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多彩的生活，对于信子来说，北京更适合她的生活。作人在北大的时间是短暂的，这短暂的生活却充满了快乐，以至于作人多年以后回忆起来依然很欣慰。
（四）兄弟失和
提到周作人的感情世界，不得不提起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大的一个遗憾：周树人与周作人兄弟的失和。
在现在的研究者看来，周氏兄弟的作品已经完全可以称得上现代文学史上的两座高峰，他们为白话文运动所做出的贡献实在是里程碑式的。可是这样两个了不起的人物，这样好的两个兄弟，竟会为了一个女人，成为敌对。
这个女人便是信子。
自古而言，女人误国。善良而美丽的信子会是一个“误国”的女人吗？
鲁迅在他的一些作品里署名为“宴之敖”，“宴”按照文字学的说法从家从日从女，“敖”有离开的意思，这个笔名的意思是：被日本女人从家里赶走。他们失和的时候，鲁迅搬出了八道湾。如果鲁迅没有说谎，那么我们可以说是信子的出现造成了这一神秘的结果。那么，究竟信子是因为什么容不得这位优秀的大伯哥？而周作人又是因为什么才忍心和自己一直敬仰的大哥走向决裂呢？
这要先从信子的生活习惯说起。信子在日本的生活是很好的，她从小生活在率性自然之中，没有人会限制她的需要，她的家庭在日本算是较为富裕的，因此这位日本大小姐很自然地把她的一些“正常需要”带到了中国，带到了鲁迅与作人共同的家里来。
鲁迅对于家庭是极其负责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在鲁迅的骨子里扎得很深，他是兄长，当然要承担起家庭的重担。而作人似乎一生下来就比大哥多了一些优越感，有了大哥，他可以不必为许多事操心，于是也就可以去不理会一些道德观念。在他看来，幸福的真正定义就是：有一个好的家庭和一个好的写作的氛围。于是信子和书成了他的两大爱好，其他的事情显得就不那么重要了。
然而，他的家并不是一个富裕的家，它的收入是不多的，整个家庭几乎全是靠着鲁迅来支撑。可鲁迅这点收入怎么供得起一家人的花销？尤其是那位爱花钱的弟妹？矛盾便是因为金钱产生的……
鲁迅到了实在看不下去的时候，终于对自己的弟弟作人说出了心中的不满，要作人告诉信子不要乱花钱。而作人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没有让步：他认为信子作为一个日本姑娘，能够跟他回国，能够在他这个家庭住下来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是很大的付出了。他不希望自己的心上人总被人说来说去的，因此他对于大哥鲁迅开始有了一些意见。
但是，作人不会为了这样一件事情就对大哥怎样的。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向信子讲了这件事，信子表现出极大的气愤：“那个孤老头！居然这样说我！”
“孤老头”是信子为鲁迅及朱安取的外号。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信子对于鲁迅夫妇并没有什么好的看法。作人对此也是无能为力。
如此反复几次，矛盾越来越激化了。终于有一天，鲁迅对作人发起了火，他的言辞之激烈、情绪之激动几乎是空前的，他骂作人娶回来一个败家子，骂作人不知道以家为上，被那个日本女人鬼迷了心窍……
一向涵养很好的作人也实在按捺不住了，他面对自己爱妻被大哥辱骂的事实，气愤得不能自已，举起了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砸去。幸好有人截住，才不致伤到鲁迅。
（五）一生守候
作人的理智一直是清醒的，他始终认为爱自己的女人是没有任何错误的，这个情痴把女人放到了比大哥更重要的位置。他觉得，大哥鲁迅只是在日本的时候给了他精神上的鼓舞，之后的大哥便是一直在充当着他们婚姻的反对者，这是让他无法容忍的，也是促使他在关键时刻情绪激动，以致做出无情的事情的原因。
历史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对他、对鲁迅、也对我们。作人的感情世界并不复杂，只是一个信子陪伴了他一生。他是一个幸福的人，他为了爱放弃了很多东西，在他一生的守候里，信子始终在他的身边，这是一件永远值得称道的事。
1962年，信子病逝。
我们在他的日记里还可以看到一位老人的哀思：
“信子逝世又一个月矣……”（1962年5月8日日记）
“余与信子结婚五十余年，素无反目事……”（1963年1月20日日记）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情痴周作人一生只娶信子，白首到老。回想他一生的情与爱、恩与怨，竟像是一首歌，动听而又凄迷……
（注：本文写作参考了钱理群著《周作人传》，特此说明。）
“性爱博士”张竞生在北大的婚恋悲剧
周彦文
作者简介：
周彦文，男，生于1944年，陕西府谷人。曾任职于广州出版社、广州文艺杂志社，1988年任新闻出版署理论处处长。著有散文《愿借明驼千里足》，散文集《大漠情思》《荒漠沉思》《处女海》《人生小语》《我有同学是贪官》，纪实文学《对疯狂的引导》《沙漠惊魂》等。
张竞生（1888—1970）
广东饶平人，因受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思想影响，自己改名张竞生。1912年，作为国民政府首批公费留学生赴法国留学，就读巴黎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19年获里昂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上书广东省省长陈炯明，提倡避孕节育，被斥为“精神病”。1921年至1926年，受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任，任北大哲学教授。1926年公开出版《性史第一集》，遭报纸杂志声讨。1927年至1928年在上海开办“美的书店”。其时，书商大肆翻印《性史第一集》，同时以张竞生的名义抛出各种《性史》续集，内容淫秽不堪，张因之名声扫地，成为众矢之的。1928年至1933年再度赴法，翻译并出版《忏悔录》《歌德自传》等著作。“文革”伊始遭红卫兵批判，1970年于深夜读书时猝死。
张竞生在北大的六年，即1921年至1926年，是他一生的黄金时代。他在逻辑学、民俗学、人口学等多种学科的主张，大都产生在这个时期。或著书立说，或演讲社交，坐能坐得住，跑能跑得开，一时间，张竞生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出尽风头的人物。
那时的北大，蔡元培任校长，思想自由，百花竞放，学术空气十分活跃，各种学派异彩纷呈。张竞生的成名得益于这样的氛围和土壤。张竞生在北大任教的主要课程有：行为论、逻辑学、风俗学、相对论、孔德学说、社会主义、行为论史、逻辑学史等，并在中法大学、北京孔德学校讲授实验哲学和孔德学说，还经常应邀到“女高师”（即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演讲。
1922年3月，北大校园绽放出一朵奇异的情爱花絮，生物系主任谭熙鸿教授在丧妻后，没出一个月和其小姨子陈淑君（当时为北大学生）结婚。陈淑君在广东的恋人沈原培闻讯后心如刀割，立即赶赴北大，逢人便痛斥谭熙鸿枉为人师，陈淑君水性杨花。沈原培又利用报纸大造舆论，北大校园沸沸扬扬，人们对谭、陈的婚姻抱指责的态度。
张竞生自有一套看法。他和谭熙鸿平素因性格不合，来往极少，但在这件事情上，他支持谭熙鸿和陈淑君。他认为长期被封建礼教束缚的中国人，包括这所名牌大学的一些教授不懂爱情为何物。晚上，他独坐寓所，耳畔还响着白天人们指责谭陈的那些污言秽语。他想，如果从他和谭的交情上讲，根本没必要站出来替他们说话，但这是涉及整个民族的伦理道德观念问题，凭他的学术良心，凭他几年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他必须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阐明正确的观点，以挽救这人性蒙昧千年的中国。于是，他取过案头的稿纸，写下一个文绉绉的题目：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
1923年4月29日，《晨报副刊》发表了张竞生的这篇文章。他在文章中提出了著名的“爱情四定则”：一、爱情是有条件的； 二、爱情是可比较的； 三、爱情是可变迁的； 四、夫妻为朋友的一种。以此四项衡量，则谭陈的婚恋是无可指责的。这篇两千多字的文章，竟然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的爱情观大讨论的导火线。仅在两个月中，就有包括梁启超、鲁迅、许广平等人在内的六十多位读者撰文参加讨论。大部分人不赞成张竞生的观点。有的讨论文章以嘲讽的口气问张竞生：“既然张先生这么懂爱情，那么你的爱情肯定完美无缺了，可否撰文披露以供我们分享？”可事实上，张竞生并没有完美无缺的爱情。
父母包办给张竞生娶了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姑娘，现在仍然远在老家广东饶平县。张竞生和她举行婚礼后，就到北京读书，后去法国留学，两人既没有在一起生活，也根本谈不上爱情。
一个多月来，张竞生密切注视着《晨报副刊》上发表的讨论文章。这天他看报纸，突然眼睛一亮，像溺水的人抓住一根木头。楚崇石女士的这篇文章完全赞同他的观点，并愿引他为同志，共同向封建婚姻讨伐。张竞生当即向她复信，对她的支持表示感谢。楚女士也很快回信，说她从小崇尚革命，在十几岁时，曾与上海的革命党人有过来往。张竞生又回信告诉她，自己是同盟会早期的会员，参加过在北京营救汪精卫出狱的行动和武昌起义后的南北会谈，还曾奉孙中山之命，携巨款购买枪械资助过烟台“独立”等。
楚女士很快又回了第三封信，进一步表示对张竞生的崇拜。信末谈到，她愿和张竞生过情人生活。读到此，张竞生不禁心跳耳热，暗想，自己莫非遇上蔡文姬、班昭、红拂转世？
第四封信，楚女士热情地邀请张竞生去山西太原她教书的学校，然后结伴共赏云冈石窟和晋祠等名胜古迹。张竞生极喜旅游，恨不能立即插翅飞到太原，可是，一想到他眼下正全力以赴地撰写和讲授哲学课《美的人生观》，就只好放弃了太原之行。由于他急于见到楚女士，便写信邀请她到北平，并寄上自己的一张照片。很快，楚女士也寄来自己的玉照。张竞生一看，是一副鉴湖女侠秋瑾的打扮。
1923年夏某天，楚女士出现在北平火车站。迎接她的张竞生见她面容冷峻，腰挂一柄长剑，也不感到奇怪。张竞生把楚女士送到中央饭店，他在这里预先订了一个房间。为了告诫约束自己，张竞生接站前在自己的上衣口袋里塞了一张“勿肉交”的纸条。待进入房间后，楚女士那边眉飞色舞，暗送秋波，但张竞生摸摸自己口袋中的纸条，始终不为所动。
第二天，张竞生因赶写《美的人生观》的讲义来得很晚，楚女士果然已经等得猴急了。张竞生正要道歉，楚女士将一团很旧的棉花塞给张竞生，也不说用途，经过再三询问，张竞生才明白这是用来避孕的东西。
张竞生曾在1920年留法归国后，给广东省长陈炯明写过一份在全省推行节育优生的建议书。当时，中国各路军阀都在招兵买马，扩充力量，自然是盼望人丁兴旺，多多益善。所以，张竞生的言行被陈炯明骂为“精神病”。几年来，张竞生初衷不改，经常在报刊发文宣传自己的主张。于是，张竞生在中国就有了节育大师的头衔。1922年4月，美国著名的生育节制专家山格夫人访华，应邀到北大讲学。蔡元培校长在《北京大学日刊》头版刊登启事，并亲自主持19日山格夫人的报告会。蔡元培让胡适担任翻译，让张竞生在主席台上作陪。主席台上只有蔡校长、山格夫人、胡适、张竞生四位，所以，人们一看便知张竞生是什么角色。
可是，眼下节育大师张竞生却不知中国的年轻女子在用又脏又旧的棉花球避孕。“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张竞生只能在心里无奈地调侃。
张竞生从1912年至1920年在法国留学，正赶上西方性解放的浪潮，巴黎盛行猎艳的风俗，张竞生有过不少艳遇，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美好记忆。而楚女士是他在中国的第一个情人，相比之下，中西有着天壤之别。楚女士是一位小学教师，从小生活在江南水乡，却没有一点儿讲卫生的习惯，内裤脏得像锅巴，嘴巴臭得像厕所。说起话来态度蛮横，让人感觉不到一点儿女子的温柔。
那一年暑假，张竞生计划到内蒙古做一次旅行，而《晨报副刊》上关于爱情问题的讨论尚未结束，使他不能成行。他找到报社编辑孙伏园，请他快点结束这场讨论。孙伏园让他就读者提出的问题做一次总答复，也算是对这场讨论的总结。于是，张竞生写了万余字的长文，分两次在《晨报副刊》上登出。这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爱情观的大讨论便宣告结束。
张竞生本打算讨论结束后到内蒙古旅游，顺便送楚女士回她任教的学校，可是，楚女士因为和他吵了几次架，便不辞而别，先期而去。张竞生独自来到内蒙古的草原和沙漠。大自然辽阔雄浑的气势，让他一时忘记了恋爱失败的烦恼。有时他躺下来，望着蓝天白云发笑：别人称我是节育大师，爱情专家，可是，我一出马就败下阵来。看来，实践和理论之间有着多么遥远的距离呀。
张竞生结束了内蒙古的旅游，回到北大。他没有想到，北大早有一位女生在日夜盼望着他的归来。她是哲学系的朱嘉霞。
朱嘉霞家里很有钱，父母赶新潮，送她来北大读书，目的是让女儿荣耀门庭，却没有料到，四年的新式教育培养出来的是一位摩登女子，开始反叛旧式的家庭。当父母稍有觉察时，便立即按传统的做法，将她嫁给一位小官僚。朱嘉霞感到，父母这是把她送入旧式婚姻的牢笼中做一名囚徒。
朱嘉霞与丈夫毫无感情而言，性格和志趣也格格不入。20世纪20年代的北大，新潮激荡，充满了反叛精神，而作为小官僚的丈夫却是竭力稳定和维护现存的政权。小夫妻之间不只陌生如路人，简直如政敌。可是，每到晚上，朱嘉霞还得充当政敌的泄欲工具。完事后，丈夫呼呼大睡，犹如死猪，而朱嘉霞却陷入屈辱和痛苦之中。每当这时，她的眼前就浮现出张竞生讲课时的潇洒风度。有时想到张竞生说过的一些幽默风趣的话，不由得笑出声来。那神采飞扬的举止，抑扬顿挫的语调，新颖独特、石破天惊的观点，让她豁然开朗，心潮起伏。她对他产生了共鸣，心灵已经融为一体。几年来，这位30岁出头的教授虽然未曾和她坐下来谈过一句话，却成了她时刻眷恋着的青春偶像，让她佩服得五体投地。
张竞生从内蒙古旅游归来，接到朱嘉霞的电话，说要向他请教学问，约他会面。说实话，张竞生平时并未注意到这位女学生，但他答应了。
朱嘉霞迈着轻盈的步伐在一棵垂柳树下见到了张竞生老师。寒暄一番，便说她来请教爱情问题，对此张竞生也不奇怪，在那场关于爱情观的大讨论中，他已被称为这方面的专家。张竞生诲人不倦地向她分析爱情的哲理，充满热情，但朱嘉霞似乎并不以此为满足。
朱嘉霞是以看京剧为由离开丈夫的，估计剧已散场，便和张竞生分手了。回到家里，丈夫见她一脸喜色，建议她以后多去看戏。朱嘉霞正中下怀，翌日，趁丈夫不在，又打电话约张竞生见面。他们又先后来到昨天那棵垂柳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