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廖翠凤就像海葵一样牢牢地吸附在林语堂这块生命之石上，辗转漂泊、甘苦与共，二人相扶相携走过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
1969年8月9日，在结婚50周年“金玉缘”纪念时，语堂欣然送给爱妻“香”一枚勋章，上面刻着James Whitcomb Riley的那首诗《An Old Sweetheart》（《老情人》）：
同心相牵挂一缕情依依
岁月如梭逝银丝鬓已稀
幽冥倘异路仙府应凄凄
若欲开口笑除非相见时
有人请教他们半个世纪“金玉缘”的秘诀，夫妇俩抢着说：“只有两个字，‘给’与‘受’。”儿女们莫不认为“天下再没有像爸爸妈妈那么不相同的”。但“一团矛盾”的林语堂却觉得，他和妻子属于矛盾统一，阴阳互补，是非常称心如意的结合。他说：“妻是水命，水是包容万有，惠及人群的；我是金命，对什么事都伤害克损。”甚至，在多年以后，感情甚笃的一家人偶尔提及陈锦端，语堂每每不自在地微笑，脸色有点儿涨红，而翠凤则充满自信，不厌其烦又十分得意地告诉儿女们：“你们的父亲是爱过锦端阿姨的，但是嫁给他的，不是当时看不起他的陈天恩的女儿，而是说了‘穷有什么关系？’的廖翠凤……”
于是，语堂就忍不住要辩解：“廖家的女人有一种憨劲，生命力极强……廖家的女人善于跟踪，这是她们的长处。”事实上，两个人多年的婚姻生活恰如语堂深情的描述：“如渡大海，风波是一定有的。婚姻是叫两个个性不同的人去共过一种生活。女人的美不是在脸孔上，而是在心灵上，等到你失败了，而她还鼓励你，你遭诬陷了，而她还相信你，那时她是真正美的。你看她教养督责儿女，看到她的牺牲、温柔、操持、忍耐，那时，你要称她为安琪儿，是可以的。”
1976年3月26日晚上10时10分，一代文化名人、幽默大师林语堂先生在香港逝世，享年81岁。
11年后，也即1987年4月8日，语堂的“香”、爱妻廖翠凤女士在香港去世，享年90岁。
这对老情人从此相会于另一个永恒的世界……
沈从文：生命中的“美”与“爱”
贺桂梅
作者简介：
贺桂梅，女，1970年生于湖北。198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史、思想史和当代文化。已出版著述《批评的增长与危机——90年代文学批评研究》《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历史与现实之间》。
沈从文（1902—1988）
苗族湖南凤凰县人。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3年到北京，曾旁听于北大，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以写作谋生。1928年至1930年在上海中国公学任讲师，兼《大公报》《益世报》等文艺副刊主编；1931年至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讲师；1934年至1939年在北京主编全国中小学国文教科书；1939年至1947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1947年至1949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1950年至1978年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任文物研究员；1978年至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任研究员。1988年病逝于北京。
爱就是生的一种方式，知道爱的也并不多。
——《烛虚》
1931年，正以一种马拉松长跑式的热情苦苦追求张兆和的沈从文在给张兆和的信中写道：“任何一个作品上，以及任何一个世界名著作者的传记上，最动人的一章，总是那人与人纠纷藤葛的一章。”这句话在今天看来，正是沈从文自己生活的某种写照。
（一）沈从文的“传奇”与爱情
世界上不可能用任何人力材料建筑的宫殿和城堡，原可以用文字作成功的。有人用文字写人类行为的历史，我要写我自己的心与梦的历史。
——《水云》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作家：他只有小学学历，求学期间没有资格踏进大学的门槛，后来却靠自学成为大学的讲师，直至成为北大的教授；他出身于崇尚武功的家族，祖父曾在平定太平天国农民义军的湘军中屡立战功，官职一直做到贵州总督。沈从文不满14岁时入伍，随军队辗转于沅水流域，然而他后来却弃武从文，靠一支笔征服文坛，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北方文坛的领袖人物。20世纪四十年代末，坚持自由主义创作立场的沈从文由于无法和新的文学秩序取得协调，一度精神崩溃，并被迫停止了创作。然而在转向考古研究之后，他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写出了中国文物研究史上的经典之作《中国古代服饰史》。也许对于今天一批又一批闯荡北京的人来说，沈从文更是某种意义上自我奋斗的“典范”和“英雄”：他仅带着几块大洋来到北京，几年以后，这个躲在又小又潮的“窄而霉小斋”饿着肚子写作的“乡下人”，不仅在北京立下了足，且逐渐成为“著作等身”的“最著名”的作家和学者。或许可以说，沈从文的一生是不断地创造“奇迹”的一生，他凭借着超越常人的执着、勤奋和智慧，做成了常人难以做到的许多事情。
这样一个传奇性的作家，他在情感上的经历也是颇有传奇色彩的。初恋受骗使沈从文万分羞愧，离开家乡自我放逐，怀着对新文化运动的朦胧向往，他来到北京。1928年，26岁的上海公学年轻教师沈从文单恋上了他的学生张兆和，在给张兆和写了近四年的“独白”之后，他终于打动了张兆和的心，与之结为伉俪。对于这件事，后来沈从文曾在文章中不无骄傲地写道：“然而关于这件事，我却认为是意志和理性作成的。恰如我一切用笔写成的故事，内容虽近于传奇，由我个人看来，却产生于一种计划中。”然而对于沈从文来说，婚姻并不是情感的终点，20世纪三十年代，正当壮年的沈从文身为文坛领袖，风流潇洒，在他的生活中，不乏爱慕他也为他所爱慕的女性——在沈从文的文章中，他将这些女性称为“偶然”。对于崇尚理性和计划，自信“我能得到我所要的，也能拒绝我不要的”的沈从文来说，这些“偶然”的侵入，一方面极大地开启了沈从文的心智，使他领悟到生命的“美”与“神性”，“眼目所及都若有神迹在乎其间，且从这一切都可发现有‘偶然’的友谊的爱语和爱情芬芳”；但另一方面，也使沈从文处于“理性”与“情感”的“激烈交战”之中。对于这种婚外的情感，一般的作家都在文学作品中避而不谈（在目前为止的研究资料和沈从文传记中，也很少谈及），然而沈从文却抱着一种“决无猥亵”和“艺术鉴赏家”的态度，将其视为“用人教育我”，是“自己生命追求抽象原则的一种形式”，从而把这种人事上的纠纷升华为“艺术”和“生命”的体验。在他20世纪四十年代初期的一些作品如《水云》《看虹录》《摘星录》等中，直接讨论这样一种生命体验，从而使自己的创作从浪漫主义的抒情故事和现实主义的批判式写作，转向现代主义的文学探索。
在沈从文的创作中，生活中的情感体验一直是他创作的主要源泉。他在生活上采取一种审美主义的态度，批判那种狭隘的道德主义观念。因而，对于沈从文来说，生活和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他的情爱经历和体验往往转化成文学上的审美创作，他的一些重要作品都是这种情感经历的曲折反映。例如，他曾在给张兆和的信中谈到他的小说《丈夫》的写作缘起：“我给你那本书，……同《丈夫》都是我自己喜欢的，其中《丈夫》更保留到一个最好的记忆，因为那时我正在吴淞，因爱你到要发狂的情形下，一面给你写信，一面却在苦恼中写了这样一篇文章。……这文章得到许多好评，我反而十分难过，任什么人皆不知道我为了什么原因，写出一篇这样的文章，使一些下等人皆以一个完美的人格出现。”在谈到著名小说《边城》的写作时，他也明确地写道：“……将我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这一来，我的过去的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的故事上，才得到了排泄和弥补。”即使是对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使他受到极大非议的那段“婚外”恋情，他也这样写道：“在死亡来临以前，我也许还可以做点小事，即保留这些‘偶然’浸入一个乡下人生命中所具有的情感冲突与和谐程序。我还得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颂。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
沈从文在他的情感生活上所持有的这种审美主义的坦诚态度，在崇尚“发于情，止乎礼”的中国文学史上是少见的。或许正是这样一种彻底的艺术家姿态，才使得沈从文对于生命“内宇宙”的探索，比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其他作家走得更远，对人性的理解也更深刻。在沈从文先生谢世之后，我们这些研究者来研究沈从文的生平与创作，也应该摈弃那种道德主义的性爱观念，更应该抛弃那种无聊地寻找情事隐私的心理，而采取历史主义的客观态度，完整而深入地理解现代文学史上一个优秀作家的情感世界和精神世界。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描述沈从文的情感经历，研究沈从文对于这些情感经历的态度以及这些情感经历对他的文学创作的影响，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二）自我放逐的“失恋者”和北大旁听生
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命运来处置我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
——《沈从文自传》
沈从文的初恋在今天看来显得颇为滑稽，他所谓的恋爱对象居然是别人设下的一个诱饵，在他甚至没有搞清楚对方是什么人时，这场短暂的“爱情”就结束了。而作为代价，他不得不远走他乡，以逃避受骗的耻辱。然而，如果没有这次可笑的经历，或许文坛上就不会有沈从文。
1920年，沈从文刚刚18岁。由于所在的部队被另一派军阀打垮，沈从文被遣散回家。待了半年之后，他到芷江投靠亲戚，在警察所里做一名办事员。由于沈从文的家族是湘西世家，而且又与湖南名望最高的熊希龄家族有亲戚关系，更重要的是，沈从文写得一手好字，办事又谨慎能干，很多芷江的大家族都想招沈从文做女婿。但此时的沈从文迷上的却是一个知之不多的女孩子。沈从文在警察所认识了一个无所事事的浪荡子马泽淮，这人别有所图地将沈从文引见给他的姐姐，并在沈从文面前不断地传递信息。他告诉沈从文，他的姐姐对沈从文倾慕已久。天真的沈从文在见过那个女孩子一面之后，就自以为“爱”上了她，用自己刚刚学会的旧诗体写了许多“情诗”，托马泽淮转交给她。马泽淮一面帮助沈从文传递诗笺，一面开始向沈从文借钱，而这钱是沈从文的母亲卖掉故乡的老房子后交给沈从文保管的全部家产。经过无数次借还之后，沈从文发现有一千多元钱不翼而飞，也无从查到关于马泽淮的借钱未还的任何实据。受了骗的沈从文一方面感到自己辜负了母亲的厚望，另一方面也觉得这种事情一旦传扬开去，自己无脸见人，于是他给母亲留下一封信，悄悄地离开了芷江，决定远走他乡，重新做人。
沈从文负气出走之后，曾在湖南常德逗留过一段时间，后来到保靖，在湖南军阀陈渠珍的部队待过。此时沈从文受到一些新文化风气的影响，开始向往北京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时，在情感和生活上受过打击的沈从文见了太多的战争杀戮和身边朋友的生离死别，逐渐思考到人生的意义。在《从文自传》中，沈从文回忆到：“自己有幸活下来，实在是一种偶然，一种奇迹。与那些死去的人相比，自己这条命是白捡来的！与其在这半匪半军的队伍里糊里糊涂混下去，还不如拿这条捡来的命走出去赌一注看看！”
于是，1922年的一天，在前门火车站，从火车上走下一个傻头傻脑的乡下小子。他呆呆地望着大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和巍然高耸的北京城楼，不由感叹：“北京好大！”谁也无法想到，这个乡下小子，就是后来名震文坛的沈从文。沈从文来到北京一心想找机会进一所大学读书。然而他的学历既低，又没有金钱和人情关系，进大学读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来到北京不久，他身上的钱就花得精光，只能靠一些好心朋友的帮助和接济，有一顿没一顿地挨着。在就读于北京农业大学的表弟黄村生的帮助下，他在沙滩附近租了一间存放煤块的小房住下来。沈从文开始在北京大学做旁听生，并结识了北大的一些学生，如陈炜漠、黎锦明、陈翔鹤等人。这年秋天，沈从文报名参加了燕京大学二年制国文班的入学考试，结果一问三不知，得了个零分，连他上缴的两块钱报名费也被人家退了回来。从此，沈从文对正式进大学读书死了心，一面时断时续地在北大旁听，一面无日无夜地在那间被他命名为“窄而霉小斋”的小房间里写作，正式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
（三）被一个小女子“碎”了心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新废邮存底》
沈从文来到北京的最初几年，一直处于贫困、饥饿和写作的艰辛之中，根本无暇顾及其他。由于勤奋和写作上的天赋，沈从文的作品逐渐为人所知，在文坛有了一定的名声。但迫于生计，他不得不常常以卖文为生。1928年，在徐志摩的引见下，时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同意聘用沈从文为讲师，主讲大学部一年级现代文学选修课。这件事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也堪称一绝，沈从文以小学资历，竟被聘请为大学讲师。沈从文可能也未曾想到，当年他远走他乡，期望进大学读书而不得，却居然能够以大学教师的身份站在讲坛上。沈从文第一次讲课的经历，也是一件趣事。当他夹着讲义，低着头走上讲台，抬头望见满满一教室的人，顿时紧张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呆呆地在台上站了十分钟才回过神来。等到他终于可以开口讲课，预定一个小时的内容被他急匆匆地十多分钟就讲完了。手足无措的沈从文只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