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去年吧，2003的秋天，在南太平洋的一个国家；
我记不准确是澳大利亚，还是新西兰了，发生了一件闻所未闻的趣事。
当时，记住了那个画面，也记住了那个情节，但是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堪培拉，还是惠灵顿，忘得千干净净。因为只是电视台国际新闻中的一则花絮，三五镜头，一闪即过，来不及留下更多印象。但这则“放屁课税”近乎天方夜谭的海外奇闻，每一想起，不觉莞尔。
夫放屁者，乃一种生理本能。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谚语，“管天管地，管不了拉屎放屁。”说明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是不能管也管不住的。可是，在电视新闻中看到，那是人家经过国会通过的正经八百的法律条例。凡在他们领土上，屁，只要放出来，就要向国家缴纳一定的税费。
“你干什么去？”
“我去缴税。”
“缴什么税？”
“缴放屁的税。”
这段对话，在南太平洋那个国家，不足为奇。但在神州大地，足可以纳入《笑林广记》，发一大噱。
在我们中国人看来，这件事情本身，具有很大的笑话成分。但在堪培拉，或是惠灵顿，对提出这项税收法案的人，对议会中代表各个利益集团进行唇枪舌战的人，对必须因这项法案实施以后要掏腰包的纳税人来说，却一点也不觉得奇怪，更不认为是一则笑话，而是很认真，很严肃地进行讨论，付诸表决，三唱投票，制定法案。
我们所以觉得好笑，因为在中国人的习俗文化中，对于“吃喝拉撒”的“拉”和“撒”，这“撒”中自然也包含屁的释“放”，自古至今，是不太在意的。中国人讲究“进口”，中国的美食，世界第一，但中国人不讲究“出口”，中国的厕所，世界第末。因为中国人对肛门中排泄出来的固体也好，气体也好，从来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绝不会，也不能，更无法，将其当回事的。人尚如此，遑及其他。
但在南太平洋那个属于西方世界的国家里，却小题大做，竟将牲畜放屁问题，列为国家大事，拿到议会的上院、下院里来。可见文明是一种逐步的积累，是一种渐进的演变，是一种慢慢提高的认识过程，你没有开化到不能忍受空气中有太多的屁味，你就习以为常，你就安之若素，你自然就觉得人家当回事为好笑了。
我们北半球的秋天，正好是南半球的春天。春天，圈养了一冬天的牛，便要放牧到绿树成阴、芳草芊芊的牧场上，自由觅食。因为那则电视新闻一闪即过，我始终没弄清，这浩浩荡荡的牛群，是由于进食新鲜牧草的缘故，消化不良，产屁特多？还是由于这四条腿的动物，随便走动，到处放屁，使得这种难闻的甲烷气，扩大范围了呢？总而言之，环保主义者通过所收集的大气样本，化验分析，证实牛群所放的屁，造成相当严重的环境污染。
一条牛，充其量，能比一台汽车所制造的尾气还严重吗？
我不禁思忖。
后来，我翻了翻资料，据1985-1986年度的官方统计，这一年，澳大利亚共有牛2306.5万头，我哑口无言了。在他们那里，牛，及牛肉，皮革制品，是该国的主要产业。那规模绝非我们这个小农经济、畜牧业不发达的国家，所能望其项背的。试想这两千多万头牛一起放屁的话，那“雷霆万钧”之威，那“排山倒海”之势，是不能不当回事的。可想而知，生活在这种充斥着大量牛屁的环境中，如果你不是涉及到利益的饲养业者，这项关于放屁课税的法案，肯定会得到你的支持。
果然，这项海外奇谈的法案，获得通过。
于是，农场主大哗，他们赶着成千上万头牛，来到议会大厦门前，进行示威抗议。我在荧屏上所看到的，正是这些四脚扬蹄，哞哞吼叫，放屁惹祸，制造污染的动物，向议会蜂拥而来的画面。当时，看电视新闻的我，觉得很搞笑，很滑稽，很有点闹剧意味。然而，又不能不思索，这场争拗所涉及到的问题，攸关大气环境，攸关人类生存，攸关可持续发展，绝非一笑了之的事情。
据说，在地球的白垩期之前的中生代，恐龙是这颗星球的主角。后来，谁也弄不明白，因为什么缘故，在六千万年前的某一天，这种生物突然灭绝了。科学家推断原因有多种，其说不一。但当中有一派论点，认为恐龙不是绝种于外星撞击，不是绝种于核爆炸，更不是绝种干食物短缺，而是这种庞大无比的食草类动物，大量向空气中排屁，使得地球终于成为一个沼气池，由于缺氧，恐龙一族，就在地球表面全部消失了。
所以，放屁事小，后患可畏，未雨绸缪，课以税收，是有其道理的。以此类推，想到了吹牛皮这个说来也是人类的弱点。当然，吹牛和放屁，是两回事，屁是放的，牛是吹的，两者排出的管道不同，排出的气味也不尽相似，但所起到的令人掩鼻而过的难堪，却是一模一样的。
因此，牛放屁，课税；吹牛皮，似乎也应该课税。
如夸，以文字为载体，以纸张印刷物出现的，有些评论家“吹”捧的文章，有些作家自我“吹”嘘的文章，有些记者和编辑“吹”擂的不实之词，有些由有关部门组织起来的纯系“吹”法螺性质的座谈讨论，其可信度已接近干零。
以上这些台面上吹拉弹唱，台面下流言蜚语，圈子里拉帮结派，圈子外起哄架秧子，全部文坛话语，其“乌烟瘴气”，其“云山雾罩”，其“扑朔迷离”，其“狗戴嚼子——胡勒”，一言以蔽之，基本上也和牛从肛门喷发出来的气体差不多。
在我熟知的文学领域里，这种吹吹复吹吹，屁屁复屁屁的沼气池状态，也颇令人窒息。呜呼，中国文学之沉沦，之物欲横流，之权、钱、色相交易，真令人目迷五色，匪夷所思。
为什么评论家敢于如此猖獗地“吹”？为什么作家竟能如此恬不知耻地“吹”？从海外这则奇闻，我终于找到了根本原因，一句话，都是“吹牛皮不上税”，才使得他们放开手脚，肆无忌惮，大干特干的。
如果，猴年马月之后，文明进步到一定阶段，道德规范到一定水平，某位评论家因为欠了某位美女作家的脱裤之情，要为她的一篇实在不怎么样的作品，说到好得不得了的程度，必须先跑到税务局去，缴纳吹牛费若干，领到一纸限吹一次或多次，限吹为佳作或杰作的执照，然后，方可为吹鼓手。
也许那样一来，作家和评论家要掏钱付费吹牛，会稍有收敛，说不定能有“玉宇澄清万里埃”的一天。但这是永远不能实现的梦，吹牛上税，要比放屁上税，大概更为困难，因此，对于当下的文学沼气，还要作长期忍受的准备。
话说回来，文人好吹，爱吹，也是自古以来的通病。
那是不学自会、无师自通的本领，正如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牛好放屁一样，属于本性所至。吹牛谁不会，但若细品中国文学史上，那连篇累犊形形色色的吹，恐怕也不能一概抹煞。有货真价实的吹，有假冒伪劣的吹。前者为叫卖，归于商业的正当经营业务；后者为诳骗，绝对是在取缔之列的欺诈行为。如同我窗前的早市一样，所有摊贩，无不发出最强音，无不吹自己的菜好价贱，然而，你在购买时，还是小心为好，免得上当受骗。
所以，牛分真假，吹分实虚，有得吹的吹，是吹，无得吹的吹，也是吹。因此，我更宾服古人的吹，尤其钦佩文学史上大师级的文人们，那种天无二日，独他为大的真吹和狂吹。杜甫《饮中八仙歌》记录下李白的吹，“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这种意气风发的吹，豪迈张扬的吹，能令人鼓舞，能使人振作，因为中国文人被中国皇帝整得实在太灰溜溜的了。李白这种不买账的吹，这种不把皇帝老子放在眼里的吹，哪怕在文学史上，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也让后世文人开心一大回。
当然，古人敢吹，气概非凡，因为他们拥有雄厚的实力基础，既经得起当时的推敲，更耐得起久远的考验，自信，是最大的本钱。不同于时下那些心是虚的，肚是空的，脑是死的，只有一张嘴是活的吹家，银样镴枪头，不经阵仗，纸糊的灯笼，一戳即破。
南朝刘宋时期，有一位康乐侯谢灵运，就大言不惭地声称过：“天底下的才华，加在一起，一共是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其余的文人，共分那剩下的一斗。”这番掷地有声的话，吹出口来，无论当时，也无论事后，没有一个人跳出来异议过。这说明他的吹，是真有本钱的吹，非四川话“充壳子”的吹，非上海话“拆白党”买空卖空的吹，可以相比拟的。
这位中国山水诗的鼻祖，《南史》称“每有一诗至都下，贵贱莫不竞写，宿昔问士庶皆遍，名动都下”。虽然，最后玩丢了自己的脑袋，被诬兵变，在广州弃市。尽管如此，人们对他的独得一斗论，无人质疑。数百年后，明代的陆时雍，在《诗镜总论》里：“熟读灵运诗，能争五衷一洗。”仍对他推崇备至。
古人之吹，由于自信。而自信，则基于自己作品所具有的生命力。今人之吹，在于虚火，在于阳亢，在于狂躁，在于昏懵，所以，折腾、跳梁、谵妄、作秀，像陀螺似转动不停，像叫驴似吼号不停，以补作品奄奄一息之衰势。而李白，在《与韩荆州书》中，吹得何其自得，何其从容，真让入神清气爽。他用不着派红包，他用不着拉弟兄，更用不着像时下那些小妹妹，用身体写作的同时，还要用身体去公关。
“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于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
这篇口气极大，心性极盛的文章，因为收录在《古文观止》里，是中国稍稍有点文化的人，无不稔知的。
公元731年（开元十八年），李白三十岁。人到而立之年，想做点事，一共写了两封求职信，一是给韩朝宗，一是给安州裴长史，好像事后都无回音。我估计，这两位地方官，倒未必因为他的吹，而不录用，更可能是由于衙门太小，怕容不下这等庞然大物而婉拒了。
据来人洪迈考据，这位裴长史不知何许人也。但李白给裴的信，要比给韩的信，写得更加直率些、放肆些，自我标榜，无顾无忌，该吹则吹，毫不收敛。
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长江汉，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常横经书籍，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前礼部尚书苏公出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因谓群僚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此肩也。”四海明识，具知此理。前此郡督马公，朝野豪彦，一见尽礼，许为奇才，因谓长史李京之日：“诸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澈，句句动人。”此则故交元丹亲接斯议。
他在信来说，“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许门下，逐之长途，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才使他到长安去谋更大的局面。因此我也想，文人张嘴求人，多难，如果再连这点吹的自由，而且都是实实在在的吹，也被剥夺，岂不太可怜了吗？
无论谢灵运自我感觉如何之好，也无论李白自我评价如何之高，牛吹了，但收效却不甚如愿，当然很没面子，这就是文人的悲哀了。你觉得自己是块料，在统治者眼里，用得着你是块料，用不着你连牛放的那个屁都不如。
于是，谢、李以后，千年以来，大多数中国文人，还是回到孔夫子的“吾不如老圃”求实谦逊状态上来。闹了半天，白闹；折了半天，白作；赚了无数的稿费，死了也带不走；
挣得天大的名声，追悼会开过，也就很快被人遗忘。便尽量地不自吹，不吹人，不说大话、狂话，胡话、乱话，把自己列为排行榜的老大，老子天下第一了。
清人陈康祺在《郎潜纪闻初笔》第386条《顾阎李诸公之撝谦》中写道：
亭林先生《广师篇》云：“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锡阐。读书为己，探颐洞洞微，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尔岐。
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山。紧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颙。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任臣。
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彝尊。”
一代宗师顾炎武，尚且如此尊重别人的长处，看到自己的不如人处。因而，吹和被吹，其实更是虚弱的表现，缺乏自信的表现，打肿了脸充胖子的表现。所以，我对当前文坛上甚嚣尘上的那些“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作品，对报刊上屡见不鲜的，同时有三尊菩萨、四条汉子、五个光棍跳出来，齐刷刷同声叫好的作品，“只当东风射马耳”，宁可失之交臂，决不轻易置信。
这些肯定没有缴纳过“牛皮税”或者“放屁税”的东西。
小看也罢，阿门！
