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口里这么说，实际上又被他的爱情感动了。1933年“长城抗战”时，我和舅舅去古北口外的滦平县去讨佃户拖欠的购买土地的欠款，因吉鸿昌将军在长城一带抵抗日寇的进攻，交通断绝，我一时回不了北平，他急坏了，成日热锅上的蚂蚁似的等待、企盼着我回来。当时，他还写了一篇散文登在报纸上，什么题目已经忘了，可那篇怀念我的散文写得极精致、极有情。文中描绘，一只小狸猫轻轻在窗台上一跳，他就惊喜地以为我回来了……我回来后，发现他真的瘦了，憔悴了，再读了他那文章，我感动得哭了。初恋的情是深的，撼动它不易，抛弃它更不易。从1933年到1936年分手前，我们不断争吵，他经常刺激我、讥讽我。我有件母亲遗留下的翻毛皮大衣，有时穿在身上，他看着那闪闪发光的毛色，好像无意中又来了一句：“这衣服是布尔乔亚（资产阶级）小姐穿的，怎么却穿在普罗列塔利亚（无产阶级）的身上了？”
我知道“道不同不相为谋”，我知道我终究会和他分手。但越是这样想，我就越珍惜和他相处的日子。我依旧给他做饭、洗衣、补破袜子。
（五）
他有一个通县师范的同学盟兄弟贾汇川，在乡间教小学，寒暑假时到北平来就住在我们家里。认识他不久，我就认识贾汇川，我们都叫他贾大哥。他原是地下党员，因白色恐怖和党失掉了联系。他看我是个纯朴的、要求上进的青年，就常常向我讲些革命的、抗日的道理，是他奠定了我在1933年的旧历年夜能够迅速接受那些进步青年教诲的基础。1933年下半年，北平宪兵三团活动越发猖獗，大批抓捕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我在大年夜认识的青年们，有的被捕，有的不知去向，妹妹也到南方演戏去了。我想找的朋友一个也找不到，我好苦闷，好苦闷。
记得1934年的暑假，贾大哥来到北平，但这次没住我家。我去他住的公寓看他，问他为什么不住在我们那里了？
他说：“你没看出你那位的态度么？他不愿意你接近我，当然是怕我把你引‘坏’了。”
“不管他！贾大哥，我还是想请你帮助我，我要参加共产党，你能帮我介绍么？”
贾大哥望着我沉默良久：“你怎么想到这个问题？是真心实意么？……你看，白色恐怖多严重……”
我急得眼泪都流出来了：“贾大哥，我看了许多书，我是真心真意地想参加共产党呀！你一定介绍我，我不怕死！”
贾大哥像哄小妹妹般哄着我，安慰我：“君默，我也正在找党，找到了，会介绍你的。你还要努力改变你那地主家庭给你的影响，要学会吃苦，要多接近下层群众。”
“贾大哥，我和他一起生活很痛苦，可又没有决心离开他。我该怎么办好呢？”
“我看你现在还是要好好跟他过。他是个非常用功的人，人也不错，不要以为我和他是拜把兄弟，向着他。今天的妇女找工作不易，你虽然不愿过那种依附男人的生活，可现在离开他，你的生活也成问题。”
贾大哥的话句句是实，我却固执地说：“我能参加共产党，就有出路了。贾大哥你一定介绍我参加吧！什么苦生活我都不怕，我日夜都想着参加党。”我傻傻地说着，竟眼泪汪汪了。
这个暑假，我不知找了几次贾大哥，问他找到党没有？磨着乞求他介绍我入党。一股天真的热流，一种充满幻想的憧憬，竟使我忘掉了不幸的现实，忘掉了白色恐怖，也毫不理会他（玄）对我的怀疑，甚至监视。
（六）
1936年春，寒假终了，我又一次由他介绍到他哥哥任教育局长的香河县去教小学。这时他已从北大毕业，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书。我随他搬到天津，虽然他有了工资，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些，可是，我仍然在各处求职，总想做个自食其力的人。他拗不过我，我终于第二次去香河县教书。这第二次去香河，掀起了我一生中巨大的波澜，从此命运把我卷入了奇异的充满青春浪漫气息的硝烟战火中。
贾汇川和我同在香河小学教书，这一天突然有个陌生青年来找他。我有点奇怪，来的是什么人呢？要是个革命的人该多好。不一会儿贾大哥悄悄来到我屋里，轻声对我说，马五江从北平投奔他来，因为昨天和马五江同住一室的人遇到叛徒，被国民党逮捕走了，幸亏他不在屋，没被捕，就急忙跑到香河来找他——想在这儿找个暂时存身的地方。
“马五江？——马五江来找你了？”我惊喜得几乎跳起来，一把抓住贾大哥的手，拉住他立刻要到他屋里去见那个陌生的马五江。
贾大哥按住我：“你急什么？我要先把你们的情况互相介绍一下，你们才好见面呀。”
“不，我早就听你说过他，我了解他，你们一起在平西斋堂和良乡一带搞过地下工作。他挺革命的，这下能够遇到他，我太高兴了！贾大哥，带我去看他！”
贾大哥见我那副天真的幼稚和憨态，那副火燎眉毛的急样儿，宽厚地笑着拍拍我的肩膀：“等一等，我立刻把他带来见你。”
马五江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膀，大大的眼睛，五官端正，神态安详，一见他我就像见了多年未见的好朋友。
必须先给马找个安身的地方，否则一个闲人住到贾大哥房里会引起人们注意的。贾大哥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呢，我只有求他的哥哥县教育局长去。开始他哥哥怎么也不答应，说县里各村的小学教师全满了，没法安插。我说这个人是我的中学老师，我上中学交不起饭费时，他接济过我，是我的恩人，现在他逃婚到这里，无论如何也请给他安排个教书的地方。这位大胡子局长瞪着我，一副凛然、冷漠的或者说是怀疑的神情，怎么也不肯答应。我急得眼泪几乎掉下来也没用。突然我翻了脸，狠狠地说：“什么亲戚！还不如路人呢！看你怎么对得起你的弟弟！”
这样一来，局长才答应给马安排工作。我好不欢喜。
马还没找到工作的时候，时常来到我的房间，给我讲形势，和我谈必须读的书，还教会我当时“左倾”青年都喜欢学的拉丁化新文字，让我几年的苦闷突然冰释了许多。短短几天的交往中，他便理解我，信任我。几天后，利用放春假期间，他给了我一个任务，叫我回北平去找他的战友侯薪，向他了解那个被捕同志的情况，还有，是否还有人受到牵连。我像个初次出征的小战士，扛着无形的枪，神采奕奕勇气十足地出发了。初生的犊儿，我不知恐惧，也没有任何顾虑地拿着他的信，找到了侯薪。和侯薪秘密地接触了三四次，了解了情况，便高高兴兴地匆忙返回香河来向马复命。可是，他已不在了，被那位局长哥哥派到远离县城五六十里的一个村庄去教书了。我给马带来了一些好消息，那被捕的同志，在诱骗敌人去帮他们捕人时，设法逃脱了；敌人并没有发现马的身份，他仍可以回北平去。可是怎么告知马呢？就在这时，天津的他突然找我来了，他哭丧着脸，立刻叫我和他回天津去。
“为什么叫我回去？我在香河还没有教上两个月的书，好不容易有个职业，你又叫我回去给你洗衣做饭陪你睡觉么？我不干！我不回去！”我怒不可遏，我气恼异常，我知道是他的哥哥向他告了密，好像我已经和马有什么不光彩的事儿，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他情思绵绵地哀告我，求我跟他回去，说他挣的钱足够两个人生活，何必劳劳碌碌当个孩子王，而且劳燕分飞。我的倔劲上来了，任他怎么说，我坚决不肯回去。僵持了两三天，我被解雇了。我又一次失业了。有什么话可说，无路可走，乖乖地跟他回了天津。
（七）
遇见了马，像暗夜中瞥见了一束耀眼的光亮，我又有了1933年年夜之后的那种勃勃情怀，又充满了青春幻想。通过贾大哥我知道马已回到北平，于是和他开始用新文字通起信来。马看我确是一个不大一般的女孩，确实有追求革命的理想，在给我的信中倍加鼓励，且蕴含着诚挚的友谊。我当时虽恼恨他干涉我的自由，限制我的行动，然而，他还在爱我，我还是难于割舍他。
有一次，马的来信被他发现了。他是不许我和马来往的，而我们竟偷偷地不断地通起信来。他不禁大怒，一脚踢翻了屋中火炉上的蒸锅，弄得满屋满地滚着馒头，水漫金山。
我发觉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哭了一场，当天下午，找到我的小学同学史瑞春，向她借了几元路费，立即回到北平我的哥嫂家，不想再回天津去。谁知没过几天他又追了来。眼泪、情话一大堆，看他那么痛苦，我又跟他回到天津那可怜的小屋中去。
这时我和马已经有了感情，我无法跟他公开通信，就由史瑞春替我们秘密传书。在一封信中，他竟说了这样的话：“君默，我们的关系可以超过同志关系么？”看了这句话，我的心狂跳起来，感到了异样的甘甜。而这时的他，对我更加严厉起来，我只有在心中默默念着：“道不同不相为谋”“道不同不相为谋”……我恨自己软弱，明明知道和他生活下去，我只能做一个温顺的妻子，一辈子给他做饭洗衣生孩子。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已经死了，这时，我又怀了第二个孩子。不，不！决不能这样活下去，不能这样活下去！他会毁掉我的一生的！
终于有一天，我又偷偷逃回了北平，接着给他去了要求断绝关系的信。这次，他不再追来，也不回信。不久，放了暑假，他到北平来了，到我哥哥家来找我，终于同意和我分手了。我们五年的幸与不幸的生活至此结束了。
§§§附记
历史有时真会和人开玩笑，那样的“无巧不成书”，颠颠倒倒地令人眼花缭乱。
我早已忘掉了的他，在“文革”中又出现了，而且还扮演了一个颇为道德的角色。专案组里有人告诉我，为调查我的问题，他们找到了他。调查的人以为他会恨我（因为思想不合，是我抛弃他的），一定会说出我的什么“反动”历史来。可是，调查的人失望了。他在本单位原已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又顶住了调查我的压力，他说了真话：“那时候，我不革命，杨沫是革命的。”无论怎么压——我想象得出，他们对他施加的压力会比对贾大哥的压力还要沉重，但他从未改口。他总是这两句话：“那时候，我不革命，杨沫是革命的。”
听到专案组的同志这样告诉我时，我对他肃然起敬了。千钧压力他顶住了。我默默地、激动地想：人是一种多么复杂的动物啊！美中有丑，丑中有美，恩中有怨，怨中有恩。但愿他美美地生活下去。他有学问，是会有成就地美美地生活下去的。
未名秋雨
崔道怡
作者简介：
崔道怡，男，1934年生于辽宁。1952年入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人民文学》杂志社从事编辑工作，历任《人民文学》杂志编辑、编辑部副主任、副主编、编审。主持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新中国五十年短篇小说精品》丛书等。1988年曾获全国文学期刊优秀编辑奖，1996年曾被评为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被誉为“天下第一编辑”。
若不是《北大爱情》的编者向我征稿，并且要求抒写20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校园生活里的爱情故事，我再也不会去回忆——那一场未名的秋雨。
当编者提出了出版社的要求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在我的经历里，那样的时候，那样的地方，哪里有真正的爱情呢？可是，过后，我沉下心来回忆，那也许是爱情？那就是爱情——追求时得不到，得到时已失去。
（一）
两根并行的铁轨，永远不可能相交，但透过车窗远远望去，它们似乎会合在一起，那终点站，就是我此行的目的地。
车窗外，灰色的古城墙缓缓后移，列车已经减速，我的心跳却加快起来。到了，这就到了，我向往的北京，我心仪已久的北京大学。
1952年的北京火车站，在前门箭楼东侧。关外开来的列车进入第三站台，第三站台没有天棚。熙熙攘攘的人群，很快就从出站口消失，月台上只剩下我一个——不，还有一个人，那是个穿斜开襟衣服、扎牛角小辫的姑娘，坐在一捆行李卷上，正翻看着手里的几张纸。我一眼就认出，那是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你也是北大新生？那咱们是同学啦！”我凑过去，有点他乡遇故知的味道。
“通知上说有人接站，可我等了半天也不见有人来。”她站起身，随手递过通知书来给我看。
那通知书我早都背得了，我还可以背得出跟通知书一起收到的新生手册内容。手册里不仅有市区到北大的交通路线，而且还有一幅校园鸟瞰图。但看到那姓名，我惊叫起来：“啊！你就是崔笑迎！”
她眼里流露出不解的神色，我忙自我介绍：“我也是文史系的，叫张常生，在金榜上，你第一我第二呀！”
“什么金榜？”她不明白，她没看到过那份公开发行的高校新生录取名册。
我可是一大早就到邮局门口排队才买到的。凭着良好的自我感觉，我以为会稳拿第一的。没想到竟屈居第二，而且压在我头上的，从名字看，含笑迎春，很可能是女生。果然，是个俊秀清纯、生有笑颜、模样还像初中生的长安才女。
夏末秋初，阴晴不定，天边隐隐传来雷声。
“要下雨了，咱们先出站，到大厅里去。”我要帮她提行李，她已经熟练地把行李双肩挎起，那爽利劲儿又像是个受过劳动锻炼的学生干部了。
原来新生接待站设在候车大厅，一位农村干部模样的年轻人热情地伸过手：“我叫武文斌，文史系二年级。我代表北大团委、学生会，欢迎你们！”
（二）
未名湖澄澈清明，没有一丝波纹，真个水平如镜，倒映着岸边一棵棵碧桃、一株株垂杨柳。那长长印进湖心的，是博雅塔高高的身影。
我站在湖心岛畔石舫之上，观赏品味这燕园美景。对岸南侧，博雅塔伟岸而秀丽，耸立于几树苍翠的古松丛中。塔的造型古朴又玲珑，跟它北侧体育馆大厅那灰庑殿顶、红柱粉墙、蓝绿彩画的建筑风格相配和谐。体育馆北向西拐回的湖边角落，拱立着一座精巧的半月形小桥，让人觉得湖岸那边还会别有一番景色。
“湖光塔影，这就是我们北大新的标志性景观了。”地质地理系教授侯仁之先生，在办公楼大礼堂里给新生上了开学前的第一课。他由“五四”传统讲到景物环境，激情澎湃，神采飞扬：“你们是北大由红楼迁进燕园的第一届学员啊！你们想要知道什么叫金碧辉煌吗？请去看一看颐和园长廊的彩绘吧！你们想要知道什么叫历史沧桑吗？请去看一看圆明园遗址的断柱吧！而圆明园的一对华表，就屹立在这办公楼前；颐和园的小型石舫，就停泊于那未名湖畔。 ”
开学前的第一课，我就被带上了向着文化、向着学术也是向着我最向往的审美高峰攀登的路径。这正是我神思梦想的啊！而这燕园景色，我凭着那张鸟瞰图，曾经多次勾画，如今亲见，大出意料，她优美得令我痴迷沉醉，找不到恰当的词句来形容。这哪里是校园，这分明是公园！而又有哪一座公园，能够如她这般幽雅？多么适合潜心做学问的环境！这里没有如织的游人：那一位在湖边踱步的，是白发苍苍的老教授；那几个隐藏在柳荫下默读的，是渴求知识的莘莘学子。
我从湖心岛绕回南岸，来到另一座石桥上，只见桥南又有一片池塘，塘面被一团团墨绿的荷叶遮盖住了，荷叶间挑出一朵朵娇小的莲蓬。荷塘三面环山，西山高处建有一座宽敞的古典庭院。下可眺望山色湖光，南有竹林屏障，门前两棵高大的明代白皮松，挺拔清新。这就是马寅初校长办公的地方——临湖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