫得罪了小人。
一部文字狱史，通常都是小人发难，然后皇帝才举起屠刀的。但对于惑乱其间、罗织罪名、告密揭发、出卖灵魂的小人，常常略而不提，所以，这类惯用同行的鲜血、染红自己顶子的文人，才会络绎不绝地繁殖孳生吧！
接着，便是嵇康最后的绝命镜头了：
一，“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世说新语》）
二，“康之下狱，太学生数千人请之。于时豪俊皆随康入狱，悉解喻，一时散遣。康竟与安同诛。”（《世说新语》注引王隐《晋书》）
三，“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晋书》）
四，“临死，而兄弟亲族咸与共别，康颜色不变，问其兄曰：‘向以琴来不邪？’兄曰：‘以来。’康取调之，为《太平引》。曲成，叹曰：‘《太平引》于今绝也！’”（《世说新语》注引《文士传》）
读到以上的四则记载，不禁愕然于古人比之后人，有多得多的慷慨、胆识、豪气和壮烈，竟有好几千罢课的太学生，居然跟随着囚车向法场行进，而且打出标语口号，反对司马昭杀害嵇康，要求停止行刑，让嵇康到太学去作他们的导师。现在已很难臆测魏晋时太学生们游行示威的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可以设想，这是洛阳城里从未有过的，一个万人空巷，全城出动，非常悲壮，气氛肃穆的场面。否则，司马昭不会产生后悔的意念；他的后悔大概也是慑于这种民众的压力吧！
更教人激动的是，嵇康被捕后，一些具有社会影响的知识分子，不畏高压，挺身而出，以与这位作家一块儿受罪的勇气，走进牢房。这支涌向大牢的队伍，完全不把小人的报复、统治者的镇压放在眼里，于是，想起近人邓拓先生的诗：“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这才是中国文化的脊梁。历史上是有许多缺钙的知识分子，但绝不可能是全部。
日影西斜，行刑在即，围着法场的几千人，沉默无声，倾听嵇康弹奏他的人生绝响。这里不是放着花篮的音乐厅，而是血迹狼藉的行刑场，等待演奏者的不是掌声和鲜花，而将是一把磨得飞快的屠刀。但他，这位中散大夫，正因为他不悔，所以，也就无惧，才能在死亡的阴影中，神色安然地抚拨琴弦，弹完《广陵散》的最后一个音符，从容就义。
嵇中散之死，不但在中国文学史，即在世界文学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类似他的那种“非汤武而薄周孔”的一生追求革新的进取精神，“刚肠疾恶”，“遇事便发”的始终直面人生的创作激情，甚至对今天作家们的为人为文，也是有其可资借鉴之处的。
正因如此，嵇中散用生命写出的这个不朽，才具有永远的意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