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不要走，不要走，我有好东西给你们。”章先生说着，进里屋去，端出一碟点心来，“这是我家自制，当年鲁迅先生最爱吃的，我们南方的小点心。啊，崔笑迎是西北娃，张常生你是东北人，肯定都没有吃过。今天，你们都是第一次到我家来，我一向都是用这招待客人的。来来来，不要拘谨，品尝品尝。”
这情况使我颇感意外：没想到崔笑迎也来了，没想到章先生对我这么热情。谈起来才明白：前一情况属于偶然——崔笑迎依照武文斌的建议，向章先生借阅了这一批“介绍我自己”，为的是也从中了解一些同学的情况和心理，今天她是来交还这些作文的，所以跟我巧遇。后一情况则纯粹是我的误会——
“我在课堂上批评你，是因为需要立下个规矩：一旦正式考试，你们必须按照教学大纲的规划答题，否则就不及格的。”章先生向我们告诫，随后说明他的另一种态度，“课堂下是自由的，我希望能跟同学们都成为朋友。所以，这一点，我要向张常生讲清楚，也要让你这个团支部书记知道，免得发生误会。实际上，我还是很喜欢你那篇《阿Q歪传》的，文笔不错嘛，模仿得也有点意思。这是免不了的，写作最初都免不了模仿。当然，你的那种态度，还是不可取的，不可取！幽默不等于滑稽，机智更需要真诚，要不然呢，灵巧就会变成嬉皮笑脸了……”
从章先生家出来，我满心欢喜，觉得天高气爽，这初秋傍晚的阳光，绚烂而明丽。崔笑迎却默默的，不知她心里想着什么。是啊，她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自从老牛向我打出暂停手势，几个月来我谨小慎微，言行再也不敢有一点造次。可是从旁观察，崔笑迎还是她那副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样子，似乎什么事情也不曾发生。看来老牛只不过是对我发出了警告，而对崔笑迎并未有所流露。在图书馆，依旧由我占位子，她或来或不来。来了就看书，彼此间的交谈，仍仅限于学业；不来的日子，过后有时就解释一句：谈完工作过了七点，我就到文史楼去了。总之，我觉得她对我若即若离，不冷不热。
然而那个疑问，这几个月来却一直困扰着我：难道她对我的态度，仅仅是把我当作她的联系对象吗？难道我就非得按牛哥说的，老老实实当好她的发展对象吗？果真如此，那就不可能“发展”了，因为我实在解除不了那个心理障碍——
今春大四毕业分配前夕，部分大三同学当中就流传着一则新的谚语“大学不入党，入党去边疆”。这跟我在中学毕业时的心态，不是一样的吗？这回我可跟任何“个人主义小集团”都没有关系，但如果是要入团就非得去边疆不可，那我跟我那位联系人的关系，就不是“Time—out（暂停）”，而是得“Stop（停止）”了！
究竟怎么回事，今天是个难得时机，我豁出去了，决心大胆试探一番——
从成府村进东校门，绕过博雅塔，就是花神庙。这花神庙，大殿原在南山坡上，如今只剩下一片废墟。而庙门还在，隔着环湖路，立于半岛上。半岛就是湖岸向北伸延的一片坡地。绿瓦红墙的单拱券门前面，沿湖高低错落一圈石岸。
走近花神庙门，我放慢了脚步。而她，莫非探测到了我的心思？不仅放慢脚步，而且走向湖边，径自先在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我顺从地也在她对面坐下，不言不语望着她，似在听候她的发落。
她的眼光里透露出一种似怨似怒的神色，轻轻叹了一口气，责怪地说：“人家王德一，写的都是如何跟他那资本家爸爸划清界限。你可倒好，写什么‘歪传’！在校团委，都传开了，全班的作文，就你这么一份，邪门歪道！”
“我认为你根本就不该拿给武文斌他们看，那是作文，又不是思想汇报。”
“组织上要看，有什么不可以的？要不是看了，我还想不到就是你写的呢。”
“谢天谢地！幸亏今天当着你的面，章先生给了我肯定的评价。你听到了的，他说我的文笔，还可以嘛！”
“可你知道你新得的外号吗？人家背后管你叫阿Q！你知道女同学怎么议论你吗？一说到你要下跪，就笑得叽叽嘎嘎的！”
这真是天赐良机，话赶话赶到了点子上，我索性放肆，便似认真又似玩笑说：“可她们知道吗？女同学里值得我下跪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你！”
“你这该死的！”她倏地站起身，指着我怒斥道，“你胡说些什么呀你！”
“哦，我说走嘴了，说走嘴了。”我连连点头道歉，又连连摆手请她坐下。
待她坐回去，我便又挑衅地说：“可你知道你刚才是怎么说的吗？《红楼梦》里‘妙词通戏语’，林妹妹就是这么斥责宝哥哥的：‘你这该死的胡说了……”
她又站了起来：“怪不得章先生说你油滑！我看你不仅油滑，你，你简直……”
我就赶快接上话茬儿：“下流！你是不是要骂我‘下流’？”
“嬉皮笑脸！章先生也早有预见。一说正经的，你就开玩笑！”
“这是讨好你，你叫笑迎呀！”
“你敢拿我的名字开玩笑！”她真动了气，却不自觉地又坐下去，“气死我了！你不知道我为什么叫这个吗？”说着，声音哽咽，眼圈儿就红了。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你的名字有什么忌讳……”
她的小名叫小英。她在边区上高小时，父亲从敌人的牢狱里逃回来，给她定了现在这个名字。当时，母亲拉着父亲那伤残的手哭泣，父亲说日寇就要垮台了，应该笑着迎接光复、迎接新生。崔笑迎的这次作文，就是从名字说起，介绍她的家庭和她自己的。说到父亲在敌占区做地下工作出生入死，说到母亲在艰难的条件下抚育她含辛茹苦，说到父母对她的教育和期望，说到她自己的决心和理想。说得跟少年先锋队员的入队誓词一样：时刻准备着，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而她也就跟个“红领巾”似的，那么朴实、天真、热情。对她自己，是这样；对别人，包括对我，都是这样。她的心，如明镜，使我在她面前，由不得要自惭形秽，我感到了我的卑下、我的无聊、我的猥琐。但是，我又觉得我还有我的真实、我的正直、我的抱负，即便不被理解，我也自以为那是高贵而决不会放弃的。
“你重新写一篇《介绍我自己》，好么？”她望着我发问，期待我回答。
这就是我今天得到的答案么？我在心里问着自己。
红日已西沉，晚霞映在水面上，使得这未名湖好像铺展开来的锦缎，闪烁着翡翠似的斑斓色彩。晚风轻拂，丝丝凉意，暗暗袭来。
（十二）
每逢吴组缃先生讲《红楼梦》，我都会早早奔赴文史楼阶梯教室，抢先坐到第一排去。他真是个最能解得《红楼梦》中之味的审美者，把这一部文学经典，剖析得鞭辟入里、独到精深。听他的课，似啜甘露，似饮香茗，是真营养，是大享受。我如醉如痴，被带进了一种超凡入圣、忘乎所以的境界。忘乎所以，也就是说，连那种欲念与渴望，连那个堵在心头的郁悒，都隐退了，都淡化了。花神庙的试探之后，我按照崔笑迎的要求，重新写了一份《介绍我自己》。除了那些对她说不清也不宜说的情绪，我坦白心迹，说明我是如何不肯入团，才从中学进入北大的。表明我今后仍将按照自己的意愿，从北大走向社会上去。
这篇作文，我写好后，在图书馆里，先交给了她。她当场看过，皱紧了眉头，紧抿着嘴唇，半晌默然无语。我几次窥觑，感到她这一晚没能够上好自习。右边垂到胸前的辫子，本没有散，她却拆下头绳，一缕一缕重新编起。
下晚自习后，我们相跟着刚走出图书馆，她就把那作文还给了我：“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好……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反正我也不会说给别人的。当不当成作业，交不交给老师，随你自己的意愿吧……”
路灯光线柔和，却又有些昏暗，我看不清她的脸色，只觉得那语调隐含凄恻。
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就一路沉默着。到女生楼门口，她停下来，看了我一眼，倏然转身走进楼门。
从女生楼到我所住的紧靠校南门的24斋，还有一段路。我一步一步慢慢走着，脑子里乱糟糟的，却又似空荡荡的。
夜色沉沉，秋风飒飒，我把手里攥着的作文，一页一页撕成碎片，迎风扬起，让它们化作蝴蝶，随风飞去。
从那以后，一连几天，她没有再到“总馆”来。有一次下课后，我们偶然走到一起，我仿佛忽然想到似的，随口问道：“哦，几天没见你来上晚自习了，工作很忙啊？”
“噢，忘了告诉你，不必给我占座位了。”她也好像刚想起来似的，“不到六点天就黑了，我就在文史楼这边，不到那边去了。”
这又不像是借口，确实，入冬以来，除非结伴而行，单个女生就不再到这边来了。但突然有—天，晚饭后我赶到“总馆”，却发现她已经坐在我的对面了。
“今天晚上，你看什么？”她探过身来，看我放到桌上的书，那是一套精装本的《红楼梦》。我课余没有放弃练习写作，前些时写的一篇儿童文学作品发表在《少年文艺》上，我用所得稿费，买了我最喜爱的书。
“我就知道你在看这个。”她开心地笑了笑，随后又变得严肃起来，“所以，现在我请你也看一看这个。”她从书包里抽出一本杂志，推送到我面前。
那是一本1954年11月号的《文艺学习》，她已经翻开了准备让我看的那一页，该刊记者“关于《红楼梦》问题的讨论的综合述评”——（不能容忍资产阶级思想继续盘踞古典文学研究的领域）。文章里的许多段落，都用红笔做了记号。看到后面，有几句话，画着粗粗的红线——“俞平伯以隐蔽的方式，公开地贩卖胡适的实验主义，使它在中国学术界中借尸还魂……至此，这次思想批判的实质及其重要性就逐渐明确起来了；斗争的锋芒并非专对一人一事，而是针对着整个文艺学术领域中以胡适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都应当毫无例外地参加到这个斗争中来……必将无情地烧毁一切腐朽的、没落的、妨碍进步的东西……”
“隐蔽而又公开？——这些话，是你圈出来的？”我看得出那些记号不像是她画的，但专程跑来让我看这个，是不是她的主意呢？
“我还没有意识到，是武文斌画给我们看的。”她也没有意识到我的心思，把杂志收回去，又翻出一页来递给我，“我觉得你也应该看一看。喏，还有这篇。”
是一篇署名文章《清除胡适派思想流毒》，开头就说鲁迅先生曾用“能言鹦鹉毒于蛇”的诗句，“入骨地刻画出胡适的反动性格”，接着发挥：胡适就是宣扬帝国主义反动思想的巧嘴鹦鹉，“对人民来说，他比毒蛇还要毒。”
“这篇文章引的这句诗，不是鲁迅先生的，是瞿秋白的。”我指着那段话，表示不以为然，“那是瞿秋白《王道诗话》里的一句诗，去年出版《瞿秋白文集》，已经说清楚了的，可这一篇的注，还说《王道诗话》是鲁迅先生的文章。”
“是么？”她把杂志拿过去看了看，“不过……这关系不大的。”她又抬起头来看着我，“你怎么专注意这些个无关紧要的地方呢？看问题要看实质嘛！”
“可是，事实，逻辑，总得先弄清楚……”
“别说了，先看吧。这都是我特意给你收集来的，你也太跟不上形势了。”
她又推过来一份报纸：1954年11月14日《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版，发表了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的《〈红楼梦〉研究座谈会记录》。在那上面，我见到了北大诸多我所景仰的教授的名字。
我认真看起来，但我很快就看出来了，他们的观点，跟“编者按”指出两位年轻人批评俞平伯是对胡适派“进行反击的第一枪”的说法，并不一致。首先是吴组缃，只批评俞先生的研究“从兴趣出发”，是“逢场作戏”，而对那“两位同志的批评文章，有些地方我还有些怀疑”。系主任杨晦则先肯定俞先生的政治态度，“他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不搞假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在学术上“俞先生的考据有若干东西还是可用的”。浦江清教授就更进一步，特别强调俞先生是专家，“应该尊重他的劳动”，认为《红楼梦简论》只不过是“写得太简单了”……
回宿舍的路上，我们走走停停，到两阁中间，到六院墙外，到大饭厅门口，都曾站立在寒风中有所辩论。她动员我：听从团委部署，按照那种“毫无例外，烧毁一切”的精神参加斗争。而我则告诉她，我更信服教授们所说的，浦先生说得好，“开展自由辩论的空气是非常可爱的”。
“你就一点也没看出来？”我启发她，“教授们是话里有话的。学术需要细雨和风，不能像政治那样刀光剑影。现在这么兴师动众，未免让人觉得可怕了。”
“那是因为他们可能还不知道……”她稍稍迟疑了一下，而后郑重地告诉我，“这一场斗争，是毛主席发动的。武文斌听了党内传达，这又不是什么机密，我觉得我也应该告诉你。我希望你能早点明白，没有脱离政治的学术！”
“可是，也许……”我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猜想，“也许正因为教授们知道，所以才那样说呢。”
“那怎么可以呢？”她也有她的思维逻辑，“那可就不好了！”沉默了会儿，她转换话题，“系里开了几次会了，咱们班团支部也准备召开一次学习会。武文斌说，你是‘红迷’，而且你说过胡适的好话，所以得请你准备个发言……”
“什么什么，我说过胡适的好话？”
“你忘啦？在开学那时候的班会上，大家谈上北大的志愿，你是怎么说的？”
“我说什么了？怎么的了？”
“你说：作为北大学人，就应该有胡适之那样的治学态度，有李大钊那样的献身精神。当时我们都觉得你说得挺好，可现在想起来，你怎么能把李大钊跟胡适相提并论呢？你干嘛说要学习胡适的治学态度呀！——所以武文斌他……”
“他怎么？他要批判我吗？啊！我明白了！你不来‘总馆’，说天黑得早，那果然是借口，而你今晚之所以来找我，原来目的就是为了启发我到班会上去做检讨！ ”
“武文斌可没说什么做检讨，他只是说需要在同学当中肃清胡适的流毒。”
“请你告诉他：团组织的活动，本人概不参加！只因为我还不是一个团员！”
说罢，我迈开大步匆匆离去。到24斋门口，才回过头看了一眼，隔着长长一段路，只见她那小小身影，仍孤零零地站立在凛凛寒风之中。
（十三）
办公楼北侧，跟图书馆对称的一座大屋顶建筑，原名宗教楼，现名民主楼。民主楼的二楼，收藏着善本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之丰富，仅次于国家的北京图书馆。而原燕京大学图书馆，仅次于北大。北大与燕大合并，藏书总量可想而知。尤其有些善本，堪称国之瑰宝。“庚辰本”《红楼梦》便是其中之一。借善本书，需经有关教授批准，只允许在馆内阅读。我是我们班唯一获得吴组缃批准，可以借阅“庚辰本”《红楼梦》的学生。而且，那不是一般的阅读，是将“庚辰本”和我买的那部“程乙本”两相对照，把“庚辰本”过录到“程乙本”上来的边抄边读。
我曾经给出版社写过信，建议出版“庚辰本”。他们回信感谢我的提醒，说是已将影印“庚辰本”列入明年的出版计划。明年我就要毕业了，况且影印本肯定很贵，我怎能买得起！我只好过录，把“庚辰本”抄写在“程乙本”的夹行中。
“庚辰本”名《石头记》，题为“脂砚斋凡四阅评过”，共八卷，胡适跋，其第五、第七、第八卷书名下注明“庚辰秋月定本”。要把这78回手抄本《红楼梦》过录下来，实在是一项大工程，占用了我绝大部分的课余时间。
从那个寒冷的冬夜开始，除了上课、吃饭、到体育馆锻炼和回宿舍去睡觉，我从群体中消失。我的天地，只在这善本书阅览室。这里安静极了，没有几个人来看善本书，更没有一个人是像我这样来看善本书的，从进门一直坐到关门。
二楼套间小阅览室里，经常只有我一个人。唯一的管理员是一位耳背的老大爷，每见到我进门，就把那两匣线装书捧进里屋来，默默地退出去，不发一言。我切身体会到了“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自在”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