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我们能不能从现在总量扩张型这样的增长模式初步向消费拉动型的增长模式转变，这恐怕取决于我们的收入分配改革能不能有个突破。
第二个，很重要的就在于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模式向市场主导型的增长模式的转变。因为我们现在的出口行业的增长，其投资出口和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直接相关联。
第三个，能不能实现从以总量为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向公共服务为中心的中央地方关系的转变。
第四个，更实质的就是国富优先还是民富优先。
如果在这个拐点，这四个方面能够有所突破或有所改变，战略也好，体制也好，初步形成追求公平可持续的导向，那么未来是乐观的。
邱震海：与中国经济增长回落这个过程同时发生的还有另外一个过程，那就是中国的社会矛盾。坦率地讲，中国的社会矛盾这几年在不断上升乃至有所激化。在中国经济出现回落之前，中国的社会矛盾能不能舒缓，我想这是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有关这个问题我们在北京现场请出国家行政学院的丁元竹教授。如果中国经济出现一个增长回落或者拐弯、刹车，中国的社会矛盾会向何处发展？
丁元竹：如果经济出现回落，一些社会矛盾会凸显出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经济回落的同时财政收入会有所减少，另外就业会受到很大影响，这两个问题是影响社会形势、社会稳定、社会秩序非常关键的问题。从“十五”到“十一五”，我们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医疗保障、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工作，经济的高速增长、财政收入的大大提高推动了这个领域的发展。经济出现回落，会对已经建立起来的和正在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产生很大影响。另一方面，我想是不是可以换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就是这些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从十五开始，政府在社会领域，在社会组织的建设、社会体制的改革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今年以来，各地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这些对于预防经济回落时期可能出现的社会矛盾会有很重要的作用。
邱震海：到底是我们所做的工作届时可能会舒缓社会矛盾，还是届时我们难以舒缓社会矛盾，您的前瞻性预测是什么？
丁元竹：我认为是可以舒缓社会矛盾的，因为从现在的整个工作重点尤其是“十二五”的工作重点来看，把人力资源、社会资金等投入到社会领域，对于舒缓这些矛盾是非常重要的。
迟福林：讨论社会矛盾的时候，恐怕我们有两个大前提。第一，中国现在社会的阶段性特征特别突出，过去解决老百姓温饱问题是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人的发展尤其人的住所的发展成为一个突出的矛盾。第二，社会矛盾的变化特别明显。过去私人产品如吃饭穿衣等的短缺是突出矛盾，现在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产品的短缺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矛盾。在这个背景下，问题的解决在于能不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能不能通过公共需求的变化，把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服务解决得好一点，让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服务以及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我的看法是，不在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到了8%左右会出现多大矛盾，而在于经济转型、社会转型能不能紧密结合在一起。我们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确实比较严重和突出，但是又不能够夸大它，只要经济转型、社会转型能够紧密结合在一起，满足社会公共需求，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这种社会矛盾、社会风险。
张燕生：首先来讲，我们说在未来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明显减缓，相信今后我们所面临的社会矛盾、经济矛盾以及其他各方面的矛盾会非常突出。
今天我们应该问自己，我们的社会公平、扩大内需、绿色转型、缩小贫富差距、鼓励创新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等所有这些问题，对于未来的五年来讲，哪一个是牛鼻子，哪一个是未来最关键的？我个人还是认为所有因素中，供给转型升级最重要，也就是能够继续保持经济快速稳定持续的增长是最重要的。正如刚才我们所讲到的，目前最大的问题也就是未来的五年中，企业低成本优势告一段落，如果新的竞争优势不能形成，我们就一定会减速，如果当时减速，就一定会导致失业的增长和企业破产、停产、转产的增加，进而导致竞争对手施加给我们的竞争威胁越来越尖锐，社会矛盾、绿色转型和扩大内需等所有矛盾会集中体现。因此我个人认为，目前供给端的转型升级是牛鼻子。
邱震海：如果把迟院长和燕生兄两位的观点做一个粗浅的总结，那么燕生兄还是主张相对来说速度更重要，迟院长则认为更重要的是结构调整。
迟福林：对，我的看法是关键在于转型，在现在保持两位数增长的情况下，我们看到高增长激发了很多社会矛盾，比如环境污染问题。在重化工业领域，地方政府主导型的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对环境污染所引发的社会矛盾是在增加而不是在缩小，在很多重化工业领域，就业不是在增加，而是在减少。所以，快速增长下积累的社会矛盾、社会风险我们现在一定要看到。我想，这更根本的是一个发展方式问题，现在老百姓的公共需求变了，更多地需要教育、医疗、就业、收入分配、住房保障，重要的是满足或者适应需求变化的供给。
邱震海：未来五年或者三到五年，中国社会在及时舒缓社会矛盾和结构的调整方面孰轻孰重，我们来听听丁教授作为社会学家的观点。
丁元竹：我从1998年开始进行中国社会形势、社会秩序、社会稳定的研究，其中收入分配、下岗失业、劳资关系等都是长期困扰社会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有时候非常尖锐，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也表现得非常尖锐。例如，从2013年5月到现在，社会上存在很多尖锐的矛盾，包括拆迁引发的自焚和群体事件等，这实际上跟个别地方的经济加速扩张有很大关联。所以，我觉得增长非常重要，没有增长就没有财政基础来支持改善民生、提供公共服务。但是如何在增长过程中处理好这些矛盾，如何更加和谐地解决增长过程中农村的征地、城市的房屋拆迁以及劳资关系等，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不能简单地和经济增长混在一起谈，要区别对待，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今后五年不仅应该把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社会服务作为我们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也应将其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建设来推进，这是非常重要的。
邱震海：那么未来三到五年，无论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是社会管理，要保持一个长期平稳的过渡和发展，到底有哪些可以操作的良方？
张燕生：首先来讲，我觉得速度背后是调结构，调结构现在有什么矛盾呢？
一方面，我们今年的工作重点是要稳物价。稳物价和调结构哪个更重要呢？我认为结构最重要。那么怎么能够实现它呢？那就是我们在稳物价、紧货币的时候，应对调结构的钱不能差。解决社会发展是一个成本增长型的活动，那么成本增加型的活动和调结构之间应该怎么平衡呢？我个人认为，社会发展很重要，但一定要在调结构的基础上不断改善民生。
另一方面，扩大内需很重要，因为我们的供给要调整为适应需求发展的结构。实际上，需求管理政策应该让位于供给管理政策，也就是说，供应管理政策包括大幅减税政策对调结构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绿色转型和调结构又是什么关系呢？绿色转型也是成本增加型的活动。而成本增加型的活动要在一个更有效率的结构基础上来实现，因此我们会发现，各种矛盾最有效的化解方法是调结构。所谓调结构，就是把我们的供给结构调到一个更有效率的基础上，在未来的五年，应该在调结构这个方面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我认为这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中之重。
邱震海：我们听一下迟院长的意见。迟院长，您同意刚才燕生的意见吗？另外，您的药方是什么？
迟福林：我的药方重点是开反腐药。
第一，把拉动消费作为最大的结构调整，未来的三到五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应该从现在的48%提到52%左右，或者52%以上。居民消费率应该从现在的35%提高15个点，达到50%以上，初步形成消费主导的格局。拉动消费应该成为中国最大的结构调整，也是社会转型、经济转型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第二，收入分配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需要有个课题，而且要尽快出台。目前的这种收入分配状态应该逐步有所扭转。财税体制改革方面，财政收入常年成倍于GDP增长的局面需要改变，这样才能够形成或者初步形成民富优先的发展导向。
第三，重要的是确立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如果这样的政府转型没有突破，很多问题是难以解决的。
邱震海：好，我们再听听社会学家丁元竹教授的意见，丁先生，从舒缓社会矛盾的角度，您觉得刚才两位经济学家所开的这些药方是不是足以在未来三到五年中舒缓社会矛盾，还是您有另外的药方？
丁元竹：我觉得他们开的药方非常好，但是我也有自己的药方。这就是一个药方三味药。
第一点，我觉得，在经济出现低迷、经济发展速度减缓的情况下，要应对社会矛盾，首先应该对社会风险进行管理。社会风险首先来源于它的风险群体，如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边远地区人群，这些群体在经济发展出现困难的时候是最要关注的，要保证他们的基本权利和基本生活条件。因此，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体系尤其重要。
第二点，在社会矛盾比较多、社会秩序出现问题的时候，使群体与群体之间、社会与政府之间加强沟通，加强了解，建立这样的一个机制，也是非常关键的。尤其是要让老百姓参与到一些涉及他们自身利益的决策过程中。从我个人最近一年来对各界的调研看，这对于缓解矛盾非常关键。有些矛盾本来是很简单的，但是由于缺乏沟通和了解，矛盾往往会激化，所以要建立一个沟通机制。
第三点，需要建立一个合理的利益机制。这就涉及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加强顶层设计的社会体制改革。对于社会体制改革，我认为最核心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应该向建立一个合理利益关系的方向调整，对于这个合理的利益关系，我同意迟院长刚才讲的，包括收入分配、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和财税体制的改革。但是我个人认为，“十二五”时期要完全完成财税体制改革可能还是有困难的。第二个问题是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体制，要解决好一些涉及公众利益的公共事务，这个也非常重要。我觉得，十二五时期把这些问题解决好很关键。
邱震海：从善良的愿望出发，我们真的希望“2015或2016年中国经济将会出现回落”是一个伪命题。然而我们不能因为它有可能成为伪命题就忽略它会成为一个现实命题的可能性。无论如何，未来三到五年，中国如何处理经济增长放缓以及社会矛盾上升的问题，我想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
也许你会认为我们今天提出的命题是杞人忧天的，然而坦率地讲，未来三到五年中国经济会不会回落，以及中国经济一旦回落，现有阶段不断上升的社会矛盾会不会继续激化，这确实是非常需要我们严肃讨论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我们不是杞人忧天，而是未雨绸缪。
三、中国经济放缓：窗口期已提前来临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的研究结果，2015年前后将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窗口期。什么是窗口期？这本是一个源自医学领域的术语，并首先来自对艾滋病毒的检测。
有关艾滋病毒的常识告诉我们，多数人在感染艾滋病毒后有3~12周的“窗口期”，在此期间，人体仍在产生艾滋病毒抗体，但这些抗体尚无法测出，只能通过核酸检测确认病毒感染。这最初的感染期感染性最强。三个月后，即在感染者体内产生足够抗体后，应进行复检，以证实初检结果。
以此类推，所谓经济放缓的窗口期，应该是指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但还没有实质性显现，或还没有被人们实质性地感受到。就像本书前面提到的“刘易斯拐点”（亦即劳动力无限供应出现拐点），按照学者们的分析，这其实早在2004年就已经在中国出现，只不过当时大多数企业或家庭并没有感受到；而等到大多数人发现民工春运后不回来时，则似乎已是2008年的事了。因此，2004—2008年可称为中国劳动力减少的窗口期。
2011年前后，学者们研究的初步结论是：至2015年前后，也就是“十二五”末、“十三五”初，中国将进入增长速度回落的窗口期，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可能下一个较大台阶，由近些年的10%以上的增长率下调至7%左右。增长速度下降将伴随着增长动力和经济结构的实质性改变，并可能带来某些难以预料的挑战，从而对发展方式的转变提出包括时间上的紧迫要求。
学者们在研究了日本、韩国等国的经济发展历程后得出结论，在高速增长期后增长率下台阶是一个规律性现象，这一现象往往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经济增长率通常在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时下台阶，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中速增长阶段，增长率下降幅度约30%~40%。
第二，在经济增长率下台阶前后，产业结构会发生重大变化。在下台阶以前的高速增长期，工业产出比重持续上升并保持在较高水平；而下台阶后伴随的往往是工业产出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则相应上升。
第三，在经济增长率下台阶前后，总需求中投资与消费结构也会发生显著变动。在下台阶之前的高速增长期，投资比重持续上升；下台阶后，投资比重随之下降，消费比重相应上升。
第四，经济增长率下台阶前后，城市化推进速度也会相应变化。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而经济增长率下台阶后城市化进程也将逐渐放缓。
日、韩等成功实现追赶的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表明，转入中速增长阶段并不仅仅是增长速度的改变，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的大幅度变动，即工业主导逐步转为服务业主导；相应地，投资比重下降，消费在需求增长中的份额上升；经济增长逐步进入以创新和服务为主驱动的轨道。在这个调整过程中，人均GDP仍然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