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平时关注我的同学，一定注意到我最近卷入了一场争论。关于药家鑫案，我在微博上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借着这个机会，我解释一下我为什么不安，也澄清一下许多人对我的误解。
关于这个案子，2010年上网的时候，我注意到了。心想这学生真是残忍，怎么会这样呢？不但不救人，还杀死已经被他撞倒的人。我承认，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这人可以死了。我非常恨他的凶恶和残忍，不管他出于什么理由杀人。按现有法律，就案情本身而言，他应该会被判处死刑。另一方面，我对被杀的那位农妇，也非常痛心。只是今天中国的悲剧，实在太多，这个新闻我看一看就过去了，没有深究。这个漫长的转型期，已经将中国人异化为一个特别的物种。有毒食品让我们肉体上百毒不侵；连绵灾难让我们精神上麻木不仁；煤矿死多少人有指标，多死几个人那不叫死人，那叫超标。前些天，我听我的一位老师谈起，他和某市的城建局长聊天，那局长负责拆迁，说希望能建立一个拆迁死人指标，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在有些官员那里，老百姓的命是不值钱的。难怪前些年有官员发话：“哪个地方拆迁不死人？”
接下来是到了2011年4月份，网上突然有了关于药家鑫杀人案的讨论，而且夹杂着有关废除死刑的讨论。当时我便很奇怪，怎么会将药家鑫与废除死刑放在一起讨论呢？如果真要讨论废除死刑，这一定不是一个好的时机。即使是凭借直觉，也是可以得出这个结论的。虽然没有特别留意，但我还是简单关注了相关讨论，开始真正关注这个案子。
我承认，如果只是从个人感情来说，我非常恨他，也认为法庭会判他死刑。我承认，按现有法律，药家鑫如果被处以死刑，我毫无异议。但是另一方面，几乎所有人都在喊杀的场面完全吓住我了。绝大多数人都不容置疑地说，药家鑫必须死，喊出“药不死，法律死”的口号。当萧瀚等人表达了不同意见，而被骂得狗血淋头，甚至受到激烈的人身攻击时，有人说，你们认为药不当死，如果真没死，就要夺你的命了。这个时候，我觉得有必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话了。有几个学者出来谈宽恕，我觉得也不是什么恶事。为什么要讨伐干净，一个种子都不留，为什么不让有不同意见的人将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为什么认为持不同意见便是得了好处呢？至少我相信萧瀚，同时也知道自己是没有收受任何钱财或被人指使的。人们为什么不能够坐下来交流？也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我说“比死刑更可怕的是不宽容”。
我当然知道这个时候，站在民意的对立面来表达意见就意味着某种危险。但我看到了这个社会的另一种危险，这让我不得不站出来说话。就像后来有人留言给我说，如果知识分子说的话，都和老百姓一样，要知识分子做什么？通常的讨论，是抛砖引玉，我是抛砖引“砖”，抛砖引“刀”。有人说，熊培云家要盖房子，所以“草船借砖”来了。这砖运不回家，我和船都先沉了。那些天，我受到的攻击，完全出乎我的想象。
而且，这场谩骂让我进退两难，进退失据。我上网十几年，一向是很节制的，被人骂的这一关早就过了，从不对网友报以恶意。同时我也看到了，这些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过去别人骂我，是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愚蠢。而这次，骂得我很心痛。因为骂我的人，不管多激烈，我还是认为他们是有良心的人。包括前几天在凤凰卫视做节目，我的一个感觉是，当良知（道德激情）与理性争辩时，良知（道德激情）总是会占上风。因为坚持理性的人，无时不受到来自自身感情的折磨。
而且，这个事情让我内心充满了矛盾。从感情的角度来说，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一个农妇，一个两岁孩子的母亲，被一个公子哥开车撞了，而且还被连捅了八刀，如果大家还不愤怒，还不起来声讨，那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希望？所以，我说那些希望法律能判处药家鑫死刑的人，是中国的良心。这说明中国人没有麻木，还有正义感。而且，就出身而言，我的父母都是农民，我知道底层社会的所有艰辛。我的祖母便是因为没有及时得到治疗，病死在故乡的山坡上，当时我孤独的父亲用板车推着她，这是我一生的痛。十多年前，我在央视“3·15”晚会看到某个地方的农民被人骗买了些假种子，结果颗粒无收。当时是在女朋友家里，眼泪夺眶而出，我也夺门而出，怕失态。下楼后，我躲在一个自行车篷里，大哭了好久。我觉得世界上没有比将假种子卖给农民，骗他们满怀希望地劳作，却又颗粒无收更恶毒的了。我想，这样的情感，同样可以放在张妙身上。我不太爱说自己的私事，在此只是想强调，就良心而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差不多。
只不过，生活的磨砺，理性的成长让我慢慢节制了眼泪，我不再是二十岁的青年。我曾经说，哭泣，是我活着的证据。但我同样相信，理性，独立的思考，证明我的存在。我们这个国家，多大的苦难，最后都是哭泣一场，一了百了。然后等着下一场哭泣。我不相信“多难兴邦，眼泪救国”，对于一个学者来说，他必须拭干自己的眼泪，保持目光明亮，不要被一场痛哭消磨了斗志。像汶川地震一样，大家抱头痛哭一场，作鸟兽散，街市依旧太平。我们的政府，有没有出台一个关于确保中小学校舍建设安全的法律呢？没有。哭完了，这个悲剧，这个公共事件也就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